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在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上斬獲頗豐，導演阿方索·卡隆講述的墨西哥故事，初看平淡而克制，實則暗含深意。黑白畫面里，“墨西哥奇跡”凋敝時代的失落與挫敗感悄然沁入心底，一個家庭的故事，亦是一個國度的隱喻。 

鏡頭里，女傭人克里奧受雇于一個小有資財的中產家庭，男主人長期在外，女主人索菲扮演主心骨的角色。中產之家，其實在二戰(zhàn)后的墨西哥并不鮮見，它背后是一段經濟騰飛的黃金歲月。世紀之初曾與德國過從甚密的墨西哥人，在二戰(zhàn)時代站在了反法西斯陣營，他們在派遣部隊開赴前線的同時，還源源不斷向美國輸出勞工，緩解了后者勞力匱乏的燃眉之急。戰(zhàn)后，美墨享受了難得的蜜月期，“離天堂太遠，距美國太近”不再是墨西哥人的口頭禪，一連幾屆政府倚仗北方大國的慷慨投資與貸款，保持了年均經濟增長6%的強勁勢頭。相比于在瓦礫中重建的歐洲和東亞，墨西哥的確創(chuàng)造了奇跡：泛美公路與鐵路在全境延伸，一些不知名的小城市也擁有了機場，隨之而來的是財大氣粗的美國游客，他們的消費能力帶動了服務業(yè)飛速擴張，讓不少小商人賺得盆滿缽滿。與旅游業(yè)齊頭并進的是工業(yè)，在杜魯門“第四點計劃”支持下，美國的技術扶助涌入鄰國，墨西哥被譽為“迅速工業(yè)化之國”。當然，最龐大的農民群體也沒有被摒棄于進步之外，一場“綠色革命”讓鄉(xiāng)村改頭換面，洛克菲勒基金捐贈的化肥、殺蟲劑與雜交良種取代了舊日的低效耕作，低價的進口糧食也經由鐵路直達古老村社，讓人們暫時忘記了饑饉。到了1964年，墨西哥人口比二戰(zhàn)時代翻了一倍，算是對經濟奇跡的側面佐證。硬幣必有另一面，農業(yè)生產效率大幅提高，進口糧食搶占市場，讓許多鄉(xiāng)鎮(zhèn)青年無事可做，為謀生計，他們輾轉來到大城市，或成為傭工，或混跡街頭，《羅馬》里的克里奧很可能就是“進城大軍”的一員。

在克里奧的雇主家里，不乏現代化景象，“登堂入室”的汽車無疑是身份象征。中產階級對上流社會的貪污腐化頗有微詞，卻對未來充滿憧憬。他們無需為口腹之欲掙扎，關注的是藝術和體育。小主人房間里，赫然貼著一張1970年世界杯的海報，在那幾年，墨西哥在國際體壇風頭正勁。正是那一屆世界杯，全球電視直播與彩色電視直播讓足球風靡世界，有了無與倫比的商業(yè)價值，讓墨西哥名垂史冊。被后世視為標桿的世界杯并不是墨西哥第一次舉辦體育盛宴，1968年奧運會的劃時代意義不遑多讓。在申辦之初，墨西哥人對它的意義心知肚明，在總統們急于向世界展示國家繁榮的心情面前，奧運會無疑是明智之選。頂著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首屆奧運會的榮銜，奧運圣火在阿茲特克體育場被點燃，而就在那光榮時刻的十天之前，一場駭人聽聞的事件成了“墨西哥奇跡”時代黑白記憶的分界線。

1968年10月2日的“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至今被世人銘記，它源于懷有理想的中產階級對時任總統迪亞斯·奧爾達斯身后貪腐內幕的不滿，在奧運會大幕即將拉開的節(jié)骨眼上，安全部隊對抗議群眾施以鎮(zhèn)壓，數千人遇難或被捕。事后，美國人贊揚政府情報得力，蘇聯人宣稱那只是一起意外，合力幫助墨西哥粉飾了“太平盛世”，唯有英國大使發(fā)聲，譏之為“沉默的陰謀”。《羅馬》里的關鍵情節(jié)，就是1968年的延續(xù)。導致克里奧早產的那場騷亂，發(fā)生在1971年6月10日，史稱“圣體節(jié)慘案”。當天的一場游行里，抗議群眾還未集中起來，一伙暴徒突然從公共汽車里沖出來，用刀子和輕武器攻擊示威者，造成二三十人傷亡。釀造慘案的幕后黑手來自政府，而現場的警察選擇袖手旁觀。拋棄克里奧的費爾明，在影片里用手槍指著舊愛，顯然也是暴徒的一份子。還記得他舞棍弄棒的訓練嗎？卡隆暗示的是1968年悲劇里的防暴警察，他們的常規(guī)武器正是棍棒。

