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文人吳敬梓（1701-1754）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中，有一個蘧公孫入贅魯府的故事，說的是魯編修膝下無子，只有一女，“愛如掌上之珠”，“舍不得嫁出門”，招贅世家公子蘧公孫為婿，滿心指望科甲連綿、累世為官，卻不料新婿無心舉業(yè)，一腔心血落空。正如這個故事所揭示的，入贅其實并非社會底層青年迫不得已的婚姻選擇，讀書人之間的贅婚現象也很普遍。知名學者趙翼（1727-1814）有一子贅于妻家，而錢大昕（1728-1804）、洪亮吉（1746-1809）、孫星衍（1753-1818）和“同治中興”名臣左宗棠（1812-1885）年輕時也都曾贅居妻家。曼素恩（Susan Mann）的經典之作《張門才女》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在常州張氏四姐妹中，有兩位才女的丈夫都是贅婿，他們與妻子的娘家親人共同生活，不必更姓承祀，也似乎不受歧視的困擾。事實上，在清代的官宦之家，像蘧公孫這樣安然贅于妻家的青年才俊屢見不鮮——盡管有些只是寄居翁丈之家，并無“贅”婚之名；而另一方面，像魯編修這般“愛女”“憐才”的岳父也大有人在，有人得償所愿，也有人黯然神傷——原因則各不相同，并不盡然是碰上了淡泊功名的蘧公孫之流。那么，對于結親，士紳家庭究竟都有哪些具體的考量呢？婚姻安排又如何影響到兒女的日常生活？置身其中的大家閨秀會因為親近娘家而過得更幸福嗎？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清史研究者郭松義和盧葦菁就分別關注到這類文人的入贅婚，并通過鮮活的例子不同程度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前者的討論見于《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與社會》的“男子入贅”一章；后者的研究最早以論文的形式發(fā)表于《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 1998），在其后發(fā)表的《掌上明珠：被忽視的清代父女情》（Late Imperial China, 2010；闞瑋玥譯，2021年）一文亦有所涉及，而在其最新專著《執(zhí)子之手：清代的婚姻與伉儷之情》有一個小節(jié)聚焦“文人的入贅婚”。這些研究揭示了結親雙方的考量：對于招贅的一方，父母大多舍不得愛女外嫁，同時也更看重未來女婿的才學人品；而對于入贅的一方，雖然以讀書傳家，卻因家道中落而需要尋求庇護，此外則是由于祖輩、父輩本為世交或已有親屬關系而加深交往。招贅的士紳之家除了女兒之外，大多還有其他子嗣，不以傳宗接代、養(yǎng)老送終作為婚事的主要目標，因此贅婚更具彈性，男方隨時可以攜妻兒返回自己家，沒有動搖宗法秩序，故而在文人中間也不是什么羞于啟齒之事。

《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與社會》

《執(zhí)子之手：清代的婚姻與伉儷之情》

郭松義認為這種就婚于女家、贅后歸婿家的做法近似于地方志中提及的“卷帳”：可以省錢，特別是對于男方，更是節(jié)省了大筆結婚費用。盧葦菁則將這種贅婚視為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策略：由于精英家庭將地位和聲望的維系寄希望于子孫后代的金榜題名，作為家庭成員的女婿自然也在培養(yǎng)之列；而處在精英圈外或下層士人的家庭也把向上的社會流動期望寄托在前途無量的子孫身上，有了丈人的教育投資，可以在競爭激烈的科場將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因此并不排斥入贅的選項。于是，贅婚對雙方家庭都有利。這種趨勢在清初的通俗小說中也不乏其例（見薛英杰：《階層界限與科舉壓力：清初通俗小說中的文人贅婚故事》，《婦女研究論叢》，2020年）。

