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上海文學》2026年4月號

“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

——流派觀察視域下的地方性寫作

樊迎春

一九三四年，當魯迅發(fā)出一句“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魯迅：《“京派”與“海派”》《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時，處于論爭漩渦之中的京派、海派被各打了五十大板。盡管多年后我們已經(jīng)可以公正地給予京派、海派以文學史的流派定義與研究，但魯迅當年的批評依然振聾發(fā)聵。一九三五年，魯迅又寫下《“京派”和“海派”》一文，并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前一篇文章中的核心論點，而在這篇文章中，魯迅直接表示，“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xiàn)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底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魯迅全集》第六卷）魯迅的批判意識十分鮮明，如丁帆所說，“這儼然是對兩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質(zhì)特征——政治與商業(yè)媾和——作出的文化批判?！狭鳌鋵嵕褪窍袅宋幕诘赜蚝涂臻g的距離，使得文化的負效應朝著一個‘大一統(tǒng)’的方向下滑?！雹僦刈x魯迅的論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所憂慮的“‘大一統(tǒng)’的方向”在中國文學的“當代時間”中，恰恰被奉為某種“理想”，即“中國當代文學信奉的是‘普遍的空間’和‘進步的時間’”，這“普遍”和“進步”正是現(xiàn)代化進程高速推進所塑造的統(tǒng)一標準。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所信奉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地球’的和平敘事被競爭、排斥甚至是斗爭敘事取代，在這一空間的坍塌中，時間也戛然而止，好像從某一個高點突然降落，‘變得更好’的想法正在被‘變得不要那么差’慢慢取代”，楊慶祥認為，“自二〇一九年以來的新一輪地方性寫作的命名、倡導和討論，正是這樣一種基于‘普遍性空間’坍塌和‘進化論時間’停滯的應激性文化反應。在這一反應中，地方性承接了雙重進路受挫后的可能。通過地方性的路徑，找到正視、理解并處理劇烈變化的現(xiàn)實的方式和方法，或許能夠重建一種文化—社會—歷史依然不可摧毀的信念。”②楊慶祥對于地方性寫作的這一最新論述立足于視野更為宏大的社會歷史分析，他認為這一次的地方寫作討論正是以地方抵抗/重塑“一統(tǒng)”的路徑嘗試。時移世易，借鏡九十年前的論爭，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審視今天的地方性寫作熱潮：在政治、商業(yè)因素都無法完全被規(guī)避的年代，在各個具體的地方從事寫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得到審美意義上的“京派”“海派”式的理解和閱讀？他們完成的作品是否還可以被單純看作是地域與空間差異于文學中的表現(xiàn)？

在楊慶祥所說的“自二〇一九年以來的新一輪地方性寫作的命名、倡導和討論”之前，“新東北文學”的概念已經(jīng)廣為人知，“鐵西三劍客”各自以代表性的小說作品給予沉寂多年的當代文壇一劑強心針，而他們對于一九九〇年代國企改革歷史的回溯，對于這段歷史給予普通個體尊嚴踐踏的記錄，又極為巧合地契合了一九三〇年代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人組成的“東北作家群”的“左翼”表達。彼時的“左翼”作家們大多身處上海，他們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與追求時尚摩登、頹廢唯美的海派/新感覺派同處一城，雖然也沒有抵達親密無間的程度，但他們——包括“京派”——確實在不同的觀念與審美層面豐富了特殊年代的上海乃至全中國的文學生活。如果“新東北文學”是今天的我們正在面對的“左翼”訴求，那么，“京派”“海派”們今安在？

