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好像中國古代的海盜，并不如西方海盜那樣猖獗。盡管有鄭廣南的《中國海盜史》與日人松浦章的《中國的海賊》從通代的角度描述了自唐至宋沿海海賊活動日益頻繁的歷史趨勢——事實上宋元時期中國海盜活動極為頻繁，但不管是絕大多數(shù)關于中國海盜的研究，還是大眾文化中的中國海盜，大多聚焦于明代后期的嘉靖大倭寇。

本來所謂的倭寇，分為前期倭寇——以日本人為主的元末明初的“倭寇”，和后期倭寇——明代嘉靖時期以中國人為主，日本人、葡萄牙人均有參與的“倭寇”。除了這些形象負面的明代“倭寇”之外，宋代海盜有哪些特點？清代有沒有海盜呢？有沒有關于他們的通俗小說和電影呢？這些問題在中國的文化版圖里，并沒有很豐厚的積累。

美國圣母大學教授穆黛安（D. H. Murray）通過《華南海盜：1790-1810》這本書給我們呈現(xiàn)的，是發(fā)生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嘉慶年間的粵桂沿海的海盜。此書自1987年出版以來，推動了中國海盜史的深入研究，此后的中國海盜史研究者如松浦章、安樂博（R. Antony）等，均受過其影響。如此書的中文譯者、復旦大學劉平教授所說，穆黛安的這本書可以被稱為清代海盜研究的開山之作，原因在于她使用材料的完備性——她找到了眾多一手的中文檔案，也利用了西方材料。

除了嘉靖大倭寇，還有嘉慶大海盜

清代中期以后，各種民間秘密會社組織在全國呈蔓延之勢。以白蓮教和天地會為代表的民間秘密會社，滲透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什么從清代中葉開始，由民間秘密會社引發(fā)的動亂會連綿不絕呢？歷來的解釋大致有兩種，一種認為是階級壓迫的產物，這些秘密會社是互助抗暴的團體；另一種認為是民族壓迫的產物，很多秘密會社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但劉平認為，秘密會社的興起，某種程度上與文化傳統(tǒng)有關，比如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的林爽文起義，起義軍中存在著大量的屬于臺灣早期移民社會的文化現(xiàn)象——“契兄契弟”，即同性戀團體，這些團體增強了起義軍的凝聚力。相同的同性戀現(xiàn)象也在海盜中廣泛存在，1796-1800年，在廣東向朝廷遞交的二十二份關于海盜的呈文中，引述了多達五十例海盜同性戀事件。

嘉慶時期爆發(fā)于華南沿海的海盜大動亂，其中兩個男主角，鄭一和張保仔，雖然名為義父義子，“其實就是成熟男性與孌童的關系”。貫穿這兩個男人的，是先后嫁給他們倆的廣東妓女鄭一嫂。

鄭一來自于一個海盜世家。據(jù)說，鄭一的祖先名為鄭建，對外宣稱是鄭成功部下，但并沒有追隨鄭成功前去臺灣。南明永歷十五年（1661年），鄭建經(jīng)福建海澄縣（今漳州市龍海市）來到廣州附近的海灣，捕魚為生。鄭建死后，其子孫都成為海盜，曾孫鄭連福、鄭連昌兩人都是新安縣一帶海盜首領。鄭連昌就是鄭一的父親。

當時，在廣東廣西沿海，存在著無數(shù)個小打小鬧的海盜團伙，鄭一家族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支。真正改變他們命運的，是鄰國越南發(fā)生的改朝換代之戰(zhàn)。

1771年，出身越南西山地區(qū)的阮岳、阮侶及阮惠三兄弟率領民眾起義，推翻了廣南國的統(tǒng)治，先后殲滅了北方的鄭氏政權以及后黎朝，建立西山政權。但西山政權并不穩(wěn)固，它需要更多的海軍來鞏固政權，很快，中國的海盜雇傭兵成了它的打手。

