“蒙塔尤是一攤臭氣撲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材料，對于歷史來說，這滴水珠逐漸變成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微生物在這滴水珠中游動?！?/p>

年鑒學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勒華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其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商務印書館，2009）中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中寫下了這段既令人莞爾一笑，又似乎是研究者有感而發(fā)的經(jīng)驗之談。蒙塔尤（Montaillou）是位于法國東南部的奧克西坦尼靠近比利牛斯山脈的一個小山村，這個村子里的許多村民在13-14世紀因為傾向于一種名叫“純潔派”（Catharism，也稱為“阿爾比派”）的基督教異端思想而遭受宗教迫害。負責宗教裁判的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無疑極具調(diào)查事實的天賦，他極有耐心地弄清每一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區(qū)別誰是異端而誰持正信。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的資料，隨著他后來成為教皇本篤十二世而被保存于羅馬，并最終成為今日歷史學家珍貴的研究材料。發(fā)現(xiàn)了這筆寶藏的勒華拉杜里沒有辜負富尼埃，他借助富尼埃的材料，生動而詳實地還原了曾生活在蒙塔尤的那些富有個性的生命，讓將近八百年后的讀者在注視著這個小小的世界時，依舊能因為這些小人物的俏皮話而捧腹，為他們樸素卻深刻的人生哲學而嘆服。

這種超越時空的共情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貴體驗，能夠達成這種效果則有賴于一種人類學的敘事方法與歷史學研究的學科交叉。在今年的閱讀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不少類似的佳作。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譯林出版社，2007）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本。這本書基于對馬來西亞吉打州的賽達卡村的人類學調(diào)查，指出在經(jīng)歷了農(nóng)業(yè)機械化和綠色革命之后，原本村子內(nèi)的共同體被瓦解，而階級差距急劇擴大。不滿于此的村民采取的是一種日常的、非正式的抵抗手段，譬如虛假順從、假裝糊涂乃至小偷小摸和破壞行動等等隱蔽且無法根除的小伎倆，雖然無法根本上改變社會變化的趨勢，卻也能夠不斷縮小國家可用的政策選項，并以此表現(xiàn)出自己的政治參與感。這種日常的反抗，是只關注因具有戲劇性而被記錄于史料中的農(nóng)民起義的歷史學難以察覺的，但是卻更為普遍，更為持久，也能夠為農(nóng)民的生存帶來更大的受益。

高王凌的《中國農(nóng)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直接繼承了斯科特研究中所采用的理論并將其運用于中國社會，并指出國的農(nóng)民如何利用這些行動以達成同國家的妥協(xié)。類似的人類學調(diào)查志還有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國農(nóng)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和郭于華的《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前者關注江西的農(nóng)村而后者則將視線投向西北中國，二者都是相當具有可讀性的人類學-歷史學交叉研究。

人與人的關系是一段故事，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樣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大衛(wèi)·布拉克伯恩在《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huán)境變遷與近代德國的形成》（遠足文化，2018）中詳細地考察了德意志民族對其境內(nèi)自然環(huán)境的改造工程。萊茵河以北的德意志歷來都是沼澤與森林的天地。18世紀以降，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普魯士就致力于大規(guī)模排干沼澤，整治河道，以在有限的國土內(nèi)養(yǎng)活更多的民眾。普魯士之所以能夠踐行改造自然的理念有賴于其作為“經(jīng)濟的飛輪”的普魯士軍隊和龐大而精于統(tǒng)計與管理的官僚系統(tǒng)，二者在后來無疑都是普魯士得以締造統(tǒng)一德國的支柱。

改造河川是看得見的征服，而消滅疾病則是無硝煙的戰(zhàn)斗。劉紹華的《麻風醫(yī)生與巨變中國：后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wèi)城出版，2018）就以詳實的筆觸全景式地記錄了新中國根除麻風病的艱苦歷程。對于如此體量和人口的國家而言，在短時間內(nèi)幾乎消滅這種困擾人類上千年的頑疾至今仍是受全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在疾病防治中采取長時間，大規(guī)模隔離醫(yī)治這種“強制人道主義”的做法也對麻風防疫產(chǎn)生正負交錯的影響。