事實上，東北作家們面對的改革創(chuàng)傷史并不是東北這一地域獨有的，但作為曾經(jīng)的“共和國長子”，東北的廢墟感與無力感具有極強的代表性，誠如黃平所說，“東北是一個比喻”③。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新東北文學”的地方色彩被普遍接受，非東北的讀者也能夠與這“比喻”共情，感受歷史的陣痛與挫敗，也發(fā)現(xiàn)其中與自己（或自己的父輩）相關的生活與情感困境。盡管雙雪濤、班宇等作家近些年都在努力擺脫“東北”的標簽，“新東北文學”帶給文壇的藝術風格與審美氣質(zhì)卻是真實地留下了痕跡，這種影響由具體的作家?guī)?，卻并不以具體作家觀念的變化而轉移。出生、成長于南方，卻被認為和“班宇等東北作家的‘子一代’視角相似”，“也是在共同體內(nèi)部展開敘述”④的，是更為年輕的王占黑。在她的筆下，浙江嘉興老社區(qū)里的工人、老人、外來者類似東北作家們筆下失敗的父輩，但王占黑正是“站在失敗者中間，并且并不認為這是失敗，寫出他們生命中的活力與尊嚴”，或如其描述，他們是“街道英雄”，王占黑用兩本小說集的篇幅為他們“作傳”，展現(xiàn)出青年作家難得的生活觀察與人文關切。自第三部小說集開始，王占黑的目光發(fā)生了轉移，“作為人物的小花旦離開嘉興老社區(qū)的熟悉世界，來到上海展開陌生探險”⑤。

針對王占黑的創(chuàng)作，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寫有論文《定海橋：王占黑小說與空間政治》詳細闡釋王占黑創(chuàng)作中的空間感受與觀念表達，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標題即為“從高圓寺到定海橋”，不禁讓專業(yè)讀者想起王曉明發(fā)表于二〇〇二年的那篇著名的《從“淮海路”到“梅家橋”》，而王曉明書寫的對象正是王占黑求學、生活、職業(yè)多重意義上的前輩王安憶。在這篇論文中，王曉明直言，“王安憶就更要用濃墨和重彩，更加用力地去刻劃那‘生活’的本相。”“對于那總要用概述來遮蔽現(xiàn)實的意識形態(tài)，多樣的細節(jié)是最有破壞力的。這是一種重壓下的反撥，一種堪稱是自覺的對抗，它既是針對身外的惡劣和麻木，也是針對心內(nèi)的沮喪和悲哀。”“她的上海故事里的‘梅家橋’卻清楚地顯示了，她對現(xiàn)實變化的敏感、她因此而生的悲哀、她對這悲哀的反抗、她這反抗的‘浪漫主義’的情味，都已經(jīng)遠遠超出上海，超出城市，也超出了中國廣闊的大陸。”⑥王曉明認為，深入書寫底層人群聚居的“梅家橋”的王安憶“真是有一點大作家的氣象了”，他高度贊揚王安憶的深入生活與有意識的對于某種刻板的“上海故事”的抵抗。十多年后，年輕的王占黑不僅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深入具體的街巷生活，更在現(xiàn)實生活中深度參與“定海橋互助社”的創(chuàng)建與維護，王占黑筆內(nèi)與筆外的雙重行動踐行著“平民主義文學”。歷史似乎實現(xiàn)了某種有趣的循環(huán)往復，上海和東北跨越時空再次“牽手”，和八十多年前一樣，他們依然共同關心著“無數(shù)的人們”“生的苦難，死的掙扎”。在這樣的意義上，“地方”似乎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文學分類標準。

在此次關于地方性寫作命名的熱潮中，上海這一特別的地方一直聲量微弱，這當然是一種實力過硬不必爭搶的自信，也可能是因為在這一波的熱鬧之前，“海派”的文學形象實在太過深入人心。從鴛鴦蝴蝶派、早期海派、“新感覺派”再到影響深遠的張愛玲，以及新時期以來，王安憶、孫甘露等作家多年的精耕細作、新世紀后現(xiàn)象級的《繁花》，“海派”的榮光似乎并不需要特別的強調(diào)和捍衛(wèi)，也一直并無多少更新形象或必須聲明存在感的焦慮。類似路內(nèi)、張怡微、周嘉寧、王占黑這樣青年一代的“新上海人”，正在不斷強健著上海的筋骨，也在驗證著“守業(yè)更比創(chuàng)業(yè)難”的真理。上海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加入這次討論的熱潮，恐怕也并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