雖然這種現象與通常意義上的改姓、養(yǎng)老、承產、被人賤視的貧民入贅很不相同，但是此前的研究大多僅冠以“文人贅婚”之名以示區(qū)分。而事實上，清代士紳對這種婚姻安排還有一個專門的概念，即“館甥”——盡管這個表述在清人文集的出鏡頻率相當高，是筆者目前所見的最契合上述“文人贅婚”現象的時人常用措辭，但是在學界似乎沒有引起關注或達成共識。“館甥”一詞出自《孟子·萬章下》：“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清代流傳甚廣的啟蒙讀物《幼學瓊林》有“贅婿曰館甥”之說，而“甥館”則指贅婿的住處（即岳父家）。筆者循著郭松義《倫理與生活》和盧葦菁《執(zhí)子之手》書中的線索，在追蹤原始史料的過程中，更加確信這個概念值得深入挖掘。

以錢大昕和孫星衍為例，在上述這兩部著作中都被視為文人贅婚的范例加以介紹，而他們個人對這段婚姻的表述即套用“館甥”/“甥館”說法。前者的岳父王爾達（號虛亭，1693-1768）是嘉定宿儒，在錢大昕十五歲應試時見其文、嘆其才，“因許以愛女，招為館甥”（見《虛亭先生墓志銘》，收入錢大昕的《潛研堂集》）。后者的岳父王光燮（1711-1779）是乾隆年間的進士，精通八字算名術，當孫星衍才六歲時，就推知其將有“不凡”作為，因此以“嬌女”許之，“成婚于甥館”（見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王光燮：《亡女王采薇小傳》，孫星衍：《誥贈夫人亡妻王氏事狀》）。錢家貧寒沒有田產，而孫家則官微祿薄，在“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勿慕富貴”的理念之下，親家顯然更看重女婿的才華，在完婚之前就傾注心力對未來的女婿加以培養(yǎng)。錢大昕在入贅王家的次年獲賜舉人，被授予內閣中書之職，后來又與妻兄王鳴盛同年中進士，兩人均在朝中擔任要職；孫星衍后來也高中進士（榜眼），獲得錢大昕等學者的賞識，被袁枚稱為“天下奇才”。錢大昕的岳父王爾達雖然弱冠即中秀才，此后的功名之路卻坎坷；而孫星衍的岳父王光燮雖“以進士起家”，官職卻止于地方知縣（筆者注：王光燮名為“兵部主事”，實為父以子貴的貤贈，據王光燮之子王育琮的墓志銘記載：王光燮“終福建連江縣知縣”，而王育琮為“兵部額外主事”）。兩人都躋身清代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列，在事業(yè)上相較于岳父的成功，也成就了一段外舅慧眼識佳婿的美談，表明了通過栽培女婿來實現雙方家庭地位躍升的可能。

這種“館甥”安排使甥舅之親也常常體現為師生之情，如盧葦菁提到進士出身的鄭虎文（1714-1784）就為愛女操辦了贅婚，并親自為女婿授課，離別后不忘繼續(xù)關心女婿的學業(yè)，寫詩傾訴：“愛女因愛婿，情好同所生?！睈鄄判那械脑栏竿鶗@樣，將對女兒的愛投注到女婿身上，視后者如己出。筆者近期發(fā)表的論文也有這類例子（蔡丹妮、陳佳琪合寫：《江南士人的婚姻網絡、戰(zhàn)亂記憶與典范塑造：基于錢塘閨秀孫佩蘭的家庭史研究》，《明清史評論》第12輯，2025年）。錢塘閨秀孫佩蘭之父、塾師孫人鳳對女兒“愛若掌珠”，精心為女兒籌劃婚事。夫家胡氏同樣來自錢塘，且比孫氏更早擁有科舉功名，兩家可謂門當戶對。丈夫胡學綸幼年喪父，跟隨祖父宦游，得其教導。孫人鳳看重胡氏以讀書世其家，對他寄予厚望：“不愧讀書真種子”，招入麾下培養(yǎng)：“自為吾婿從吾游”。雖然現有史料沒有提及胡學綸入贅孫家，但考慮到孫佩蘭從“年二十余”訂親到三十二歲才出閣，其間胡學綸師從孫人鳳，很有可能已經成為孫家的一員，與之朝夕相處。另外，孫家的親戚凌譽將女兒許配給“孝廉中之寒士”應寶時，“館甥于家”，并且親自在家教導女婿和兒子，應寶時與妻兄形同手足，平時切磋學問，相處融洽。后來應寶時以父母在堂，僑寓城中，攜妻而去，不過兩家往來頻繁，時有禮品相贈。

