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fā)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lián)聯(lián)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和方法創(chuàng)新，探索立足中國發(fā)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zhàn)略，研究國家重大現(xiàn)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當下做古典的學問，比如研究唐詩，就是要回到作品生成的現(xiàn)場，借由詩文、墓志等各類流傳下來的材料，以其種種細節(jié)，還原詩人如何交游，如何為官，如何對待國家、人生與日常，其中也包含普通人樸素而真實的生活愿望，以此讓現(xiàn)代人能夠體味那個時代的人格、趣味與精神世界。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陳尚君，專治唐宋文學和古典文獻已五十年。表象上看，他出版的古籍傳統(tǒng)著作，包括《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和《唐五代詩全編》四部，皆以中國傳統(tǒng)著述的形式，繼承著中國學問的根砥和格局，而在內(nèi)核之中，則是運用現(xiàn)代學術的觀念和眼光，以嚴密的考證去糾正詩文流傳中的錯誤，并挖掘長期被忽視的面向，如在選取關注對象方面，對于女性作者有特別的關心，對二三流乃至末流詩人的作品也有平等的關心。只有如此，才能還原文本的真相，乃至作者的真實處境。其后的學術研究以此為參照，才更擺脫后世賦予的單一化想象，重新回到有復雜層次的歷史。

“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體貼，都是最為基本的?！?月17日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陳尚君提到，很難讓一般民眾理解復雜的古典作品，但其中這類為人的基本道理，應該不斷地告訴大家。

陳尚君則強調(diào)，當下技術手段已大為不同，但學術的本質(zhì)并沒有變：文章終究要靠自己寫，學問終究要靠自己做。同時，不僅要敢于突破學科、師承與思維的藩籬，更要有平視大師、與之對話的勇氣，真正活出屬于今天的學術個性與生命價值。

現(xiàn)代人所做的著述工作，遠遠超過古人所能達到的高度

澎湃新聞：中國傳統(tǒng)學術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轉(zhuǎn)型。當下您做的古籍整理，又是回到古人留下的材料之中，去做傳統(tǒng)的著述。其中有怎樣的變與不變？

陳尚君：可以說，中國學術是世界學術的一部分，包括傳統(tǒng)的學術和現(xiàn)代的學術。傳統(tǒng)的中國學術，格局是“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寫作是文言的，文字是繁體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很高文化層次的人才能閱讀。而在近代受到西方學術沖擊之后，中國學術向現(xiàn)代發(fā)展，傳統(tǒng)讀書人的格局、眼光和方法，由此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表象來看，我的著作是最純粹的、中國式的成果，但骨子里其實深深浸入了現(xiàn)代學術的思維和現(xiàn)代的觀念。比方說，對于女性作者有特別的關心，對于二流的、三流的甚至末流的詩人的作品，都給予平等的關心。這方面有好多觀念，已經(jīng)和傳統(tǒng)不同了。

站在傳統(tǒng)去看，中國古代文人寫詩文，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官場、國家和朝廷。中國歷代的社會，各時各地都有所不同，但從比較長的、穩(wěn)定的一面看，實際上是一個選舉社會。其中就要有普遍的教材、公平的考試和看得見的人才選拔?？婆e制在唐宋明清有很大不同，但根本上有一點相同：它是儒家主導的，作者要能在一篇不長的文章之中，表達正確的思想，代圣人發(fā)聲，用典用詞都精當妥帖，寫得鏗鏘流轉(zhuǎn)，這樣才稱得上是有能力的人。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進入，超穩(wěn)定的選舉社會能夠延續(xù)很長時間。

而在表達方式上面，我又是按傳統(tǒng)的著述來做的，希望有中國學問的根砥和格局，現(xiàn)代中國很少有人這樣去做。到現(xiàn)在為止，我出版的古籍傳統(tǒng)著作有四部，形式是傳統(tǒng)的，內(nèi)容是新編的。不是傳統(tǒng)的整理，而是自己重新做的。包括《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和《唐五代詩全編》四部書，加起來大概超過三千萬字。這方面，手上正在做的還有《先秦漢魏晉南北詩》增訂改編版等。

由此，現(xiàn)代學術和傳統(tǒng)學術在表達方式上可能是相近的，但在理念上面完全不一樣。

澎湃新聞：如您所說，最終成果的表達方式相近，但文學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發(fā)展，比如1980年代起，引入史學的方法。同時，石刻文獻等新材料大量公布，而文獻考據(jù)等因信息技術發(fā)展而獲得極大方便。對此，您有怎樣的體會？