從1778到1802年，即西山阮朝成立的二十四年間，都與中國海盜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急需海上戰(zhàn)力以對付越南南部阮氏家族以及北方鄭氏家族的西山政府，通過授與官軍頭銜為誘惑，賦予海盜為西山軍募集勢力的權力。華南海盜與西山政權一拍即合。包括鄭一家族在內的眾多海盜受聘與西山軍建立伙伴關系。在西山政府的認可下，海盜具有封官贈銜的能力，海上打劫的贓物也按比例與西山政權分配。小股海盜勢力因此日漸壯大，成為一個個包含“盜首”“頭目”等特殊稱謂的組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海盜體系。

在穆黛安看來，如果一個海盜集團要壯大，它的背后離不開某個政權的支持，這幾乎是世界各地海盜的通例。比如，自十六至十九世紀，基地位于北非阿爾及爾、突尼斯海岸的巴巴里海盜（Barbary Corsairs），在奧斯曼帝國的支持下，俘虜了約八十萬至一百二十五萬的歐洲沿?；酵骄用?，并將他們轉賣為奴隸。直到1830年，隨著法國對阿爾及爾的占領，巴巴里海盜失去了活動的根據(jù)地，才被徹底剿滅。

在商業(yè)繁榮的近代基督教世界中，這種受到某個政權庇護的海盜行為更加普遍，它們被稱為“私掠”。這種庇護行為通常以發(fā)放“搶劫許可證”的方式進行，比如1695年12月11日，著名的“基德船長”接受紐約、馬薩諸塞和新罕布什爾總督——首任貝洛蒙特伯爵的請求，對印度洋中的海盜和法國船只開展攻擊，為此，英國國王威廉三世向基德發(fā)放了“私掠許可證”，并規(guī)定其掠獲的百分之十歸英國王室所有。這個模式與中國海盜和西山政權的相伴相生的關系非常相似。

1802年西山政權倒臺后，已經(jīng)武裝起來的海盜們失去靠山，他們紛紛駕舟東去，以華南沿海的島嶼作為基地，開始新的海盜生涯。然而此時的海盜，已經(jīng)和當初的散兵游勇判若云泥，經(jīng)過越南國內戰(zhàn)爭的考驗與訓練，無論是裝備，還是人員、紀律，都明顯提升了一個檔次。他們開始成為清政府真正的心腹大患。

1805年，從越南戰(zhàn)場回到華南沿海的海盜頭子們，包括鄭一、烏石二、吳知青、金古養(yǎng)、鄭老童、郭婆帶、梁寶七人，在鄭一的建議下達成了和議，結成海盜聯(lián)盟。除了鄭老童于不久之后在內部紛爭中投降清廷之外，其他六支海盜分成紅、黃、青、藍、黑、白六旗幫派，聯(lián)合出海，訂立協(xié)議，按照協(xié)議分配贓物。從此，華南海盜勢力進入鼎盛時期。鄭一領導的紅旗幫海盜，是海盜聯(lián)盟中勢力最為強大的，他們以雷州半島為中心，甚至在珠江流域都設有據(jù)點，最盛時期人數(shù)達萬人以上。鄭一本人不僅將美少年張保仔收入帳下，還娶了疍家妓女石氏——這就是未來著名的女海盜鄭一嫂。

1807年鄭一去世后，鄭一嫂迅速控制了紅旗幫，她嫁給了鄭一的“養(yǎng)子”張保仔以鞏固權力。在與官府周旋了幾年之后，1810年四月，鄭一嫂赴廣州與兩廣總督百齡談判，協(xié)議接受招安，并將艦隊集合于香山縣外海芙蓉沙。四月二十日（1810年5月22日），百齡赴芙蓉沙接受張保仔、鄭一嫂投降，共計海盜婦孺一萬七千三百一十八人、船二百二十六艘、炮一千三百一十五尊、兵器兩千七百九十八件。