這種安排一方面減輕了新郎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也能減輕新娘的心理焦慮。盧葦菁認為，婚后初期女婿入贅，為女兒提供了適應新娘身份的緩沖時期：“把新婚女兒留在身邊，至少有數年的時間使父母和女兒免于分離的痛苦。這延緩了從女兒到妻子和兒媳的角色轉換過程，使她可以在父母的保護下專心發(fā)展和新婚丈夫的關系。幾年后，她會離開娘家加入他的家庭，但到那個時候，她已經相對成熟，并且已經和丈夫建立起情感聯系，這會有助于減輕角色過渡的痛苦?！痹谶@種安排下，的確促成了不少琴瑟和諧、伉儷情深的佳偶姻緣。夫妻有意識地了解伴侶的愛好、并且努力建立和諧關系的行為可視為一種“婚后戀愛”的藝術，而琴棋書畫上的共鳴成為連接彼此的重要橋梁。如左宗棠和妻子周詒端有頻繁的詩歌唱和、志趣相同（黃阿莎：《周詒端與左宗棠的詩歌世界——兼論湘潭周氏、湘陰左氏閨秀的詩教與家風》，《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孫星衍的元配病逝時，他還不到二十五歲，像他這樣的情況，續(xù)弦還是很常見的，也不乏“館甥”情形（如后文將提及的王瀛、宗舜年、吳杰），但他卻選擇終身不再續(xù)弦，以“長儷”為亡妻的閨閣命名，表達忠貞之愛。

（清）范雪儀：《張敞畫眉》，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盡管許多父母為了愛女擇婿煞費苦心，贅婚并不能確保士紳之家的女性獲得婚姻幸福，在個別極端的案例中，贅婚還將新娘引上了不歸之路。郭松義以《清稗類鈔》的《湯嘉民初婚即大歸》為例，講述了一個贅婿因為新娘“其貌不揚”而背棄相離的故事。新娘的身份最有可能的是承襲世職的湯貽汾（1778-1853）之女湯嘉名，依老父寓居金陵，太平軍攻城之際，父女雙雙自殉（時湯貽汾已年逾古?。＿@則故事對于新郎的身份語焉不詳，且湯家招贅和被棄之事不見于其他史料，郭松義認為可能其他史料出于為尊者諱的考慮而隱去那段事實，推測嘉名執(zhí)意隨父自盡，可能是由于長期居住于父家，心情極度抑郁，徹底失去生活希望。

順著這些線索，筆者又找到一些關于這樁婚事的資料。新郎王瀛（又名王祈年）為天津人王玉璋（字鶴舟，筆者注：郭氏寫作“鶴丹”或為筆誤）之子，王玉璋曾任知府，后來僑居江南，與湯貽汾投緣，吟詩作畫，結為摯友。湯氏來自文人贅婚風氣興盛的常州——前述趙翼、洪亮吉、孫星衍皆來自常州，當地注重女性教育，嘉名自幼得到悉心培養(yǎng)，同母親董婉貞（1776-1849）一樣以畫見長?？紤]到王氏客居江南，根基不穩(wěn)，入贅是很有可能的（筆者注：《清稗類鈔》記載或與事實有出入，結親時王玉璋已致仕，未有證據顯示其為“河工同知”，郭氏據此推斷，新郎有恃無恐是因為“依仗其父是現職官”因而地位在岳丈之上，恐不盡準確）。值得一提的是，湯貽汾和張門才女之母湯瑤卿來自同一宗族，湯嘉名與張門才女為表親，其受邀所繪制的《比屋聯吟圖》既是常州才女文化的寫照，又是“清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通過文藝建構家族凝聚力的策略”（萬新華、張小堅合寫：《一門風雅艷千秋——湯嘉名〈比屋聯吟圖〉題詠試探》，《藝術評論》，2026年）。作為王瀛的繼室，盡管湯嘉名事跡見于津門鄉(xiāng)邦文獻，有徐士鑾（1833-1915）、徐世昌（1855-1939）等鄉(xiāng)賢名流作傳，以詩畫、孝烈傳世，其為人婦的持家經歷卻未見只言片語。這種沉默或許正說明了其婚姻生活的不盡如人意。