陳尚君：史學的方法，即定位時、地、人、書。以唐詩研究為例，“時”和“地”就是作者寫作這首詩的具體時間地點和原因，乃至作者與友人結交的時間等；“人”是要通過詩的解讀，來分析作者與友人之間的關系；“書”是界定唐詩流傳過程之中的歸屬和文本。

1980年代，我學生時代的兩篇文章《杜甫為郎離蜀考》《杜甫離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就是對時間準確定位，去解釋杜甫離開草堂的原因。過往，大家都采納的說法是，因杜甫在成都最好的朋友、整個蜀中的第一把手嚴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也就離開。這好像是一個合適的解釋。而我當時看到，嚴武去世于765年4月，但杜甫在當年2-3月已準備離開，4月可能已在路上。實際上，杜甫這樣的詩人，對最好的朋友的去世，不會沒有表達。嚴武去世之后，杜甫至少有兩首詩直接表達哀思，但均未提及在成都親見嚴武去世。

那么，杜甫為什么離開成都？在他自己的詩里有最好的解釋?！暗菢浅跤凶?，前席竟為榮”，也即要赴京到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是說杜甫離開成都，取這條路準備回洛陽。不過，中途在渝州（今重慶）出現(xiàn)意外，原本路線非常明確，下一站是江陵（今荊州）。但在三峽云安（今重慶云陽）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病重，知道再往前走就要送命。因此，杜甫在三峽一帶養(yǎng)病兩年半，也就是放棄了前程。實際上，杜甫的創(chuàng)作高峰之一，正是這段人生最困難的時期。從地點、時間和詩歌本身去定位，用史學的方法去做，答案其實是非常明確的。

又比如說，李白的《蜀道難》到底講了什么，唐代以來至少有四種說法。對此，現(xiàn)代學者進行解析，把所有史料進行定位后，就可以知道，這首詩所講的就是送一位友人去成都，沒有任何政治原因。

結合史料去看，《蜀道難》是賀知章看到過的，而賀知章去世于744年，那么這首詩必定寫在這一年之前?！妒竦离y》還被殷璠編進《河岳英靈集》，該書編成于753年。因此，這首詩和754年發(fā)生的“安史之亂”有怎樣的關系，就無需解釋了。

李白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比如，從敦煌卷子的文本可知，在賀知章744年離開長安時，李白已離開長安，并未參與送別之會，直到在靠近洛陽的陰盤驛遇到賀知章。蜀本《送賀賓客歸越》，在敦煌卷子中題為《陰盤驛送賀監(jiān)歸越》。因此可證，七律《送賀監(jiān)歸四明應制》實系偽作。同時，由《會稽掇英總集》可知，當年應制之作皆五言，晚唐擬作則多七言律詩。

那么，敦煌卷子的信息，是否也可能為假造？結合其中大量個人信息，懂得李白的人能夠知道，別人造不出來，那些是李白本人寫的初稿。而在李白的詩集當中，很多詩作已有了大幅修改。通過各種細節(jié)比對，可證明其文本差異來自李白自己的刪改增補，而非在后人流傳中造成。

地方志當然也需要參考。從漢魏六朝到唐宋元明清，涉及一地，歷代都有不同記載。地方志又有遞修的傳統(tǒng)，幾十年編修一次，保存前代材料，又增加新的材料。各地流傳至今的方志，有不同的起始時間，其中的材料也真假不一。我把所有相關能看的方志都看過。

總之，一首詩會有多種解釋，而在充分占有文本并分析之后得到的結論，應該得到非常廣泛的認可。一般讀者可能會參考對古詩的多種解釋。而我對于一首詩的所有文本的所有解釋，都要通過比較閱讀，來得出妥當?shù)慕Y論。當然，唐詩千年傳抄下來錯誤甚多。很多膾炙人口的詩，究竟是否為唐詩、真相如何，還難以定論，還留待后人去研判。

在新材料方面，隨著更多考古發(fā)現(xiàn)，石刻研究成為近年唐代文史研究的熱點。唐代墓志銘就記錄了各階層生活的豐富面向。比如，正史中有傳者男性占九成以上，女性極少；而墓志中男女比例相對均等。女詩人如上官婉兒、宋若昭、李澄霞等，皆有墓志發(fā)現(xiàn)。這些都可用來考訂詩人生平，糾正后世詩文解讀中的錯誤。