盡管不受控的河川和疾病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然而人類已經(jīng)征服了自然嗎？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中華書局，2017）中所描述的與自然環(huán)境相伴隨的周期性叛亂似乎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但是自然氣候?qū)τ谵r(nóng)業(yè)的決定性影響卻并不為人的意志所轉(zhuǎn)移。郭益耀在《中國農(nóng)業(yè)的不穩(wěn)定性（1931-1991）：氣候、技術、制度》（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運用了大量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圖表，令人信服地說明直到1990年代以前，氣候變化對于中國農(nóng)業(yè)收成的影響依舊是決定性的，因此三年困難時期更可能是“七點五分天災，二點五分人禍”。而這一趨勢直到1990年代后才被農(nóng)業(yè)技術的對沖所抵消。

人類學和歷史學的交叉之所以能夠造就這樣流暢而閱讀體驗極佳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科特點，另一方面也要感謝歷史學的敘事轉(zhuǎn)向。彭剛在《敘事的轉(zhuǎn)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的前兩章中清晰地概括了這一趨勢的特征及其給歷史學帶來的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在人物傳記方面最具有應用的價值。羅伯特·邁錫的《葉卡捷琳娜大帝：通往權(quán)力之路》（時代華文書局，2018）；阿德里安·戈茲沃西的《奧古斯都：從革命者到皇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馬克·莫里斯的《約翰王：背叛、暴政與“大憲章”之路》（中信出版社，2017）和梅里杜爾的《1917列寧在火車上》（貓頭鷹出版，2019）都是兼具可讀性和歷史學價值人物傳記作品。

若是想閱讀更重視歷史實證和研究的傳記，那么羅威廉的《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和黃宇和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都是不可錯過的作品。

以殖民與帝國主義為主題的研究亦有類似的佳作。今年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無疑就是亞當·霍赫希爾德所著《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貪婪、恐懼、英雄主義與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雖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在比利時國內(nèi)和歐洲卻是所謂“進步君主”的典范。然而，他卻又是所謂的“剛果自由邦”——這一史上最大“私人殖民地”的擁有者。《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就講述了這位披著仁慈外衣的暴君如何通過種種骯臟的手段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分得一杯羹（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非洲的心臟狠狠地咬上一大口）。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犯下的人道主義罪行在整個人類殖民史上也是罕見的，但諷刺的是，這些暴行被揭露除了要感謝勇敢地站出來的莫雷爾外，作者認為還是因為比利時在歐洲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對于比利時的群起圍攻事實上轉(zhuǎn)移了人們的視線，其他列強在全世界各地的屠殺和掠奪因此遭到忽視，或干脆直接被稱作“文明開化”。

在勞倫斯·詹姆斯的《烈日帝國：非洲霸權(quán)的百年爭奪史，1830-1990》（馬可波羅文化，2018）中包括比利時在內(nèi)的歐洲國家對非洲的統(tǒng)治與掠奪得到了相當全面的介紹。不過作者也并未忘卻英國廢奴運動的貢獻。關于土地掠奪與種族屠殺議題的長時段、全球范圍內(nèi)考察，班·基爾南所著《血與土：一部種族屠殺與滅絕的世界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值得一讀。作者回顧了從古希臘至今，人類屠殺同類的累累血跡?，F(xiàn)代文明事實上正是這些血所澆灌出來的，正如16世紀的西班牙墾殖者所言：“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水，那么就用印第安人的鮮血來澆灌他的田地?！边@一悲慘歷史的美洲版本，在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南方家園文化，2013）得到了極具有感情色彩的再現(xiàn)。