湯嘉名《比屋聯吟圖》，私人藏，圖片來自“藝術評論雜志”公眾號2026年4月21日

更有甚者，新婦到夫家之后，遭受虐待含恨而死。盧葦菁的新書還有一個故事，講的是清初著名理學家張履祥（1611-1674）之女被夫婿和妾室合謀毒殺，年僅二十三歲離世，悲憤的父親通過對簿公堂和輿論壓力，欲為愛女討回公道。根據張履祥在為打官司而作的《揭文》自述：“念兒女之親，館甥三載”，他曾親自指導未來女婿的學業(yè)，留后者在家三年。作為儒家社會秩序的堅定維護者，張履祥教女兒讀書識字，遵守禮儀規(guī)范，女兒“性溫柔又幼嫻家訓”。他選擇了一位家境殷實之士作為女婿加以栽培，初衷本是為女兒的幸福著想，卻不想女兒后來會因遇人不淑而死于非命。

這讓筆者聯想到文學研究者黃曉丹的一篇近期文章，她以樸學大師俞樾（1821-1907）的孫女俞慶曾（1865-1897）的遭遇為例，揭開了另一樁贅婚背后的隱秘傷痛（《俞慶曾之死：作為招魂儀式的書寫》，《東吳學術》，2024年）。贅婿宗舜年（1865-1933）來自江蘇上元，其父宗源瀚（1834-1897）早年曾作幕友，后經保薦而得官。宗家“非搢紳舊族”，不過宗舜年少有才，中舉后入贅。俞樾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當時寓居蘇州，為了慶祝孫女成婚，在寓所主廳“樂知堂”的兩壁懸“金榜題名”“洞房花燭”八個大金字，一時傳為美談，看得出此時的他對于這門婚事是非常滿意的。后來親家公宗源瀚到溫州赴任，宗舜年、俞慶曾夫婦隨宦溫州。盡管出閣的俞慶曾仍被視為俞家的重要成員，然而囿于人婦的身份，她無法向母家求取具體的幫助，“反之承擔了來自母家與夫家的雙重情感責任。在縫合二者實際裂痕的過程中，俞慶曾逐漸不堪重負”，最終以吞食鴉片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痛心疾首的俞樾通過陪嫁的婢媼，這才拼湊出孫女到了夫家備受煎熬的概貌。據說慶曾的婆婆起初還能待以“恩禮”，久而久之就冷眼相待，“無日不詈”。后來抱孫心切的婆婆為子誤納風塵女子為妾，妾室因病無法產子，為掩蓋自己之過，婆婆對慶曾的公公宗源瀚謊稱慶曾苛待妾室，致使后者不能生育，公公于是憤怒地將慶曾叫到自己的辦公之處厲聲責罵。加之宗舜年的前妻秦氏據說也是死因不明，俞樾甚至對孫女的死因心生疑竇。由于這些信息是俞樾從側面打聽到的，而且當他為孫女作傳時，內心正承受著巨大煎熬，真實情況已難考辨。