還有諸多其他可以關注的考古材料。比如，絲綢之路要道上的敦煌藏經(jīng)洞，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在湖南長沙城北望城鎮(zhèn)唐代窯址，發(fā)現(xiàn)了大量唐代孩子或工匠的涂鴉詩作。邊地之間相距遙遠，文化幾乎隔絕，但這些學郎詩卻有大量雷同。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的蒙學教育的情況。努力讀書進學做官，是家庭對孩子的基本愿望。而孩子們則在勤奮學習中盼望縱情游玩。這些代表下層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慮、表明其文化追求和程度的詩作，與人們熟知的經(jīng)典詩作對照，可見唐代的作品其實是立體而多元、豐富而日常的。

我對自己非常自信，現(xiàn)代人對此所做的工作，遠遠超過了古人所能達到的高度。現(xiàn)代的學術環(huán)境，為我們更好地梳理古人的成果，獲得遠高于古人的成就提供了可能。包括善本的流行，檢索手段的豐富，寫作能夠不斷累加，文本也可以反復修訂。不能說我們這個時代無大師，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夠看到這種機會。

比如，就《唐五代詩全編》來說，我實際完成了一代詩歌的全部重建。從我的工作而言，首先是表達詩人存下多少詩歌，對其中所有文本變化都加以表達，包括詩人和詩作中的存疑之處。也就是說，對360多年中每個成詩的細節(jié)都有所處理，就像老吏斷案那樣，以所有古人存下來的材料為依據(jù)，客觀分析證據(jù)，力求得出最穩(wěn)當妥帖的結論，絕不存在任何個人傾向。從我個人而言，一部兩千萬字的書，任何一個細節(jié)表達都極其費神。我覺得，能夠看到這樣的書的初稿完成，已經(jīng)是很幸運的事情了。真正能夠閱讀這樣的書的人很少，但它解決了基本的文本問題。后面的學術研究就必須以此作為參照。

在手段的方便之下，學者要保持心氣，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

澎湃新聞：當下，對大眾來說，可能更為熟知的是經(jīng)典。而古典詩作還會經(jīng)歷各種流變，我們?nèi)绾稳ソY合不同的背景，去理解和思考作品？

陳尚君：當下說的經(jīng)典，更多是現(xiàn)代人的概括，是傳播得比較廣的作品，但不一定代表那個時代最好的作品。

在我看來，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源頭《詩經(jīng)》《楚辭》，是永恒的經(jīng)典?！对娊?jīng)》代表一種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情感的極致表達，形成中國文學的一種典范。也就是說，對于社會的不公平，士人是有責任提出并加以指斥的，而表達情感是有分寸的?！对娊?jīng)》中表達了士人對民間疾苦的同情、對統(tǒng)治者失德的批判，也表達了士人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如男女之情等。而《楚辭》則是另一種中國南方文學的代表，其中表達了個人的宣泄，開創(chuàng)了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也表達著楚文化中巫鬼神妖的魔幻世界。而中古時期后，情況發(fā)生根本變化。最重要的一部經(jīng)典是《文選》，是中古雅樂文化的結晶。其中最著名的是《古詩十九首》，代表行走下層的詩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情感，生死的、愛情的、朋友的、流離的。《文選》影響到整個唐代。從唐詩去看，李杜都是出自《文選》，又沖破了文選，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整個結構。

那么，如何體會唐代的文學？要知道，一首詩歌讀的人多，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比如，入選小學課本而婦孺皆知的唐詩《靜夜思》，在唐朝應該不算好詩，因為直奔主題，情感表達不含蓄。唐人認為，李白更好的作品是《玉階怨》?！皡s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币簿褪钦f，一個女子在臺階上站了很久，到了半夜回到房間，把窗簾拉下來，透過碧玉的空隙看到月光灑落。這首詩要講什么，需要你去想象的。

實際上，古人之所以寫詩，考慮的是人際交流作用。中國傳統(tǒng)官場之中，文學是社會的潤滑劑。寫詩顯示出的是一種個人能力和修養(yǎng)。我在《唐五代詩全編》中也選了很多過往傳播不廣、但寫得非常好的詩。