一系列的動蕩，是“墨西哥奇跡”化為幻影的結果。高速發(fā)展的外衣下，困擾墨西哥多年的痼疾并未痊愈，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影片里幾度被提及的土地問題。二戰(zhàn)前夕的卡德納斯改革，一度讓殖民時代延續(xù)下來的大地產制度有所松動，傳統村社掌握了全國半數土地。但“綠色革命”打破了鄉(xiāng)村平衡，農藥化肥的缺乏和對機械化的陌生讓村民無法與大農場主競爭，土地兼并成為潮流。失去土地的農民，選擇加入了美國人的“短工項目”，在農忙季節(jié)跨過邊境，在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的農田里打工。好景不長，20世紀60年代末，項目壽終正寢，一些人鋌而走險非法移民，另一些人只能打道回府。無地之人，回不去鄉(xiāng)村，只能在城市流浪，墨西哥城等大城市自此貧民窟林立。1968年與1971年動亂的沖突雙方里，有支持中產階層的窮人，也不乏被政府收編和訓練的游民?？死飱W產下的死嬰可被視為一種象征，當貧窮與暴力結合，孕育的一定不會是生機。

土地與農民受難后，中產階級在劫難逃。“墨西哥奇跡”固然輝煌，但它建立在對美國的依賴上，以1970年為例，支撐經濟運轉的30億美元外部投資里，79%來自北方鄰居。同年走馬上任的埃切維里亞總統，不甘受人擺布，決心主導財政改革，又打出第三世界外交牌，結果徹底惹惱了美國。外資出逃、赤字激增、物價飛漲，原本憂心政治清明的中產階層，不得不轉而為生計發(fā)愁了?！读_馬》里的索菲和克里奧，名為主仆，實際上已是站在同一戰(zhàn)壕的失落者。她們面對的，是奇跡退潮的巨大危機。

不妨大膽假想，那張暖意融融的海報或許別有深意——和煦陽光下，洶涌波濤漸歸平靜，驚魂未定的一家人緊緊相擁，與1971年的墨西哥有幾分相似。對于親歷經濟奇跡的人們來說，1971年略顯黯淡，奧運會與世界杯席卷的喧嘩漸漸遠去，留下了一片蕭索，1968年的悲劇沒法被輕易淡忘，不時在街頭上演的沖突訴說著政府的強權。與此同時，1971年似乎又是觸底反彈的時刻。先后執(zhí)掌墨西哥的埃切維利亞與波蒂略大膽變革，與美國人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在國家遭遇陣痛之時，儲量豐富的石油為人們打了一針強心劑，波蒂略任內，經濟增長一度回歸6.5%，重返巔峰的曙光仿佛就在眼前。恰巧，本來取得1986年世界杯主辦權的哥倫比亞因難以制服國內的毒梟和游擊隊而讓賢，墨西哥順勢接過大旗，釋放出重振國威的信號。

事與愿違，災難接踵而至。石油繁榮未能持續(xù)太久，卻讓國家背上了沉重債務。1982年末，隨著200億美元的資金外逃，墨西哥的通貨膨脹達到歷史新高，消費品價格上漲率接近100%，數以萬計工人失業(yè)。波蒂略的愛徒、哈佛高材生德拉馬德里總統與他的智囊，連續(xù)三次將貨幣貶值，仍無濟于事，宣布延緩償還外債，墨西哥戰(zhàn)后最大規(guī)模經濟崩盤一觸即發(fā)，將整個拉丁美洲拖入了“失去的十年”，曾經的經濟奇跡徹底淪為泡影。禍不單行，1985年一場大地震襲來，首都墨西哥城成為重災區(qū)，上至政府大樓下至貧民窟都不能幸免。市民們在聲討德拉馬德里總統緩慢的救災舉措之際，也反思著傾頹的豆腐渣工程及其背后的腐敗難題。

一片混沌的國運，催生了當代墨西哥揮之不去的陰影——毒品貿易。不同于《羅馬》的含蓄內斂，墨西哥毒販們刀光劍影、血肉橫飛的江湖，早已因美劇《毒梟》為人熟知。正是由于1982年后的社會失序，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的“教父”加亞多趁勢崛起，在城鄉(xiāng)大肆招兵買馬。一本萬利的毒品走私，讓生活無著的年輕人很難拒絕，甚至一些郁郁不得志的豪族子弟也投身其中。毒品、貪腐、貧窮、美國市場共同編織了一張大網，裹挾著墨西哥走向“失敗國家”之列。三十年來，毒禍愈演愈烈，曾經出任經濟部長的魯伊斯哀嘆，若打不贏與毒品的戰(zhàn)爭，墨西哥的下一任總統或許就將是毒梟。

回看《羅馬》，導演對墨西哥當代史做了精心的剪裁，保留了自己童年記憶的光影，盡量避免觸及同胞的傷痕，他巧妙選取1971年的微妙節(jié)點——在輝煌與落寞的邊緣，將一個家庭的故事娓娓道來。而真實歷史的殘酷，被阿方索·卡隆隱藏在影片的留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