20世紀民族主義的覺醒敲響了帝國主義的喪鐘，各大帝國情愿或不情愿地開始了去殖民化的過程。各大殖民帝國各有其不同的命運，但從帝國淪為附庸國的日本無疑是其中最具戲劇性的。就日本如何走向和中國及美國的全面戰(zhàn)爭赫伯特·比斯克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zhàn)爭》（新華出版社，2004）和入江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是必讀的兩本經(jīng)典作品。日本對“ABCD同盟”（即美、英、中、荷四國）開戰(zhàn)的決定幾乎可以說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這種絕望的絕佳體現(xiàn)就是戰(zhàn)爭后期的“神風特攻隊”身上。但是與一般人認為的“神風特攻隊”是被洗腦的日本青年對國家的愚忠行為不同，大貫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聯(lián)經(jīng)，2014）中，在檢視了大量“神風特攻隊”隊員留下的手札和信件后指出，許多參與特攻的隊員事實上是東大、京大的精英，他們之中甚至掌握多種外語，并且大量閱讀西方哲學、社會學的原文作品。從他們的日記和手札來看，這些人既反對軍國主義日本，也反對資本主義的美國。這雖然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滲透力的極限，但也從反面說明在日本社會嚴格的同僚壓力中，縱使思想獨立馳騁者亦難以選擇自己的命運。而這些關于哲學與自我的思考，或許正是出于試圖逃避無法逃避之現(xiàn)實而留下的吧。

隨著日本的戰(zhàn)敗，曾經(jīng)的帝國淪為盟軍控制下的占領區(qū)。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zhàn)?。旱诙问澜绱髴?zhàn)后的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詳實地述及日本從戰(zhàn)敗到美國人強加的新憲法開始執(zhí)行期間，日本社會方方面面的變與不變。而面對重新成為美國重要冷戰(zhàn)盟友的日本，美日之間如何調(diào)試彼此的關系則成為又一難題。澀澤尚子在《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型塑敵國日本》（遠足文化，2017）中指出美國用“女性與兒童”的隱喻來合法化美國對日本的保護和教導，日本戰(zhàn)后的形象是美國國內(nèi)種族及性別關系變化所引起的思想轉(zhuǎn)型的產(chǎn)物，也是美國開始以世界強國的姿態(tài)對抗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主義集團的戰(zhàn)略產(chǎn)物。但是對于一般的日本人而言，麥克阿瑟那句“日本人只是12歲的孩童”只會引起些許的不滿，大多數(shù)日本人的心聲是：“如果民主就是電冰箱，那我們什么時候能用上？”

戰(zhàn)后日本的復興也確實令人矚目，傅高義的《日本新中產(chǎn)階級》（立緒文化，2015）就是對日本的高速增長時期，東京都郊外的一個中產(chǎn)階級社區(qū)的一份精彩的人類學考察。日本的工薪階層，也就是上班族所代表的新秩序不僅在大型組織上班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而是一種對其他人有著影響力的楷模。就社會的其他人來說，上班族提供了一種生活的典范，調(diào)和了西化與工業(yè)化的直接沖擊，其中庸，是足以實現(xiàn)的夢想；其現(xiàn)代，是值得追求的最高愿望。

然而日本本土的繁榮掩蓋的，是美國直接統(tǒng)治下的沖繩人的悲慘命運。加文·麥考馬克的《沖繩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就敘述了沖繩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受到東京和華盛頓的雙重歧視。沖繩人既無從享受高速發(fā)展帶來的經(jīng)濟利益，還不得不背負起不成比例的軍事負擔。當?shù)鼐用竦目範幰矎奈吹玫秸嬲慕鉀Q?？梢哉f沖繩至今依舊是日本的附庸地位和新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象征。沖繩，也就是琉球自有其作為“萬國津梁”的輝煌歷史，這在高良倉吉的《琉球的時代：偉大的歷史圖像》（聯(lián)經(jīng)，2018）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然而近代不容許絲毫模糊的領土意識導致了琉球“兩屬”狀態(tài)無法繼續(xù)，繼而遭到了日本的吞并，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關系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一書是對這一過程的全方位、系統(tǒng)性回顧。