我曾經(jīng)提到過“醇儒”的概念。唐代有一批詩人，秉持儒家的基本教義，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他們的詩中也有很多面向皇帝的陳詞。比如，杜甫寫了很多憂國憂民的詩，始終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捆綁在一起。那么，這背后又是怎樣的修養(yǎng)？傳統(tǒng)意義上，做官需要具備幾個要點：其一是潔身自好，知所不為；其二是能做事，從管一個縣到做宰相，都知道何事優(yōu)先，何事可暫時不做；其三是，在國家危難關頭，要能夠挺身而出，承擔責任，挽救危亡。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里以文天祥為例。元朝皇帝忽必烈本來不希望處死文天祥，而是希望他做元朝的宰相。對此，文天祥的回答是，關乎名節(jié)，自己不能在兩朝為相，但可以出家做道士，如果皇帝有事情咨詢，自己可以隨時答復。而這又是忽必烈不能接受的，他怕南方反元的人奉文天祥為領袖。文天祥有他的底線，忽必烈也有他的底線。

另外，文天祥也給弟弟寫信表示，自己必須為國盡忠，讓弟弟務必為家盡孝。大意是說，忠孝難兩全，傳家盡孝比為國盡忠重要得多，但作為宋朝宰相，自己沒有茍活的選項，而對你來說，則可在元人這里做官，因為你的責任是保護我們的家。

當然，古人的這種美德也有局限。儒家學說是維持既有的秩序，沒有現(xiàn)代的意識，更沒有開拓的意識。

時代在劇烈變化，很難讓一般民眾去理解復雜的古典作品，但中國傳統(tǒng)文學之中，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體貼，都是最為基本的。這些為人的基本道理，還是應該不斷告訴大家，尤其是小朋友。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當下的人工智能應用，對做學問會有怎樣的影響？對于青年學者，您又有怎樣的期待？

陳尚君：從唐詩本身來講，我目前是全世界唐詩讀得最多的人。這方面，我不和人工智能對話，因為我沒有東西要問。我知道的人工智能未必知道，我不想知道的它會給我看很多。而我也不斷在學習和遞進。簡單說來，一本書讀過和沒讀過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給我一些方志名稱，我能夠告訴你，每一本方志的作者和價值，里面包含什么內(nèi)容。但你自己去那里查，并不一定就查到這些東西。

未來的學人也仍然需要這樣去鉆研和解析。我從開始讀書起，經(jīng)歷了古籍整理的高潮、文獻引用的高潮，進入了網(wǎng)絡的時代，又到了人工智能時代。學術研究的本質(zhì)基本上沒有變化。一個好的學者，要善于利用現(xiàn)代科技提供的各種方便，但學問還是要靠自己做的。換言之，讀書就好像吃飯，做學問就好像談朋友結婚，一切都是個人的經(jīng)歷，任何人都沒有辦法代替。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太多新的變化，但基本的東西沒有變——文章是要靠自己寫的，要有真情實感的。比如，我看到你的眼神，你傳達給我的問題，這些都是相對的，是不能個別抽出來的。

人工智能倒是有一種影響，“老干體”詩歌已經(jīng)不需要再寫了。比如，拿眼前的事物命題，用七律寫一首詩，人工智能就能寫得很好。但換句話來講，這樣的作品是沒有價值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人際之間的、真情實意的交流。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約著吃個晚飯，一起聊了什么，這些都不是靠人工智能可以解決的。

對于青年學者，我曾經(jīng)寫過題為“讓思想沖破牢籠”的文章。我想，年輕一代的學者，是一代更比一代強。問題是，要能夠突破舊有的藩籬，比如學科的界限、師承的界限，以及固有思維的界限。另外，不僅要有仰望大師的志向，更要有平視大師，與之對話甚至商榷討論的勇氣。這些都取決于你對自己人生的定位，或是個人的心氣。

2026年，我到復旦大學已是第五十年。1980年代，學者發(fā)表一篇文章是非常難的，出一本書就更難了。現(xiàn)在做很多事情都很方便。而在這種方便之中，一個學者仍要始終保持心氣，善于利用各種手段，追求第一流的學術，讓人看到自己所做的文章，就是其本人去寫的，而非其他人能寫的。換而言之，在這種情況下，去活出個性，活出自己生命的價值，才是有意義的。再換言之，無論時代怎么變化，一個人總是要做好自己，至于是否選擇讀書這條路，則是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