鄭一嫂晚年被封為誥命夫人，移居澳門，頤養(yǎng)天年，結局與有名的“加勒比海盜”亨利·摩根（Henry Morgan）相似。十七世紀中期正值英國與西班牙爭奪美洲殖民地之際，摩根以牙買加為基地，為英國人劫掠西班牙商船，打擊西班牙在美洲的勢力，最后竟被英國封為牙買加總督，得以善終。

然而，除了這些東西方海盜的共通點，穆黛安覺得西方海盜與當時的中國海盜的最大區(qū)別，還是規(guī)模與持續(xù)時間的問題。據(jù)她所了解的西方海盜，從來沒有哪個海盜集團能夠在規(guī)模上超過嘉慶時期的六大幫派的聯(lián)盟——一個持續(xù)了將近十年、超過萬人、且背后失去了政權資助的海盜聯(lián)盟。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區(qū)別：“西方的海盜里面沒有女人?！?

一個西方女學者，尋找著東方女海盜

穆黛安的童年在美國中部愛荷華州的一個農場里度過。愛荷華是一個農業(yè)州，三百萬人口稀疏地散落在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望無際的農場消失在地平線——空曠，也許這是她的家鄉(xiāng)與海洋最像的地方。

愛荷華州的治安很好，曾被列為美國治安最好的州。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長大，讓穆黛安對冒險有著異樣的憧憬。那時，她夢想見到湛藍無際的海洋，當聽到海上一些“反抗政治權威的勇敢者的故事時，我就感到激動無比”。

從小熱愛海盜故事的穆黛安，成年后走上了研究海盜的道路。她的青春期正值美國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女性主義的興起讓西方的海盜研究視野大為擴展。西方的海盜里沒有女性，那么東方呢？穆黛安的博士論文瞄準了遠在東方的鄭一嫂。此書正是在她1979年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大幅增刪而成。

1935年，西方的文學界發(fā)現(xiàn)了鄭一嫂。博爾赫斯在短篇小說集《惡棍列傳》中塑造了一個令人膽寒的形象——鄭寡婦，她在小說中掌控了亞洲的水域，從黃海一直到越南海岸，都是她的勢力范圍，被官府招安之后，繼續(xù)著鴉片走私的勾當。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菲利浦·格斯（Philip Gosse）的通俗讀物《海盜歷史》（The History of Piracy）流行于世，博爾赫斯坦承受其影響，并在其中抓取了鄭寡婦這個個性鮮明的人物，制作成屬于他自己的幻想小故事，從此，中國的女海盜鄭寡婦經(jīng)過西方文豪的加工，進入了世界文學的殿堂。

可以說，西方在很早之前，就經(jīng)由大眾文化的傳播，讓普通民眾了解到在世界的東方，有一個特立獨行的女海盜。其流風所及，近年的好萊塢電影《加勒比海盜》中也有東方女海盜的形象，很明顯和鄭一嫂的形象一脈相承。

1975年，穆黛安為了她關于華南海盜的博士論文來臺灣找材料。在臺北“故宮”所藏的“宮中檔”里，她找到的材料大多是關于海盜興起時期的事件，以及他們與越南西山政權的關系。所以她的博士論文的重點也放在了敘述廣東內洋與外洋的獨特地理環(huán)境，以及海盜在其中的生存與崛起。然而，以這篇博論為基礎修改而成的《華南海盜》，卻和原來的論文完全不一樣，多了很多新的材料，講了很多海盜的衰弱與被招安的故事。這些新的材料，靜靜地躺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直到八十年代穆黛安的到來。

整個八十年代前期，穆黛安都泡在北京的檔案館里。1979年，她已經(jīng)完成博士論文，這時候正在著手把論文修改為一本完整的著作。但這是一個殘缺的故事。穆黛安找到了海盜崛起時期的材料，卻無法在臺北找到海盜如何被剿滅的證據(jù)。