通過已有的材料，筆者推測俞慶曾之所以后來不得婆婆歡心，或許跟她婚后一直沒有子嗣有關，其間據說還有過兩次小產；而公公治理地方有功，后來擢升溫處道，調往溫州，對于兒媳及其家族，便漸生驕縱之心。無論事實如何，俞慶曾的婚姻無疑是悲劇性的。正如黃曉丹指出的，盡管她與娘家人保持較為密切的通信，還曾短暫歸寧，娘家的祖父和弟弟卻難以及時覺察到婚姻的困境以及自盡的信號。弟弟俞陛云與宗舜年為好友，在為姐姐寫的挽詩中仍將宗舜年視為“鴛鴦侶”，只談伉儷情深，竭力維持兩家的體面，只有慶曾的諸位表妹才能從女性的角度出發(fā)打抱不平，“質疑性別文化中的理想女性模式”。

可以想見，像湯嘉名、張履祥之女和俞慶曾這樣的江南閨秀，從小都生活在一個愛女如“掌珠”的士紳家庭環(huán)境中，與生俱來的文化資本激發(fā)了她們的文藝創(chuàng)作，培養(yǎng)了她們的知書達禮，甚至可能還帶來了她們的榮華富貴，卻沒有“賦予她們超越性別制度的特權”。一旦她們進入夫家履行婦職，夫為妻綱、孝事舅姑、傳宗接代、和睦妯娌等所有傳統女性面臨的內闈壓力，同樣也會縈繞在她們的心頭。對于不公的對待，閨秀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認知常常又使她們選擇隱忍不發(fā)，以順從之姿態(tài)展現自己的教養(yǎng)、維護娘家的聲譽，寄希望于妥協與退讓最終轉化為可使自己傍身的道德資本，正如俞慶曾那般“曲從姑意”，甚至歸寧也不會主動提及委屈之事。從這種意義上說，黃曉丹的結論無疑是耐人尋味的：“受寵的女兒被要求作為父親的鏡子存在……雖然他們能夠給予愛女更多的資源和理解，但其關系依然是粘連的，甚至是吞噬性的。他們的愛造就了女兒的巧慧，也造就了女兒的柔弱?！睙o論出身優(yōu)渥與否，無論贅婚與否，步入婚姻的女性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當然，如果據此推斷士紳家庭的女性同樣只是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受害者，則未免又將歷史過于簡單化，低估了閨秀的堅韌與見識，忽略了家世背景和經濟投入之于一段婚姻的深遠意義。哪怕婚姻生活不盡如人意，從小受過良好教育、生長于官宦府邸的才媛閨秀也能持續(xù)獲得精神上的滋養(yǎng)，乃至經濟上的資助，并通過書寫參與家庭事務、彰顯底氣。清代女性文化研究者楊彬彬的首部專著（Heroines of the Qing: Exemplary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2016；蔡丹妮譯，待出）對袁鏡蓉（1786-約1852年）的討論尤其發(fā)人深思，揭示了即使在較為圓滿的結局中，女性仍然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這與門第驟然上升以及隨之而來的身份模糊、家庭糾紛密切相關，而具有才學的女性能夠巧妙地應對挑戰(zhàn)，在財產分配中占據話語權，最終不僅避開他人對自己言行僭越的指摘，還能夠贏得士紳親友的支持。

故事主人公袁鏡蓉來自江蘇華亭（今上海），祖父曾任江西布政使等諸多要職，愛護備至，親自為其擇婿，相中來自會稽（今浙江紹興）、以“神童”著稱的吳杰（1782-1836）。袁鏡蓉另有弟弟，祖父并非出于傳宗接代的考慮而招贅吳杰，他延聘名師在自家府邸督課，吳杰不負所望，后來官至禮部侍郎。根據袁鏡蓉自述，祖父在她婚后繼續(xù)給予經濟支持，也為丈夫及其父輩慷慨解囊：提供盤纏、購置館舍、送米送禮。兩個家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往來頻繁，表面似乎相安無事，然而問題在吳杰卒于任上開始逐漸顯露，并最終激化。