除了美日這一極為特殊的帝國-附庸關系外，全世界大多數(shù)國家已經(jīng)（至少在形式上）擺脫了殖民統(tǒng)治最惡劣的形式。全球性的去殖民化趨勢也推動了所謂的“后殖民理論”的發(fā)展。從法農(nóng)和薩義德開始，后殖民理論的研究從英美文學領域擴散到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中。宋國誠的《后殖民論述：從法農(nóng)到薩義德》（擎松出版，2003）在導論部分相當全面地概括了這一學術傾向。不過，相對于一些比較優(yōu)秀的采用后殖民理論作為研究（或批駁）對象的歷史作品，例如瑪麗·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譯林出版社，2017）和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亞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左岸文化，2007）。

我更欣賞阿里夫·德里克對于“后殖民理論”中對于歷史虛化和過于依賴文本的批判理論。他的兩本論文集《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和《后革命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雖然讀起來相當晦澀，但阿里夫獨到的視角和思辨功力確實給人以相當?shù)膯l(fā)?？偠灾?，無論是怎樣的理論，都必須厘清基礎的概念，同時在詮釋上符合邏輯，遵循一定的限度。就這一問題，雷蒙·威廉士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巨流，2003）和艾柯的《詮釋與過度詮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將給我們予以啟示。

盡管批評者甚眾，“后殖民理論”還是具有相當?shù)膶W術價值。至少對我而言，其提出的“混雜”概念在研究19世紀中外關系時依舊是趁手的工具。舉例來說，P?r Cassel的作品Ground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就是混雜社會內(nèi)關于治外法權(quán)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治外法權(quán)一直被視作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中一個危害甚深的條款，然而事實上傳統(tǒng)中國在涉及外族的司法糾紛中一直秉持的是“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原則。尤其在清代，正如歐立德在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和鹿智鈞的《根本與世仆：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秀威資訊科技，2017）二書所述及事實，由于滿族在中國內(nèi)部就具有和漢人不一樣的司法地位，滿族所統(tǒng)治的帝國更是涵蓋了大量權(quán)利義務各異的族群，清朝在事實上不得不遵循的是一種多元司法的理念，也就是對于不同的民族可以采取不同的司法處理方式。這一原則同樣適用在對外關系上，清廷認為讓各國領事處理各國人民無論是傳統(tǒng)還是實踐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清朝所秉持的“屬人原則”由于歐洲（還包括日本）的濫用而遭到破壞，這種濫用才是治外法權(quán)被認為喪權(quán)辱國的原因。

外交層面上的禮儀問題也是如此，尤淑君的《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對這一問題提出了相當具有新意的討論。在混雜性的社會中，除了政治-外交層面的碰撞外，文化上的交融更是異彩紛呈。朗宓榭、阿梅龍、顧有信等編的論文集《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匯之變遷》（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和《呈現(xiàn)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為我們介紹了諸如“勞動”、“社論”、“邏輯”以及諸多自然科學名詞的引介過程。而新近榮獲列文森獎的雷勤風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麥田出版，2018）則圍繞著“幽默”這個概念，討論近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笑話與諷刺作品的歷史。這種混雜性在當代中國依舊矚目，彭麗君的《復制的藝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就是對此相當精彩的研究。

走筆至此，我已把今年讀過好書佳作大致梳理了一遍，當然也有一些值得一讀好書，比如梁柏力《被誤解的中國：看明清時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烏特·哈內(nèi)赫拉夫《西方神秘學指津》（商務印書館，2018）和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實在無法塞進敘事里，只好在此單獨列出。

雖然上文列出的這些書涵蓋不同領域，內(nèi)容千差萬別，但是終歸而言，是一種人與其所創(chuàng)造的結(jié)構(gòu)，無論這結(jié)構(gòu)被加上的是“社會的”亦或“自然的”定語。這一結(jié)構(gòu)對于歷史研究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中的論斷：“人類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他們自己不能選擇創(chuàng)造的條件，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人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那些已經(jīng)離去先輩們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世人的頭腦中?！边@一論斷時刻提醒著我既不要忽視每一歷史事件背后“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脈絡，也不要用今日的觀念對古人的決斷隨意地下達價值判斷。

歷史研究如同在千頭萬緒的結(jié)構(gòu)中截取一段薄薄的切片，正如勒華拉杜里在《蒙塔尤》中所做的那樣，這切片中，既得見個體之微，卻也不忘宇宙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