她在北京交流期間，通過中國人民大學秦寶琦教授的介紹，每天頂著大太陽往一檔館跑，終于在一檔館收藏的浩如煙海的朱批奏折中，找到了這群華南海盜最終向清廷投降的證據(jù)。除此之外，她還爬梳出了一份極為珍貴的文書。

海盜作為秘密社會的一種，其內部的組織架構、人員管理方式、財物流動等等信息，外人不得而知，而傳統(tǒng)士大夫又不屑于去記載海盜的種種奇特行為，穆黛安發(fā)現(xiàn)的這份海盜六大幫派的“結盟書”，就顯得尤其珍貴了。

這份充滿著當時俗語和錯別字的海盜合約，生動展現(xiàn)了中國海盜的“合作精神”——比如每艘船都要登記在號，設計旗號，不能紊亂；為了防止內部沖突，嚴禁各股各船為爭奪戰(zhàn)利品而動武；打劫貨船時，嚴守先到先得的原則，不能恃強冒占等等。

按理說，對一個問題的研究，中外學者各自以自己的語言優(yōu)勢，發(fā)現(xiàn)其各自母語文獻中的史料，然后像搭拼圖一樣拼起來，各出一份力。但是穆黛安的“好運氣”在于，她在非母語的中文官方文獻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中國學者之前未曾發(fā)現(xiàn)的重要史料?！澳菚r候（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還沒有研究海盜的意識”，劉平這樣說。沒有意識，當然發(fā)現(xiàn)不了史料。

另外對穆黛安幫助很大的一份二手文獻，來自一位香港的民間學者蕭云漢。蕭云漢的未刊手稿《1140-1950年中國海盜史》，曾被著名史學家羅香林引用過。穆黛安在香港找到了蕭云漢。對她來說，在蕭云漢的這本書中，最有價值的是書中搜集的海盜鄭氏的家族譜系。盡管她無從得知蕭云漢寫這本書的原始材料來自哪里，但她“比對了蕭云漢的材料與其他材料，發(fā)現(xiàn)都是相互吻合的”，所以決定采信。她去香港拜訪蕭云漢的時候，他已經(jīng)是一位耄耋老人了。在拜訪過程中，他們聊了各種話題，卻獨獨不談任何有關海盜的事情，像是看透了她的來意一樣?！八芙^承認自己寫過這本書，也說自己對海盜一無所知?！蹦瞒彀不貞浀?。拜訪就這樣失敗了。穆黛安以為自己再也看不到這本傳說中的未刊稿了。但是半年之后，峰回路轉。一天穆黛安打開郵箱，發(fā)現(xiàn)一個巨大的包裹，打開一看，正是從香港寄來的蕭云漢的手稿！至今穆黛安還是不能理解蕭云漢因何而轉變，也許是冥冥中自有天助吧。

如今粵語流行文化里，有話劇《張保仔》、有邵氏電影《大海盜》、有亞視的電視劇《張保仔》，全是以張保仔為主角，和鄭一嫂在西方的地位相差懸殊。歷史與現(xiàn)實似乎開了一個捉弄人的玩笑，歷史上沒有女海盜的地方熱愛著她的故事，而歷史上有著女海盜的地方則隱去了她的光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初穆黛安決定研究中國海盜的時候，本來是打算研究整個東南沿海的海盜，但是深入材料之后，她發(fā)現(xiàn)中國海盜的地域特征非常明顯，閩浙沿海與粵桂沿海的海盜是比較獨立的兩個群體，于是她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了粵桂沿海。至于同一時期閩浙沿海的海盜，稍晚有張中訓于亞利桑那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鎮(zhèn)海威武王蔡牽：1795至1810年中國海盜的研究》可以參考。本書1997年初版，今年再版時新添了一篇劉平教授的論文，也是討論浙閩沿海的海盜，他的用意也是想讓讀者對當時海盜的整體情況有較全面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