袁鏡蓉對于公公在世時把持家產頗為不滿，而公公過世之后，公公的小妾、吳氏宗親、管家阻撓她接管家產賬目，企圖剝奪她和幼子的財產繼承權，更是不可接受的。畢竟在她看來，吳氏原本家徒四壁，多年累積的財富，要么來自她的娘家資助，要么來自丈夫的俸祿。為了消解丈夫“贅婿”身份的模糊之處，作為女性的她罕見地參與到家族譜牒的纂修活動中，以吳氏宗族的成員自稱，從而明確了丈夫吳杰作為吳氏后裔的身份事實，不厭其煩地強調丈夫一直積極地參與本家族事務，并竭盡全力照顧家族的親人，因此兒子有權分得丈夫所積攢的財富。袁鏡蓉對財產的清點一絲不茍，通過譴責吳家人藏“匿”財產于法、于禮不容，捍衛(wèi)了自身控制財富的合法性。同時，她所結交的士紳精英施以援手，為她應對危機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來看，“這出家庭糾紛足以證明一位女性能夠運用非凡的自我賦權策略，尤其是訴諸傳統的禮儀規(guī)范和女性典范——其中所蘊含的道德權威藉此得以施展?！?/p>

記得在錢鍾書的諷刺小說《圍城》中，主人公方鴻漸在江南鄉(xiāng)紳父親的安排下訂婚，即便沒能完婚，但他還是以“賢婿”的身份，受到丈人周經理的資助出國留學，回國后又暫住周家、在周家的銀行掛名做事，甚至還在周家的牽線下，和另一個來自浙江沿海的張姓買辦女兒相親。張家夫婦倆磋商幾次，“覺得寶貝女兒嫁到人家去，總不放心，不如招一個女婿到自己家里來。那天張先生跟鴻漸同席，回家說起，認為頗合資格：家世頭銜都不錯，并且現在沒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掛名丈人家里，將來招贅入門，易如反掌。更妙是方家經這番戰(zhàn)事，擺不起鄉(xiāng)紳人家臭架子，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養(yǎng)在張府上。”如果只是抱著消遣的目的來看，這段情節(jié)著實幽默滑稽；如果將故事置于歷史的長時段，回到有著“掌珠”之愛與“館甥”之風的江南士紳家庭背景，這段描述卻不盡然是無稽之笑談，而是根植于當地的風土民情。錢鍾書來自江蘇無錫，當地世家大族和才女文化興盛，在這種環(huán)境下從小耳濡目染，招贅的故事對他而言，或許只是信手拈來之筆。小說將方鴻漸設定為反抗包辦婚姻且僥幸逃脫的知識青年，然而他的婚姻生活并未比真實歷史上的“館甥”前輩更加幸福。

正如盧葦菁提到的，如果將漫長中國歷史中的婚姻實踐籠統斥為“包辦婚姻”，簡單歸納為一項“父權壓迫”的罪惡制度，不僅經不起事實的檢驗，也無助于呈現古代婚姻傳統的豐富色調。個體作為龐大家族體系和鄉(xiāng)土網絡中的一環(huán)，其婚姻選擇始終與家庭責任、道德信念所綁定，盡管父母之命著眼于家族的世代繁衍、家聲振舉，不過擇偶考量未必會與兒女意愿產生沖突。許多材料顯示，許多士紳家庭的父母“嫁女擇佳婿”，并未索要重聘，更以“館甥”之舉踐行儒生治家格言，希冀女兒擁有幸福的姻緣，尤以江浙地區(qū)為典型。作為文人贅婚的一種雅稱，“館甥”或“甥館”的表述一度相當常見，然而這個術語以及贅婚中的那些文人家事，已經漸漸湮沒在歷史之中。隨著更多清代私人文集、民間文獻的梳理與解讀，清代家庭理念與婚姻實踐之間的復雜互動有望得到進一步顯現。從實踐中的伴侶關系出發(fā)，觸摸傳統家庭的肌理，也將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社會的韌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