當然，盡管求學、生活于上海，王占黑因為出生、成長于浙江嘉興，也被納入了“文學新浙派”的范疇。梳理浙江的地方文脈當然是另一個需要花費眾多篇幅的話題，僅僅是魯迅、郁達夫、茅盾等名字就足夠驚人，新時期以來的余華、麥家、艾偉等人也如雷貫耳，但在“文學新浙派”概念的具體闡釋中，作家、批評家們似乎也有些無所適從，除了梳理傳統(tǒng)，大多只是從江南文化的傳統(tǒng)、浙江地區(qū)的風物出發(fā)，找尋可以孕育這一“流派”的基礎與土壤。始終在江南文化氛圍中生活的王堯甚至指出，“江南文脈延續(xù)的關鍵是海派文化的介入，始終保持與世界的對話和新的創(chuàng)造精神，是海派文化的特點”⑦。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當然不能等同論之，但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顯然又是無法否認的，相鄰的地理環(huán)境和相似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造就了有諸多關聯(lián)的文化環(huán)境與審美征候，王占黑的跨越浙滬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例子，但在王占黑的“英雄主義”之外，“文學新浙派”也有其別樣風格。

同樣來自浙江的薛超偉因為小說集《隱語》被讀者熟知，在那篇同名小說中，薛超偉描寫了一個年輕人在浙江一個小城“無用而莊重”的燈謎館工作的故事，南方溫潤的氣質(zhì)在小說中化作街巷里的丁丁之聲，敲打著一個女孩隱秘的心事。年輕的薛超偉寫出了主人公性格中的沉靜、悠遠之感，“用一物去鐫記另一物”的“隱語”使得小說浸潤古意，面對鋒利尖銳的當代情緒，扎進古書暢游也并不僅僅是逃避。“隱語”隱藏了古人的巧思與趣味，當然也可以藏匿這人世間所有的不安與卑怯?！半[”與“藏”指向收斂而博大的蘊藉，也指向默然而有能量的紓解。和王占黑喧囂的“街道江湖”相比，薛超偉的世界沉寂卻有深意，如白日的夢一場，似真似幻，蠱惑人心。

這種美學觀念在被納入“新南方寫作”的福建作家陳春成的作品里早有呈現(xiàn)，在那本引起廣泛討論的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中，陳春成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典雅俊逸的文筆建構了獨特的奇幻世界，為文壇帶來另一種清新之風。值得注意的是，陳春成的奇幻世界是諸多人、事藏匿的載體，這里有“藏起自己想象力的少年，藏起偉大作品的作家，藏起秘方的釀酒師，藏起樂譜的音樂家，還有隱藏在夢境中的工藝秘訣，隱藏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紅樓夢》，神秘不可知的要素形塑了文藝奇幻的敘事動力，也構成了小說新鮮而陌生化的特質(zhì)，但也使這些故事始終氤氳著一種感傷而落寞的基調(diào)”。然而，“它們的‘過去時態(tài)’并不是‘完成時態(tài)’，它們在我們未知的平行或不平行的空間中自有運行的邏輯與軌跡，偶然投影在我們這個世界的波心，又悄無聲息地藏匿和消散：‘無’是最充實的‘有’，徹底的‘藏匿’是最永恒的‘存在’⑧?！痹谶@兩個年輕的南方作家筆下，“隱”與“藏”成為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他們于書寫過程中創(chuàng)造的美學特征，來自浙江與福建的他們距離“上海”“東北”已然有了相當?shù)木嚯x。

如果我們將目光繼續(xù)南移，不能不注意到葛亮的創(chuàng)作。他出生于南京，求學、工作于香港，他的創(chuàng)作也總是勾連著兩地的歷史與現(xiàn)實?；蛟S是因為家學淵源，或許是因為長期寓居港地，他的作品行文流露出上世紀上半葉的遺風，內(nèi)斂、典雅、含蓄卻又內(nèi)核堅硬，也總是在字里行間潛藏豐饒的細節(jié)，常常讓讀者會心一笑。發(fā)表于二〇二一年的《燕食記》雖然飽含著關于革命、家國、歷史的宏大敘事，但小說中更迷人的部分可能還是貫穿全書的對于“燕食”的描寫。葛亮對于嶺南的美食以及與美食有關的人、事都極盡描摹之極致，一碗一碟、一羹一飯，以及寺廟中、街巷里、月夜下對食物的眷戀與對食物的記憶，形塑了整本小說的獨特氣質(zhì)。家國革命與歷史創(chuàng)傷如水溶于水一般溶于日常生活，溶于柴米油鹽。他對宏大歷史有著懇切的關注，卻在以浙派、海派的風格特征予以文學形式層面的表現(xiàn)。

葛亮之外，出生于“北方”而在“南方”默默耕耘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山東人蔡東在深圳對于“文學如何想象城市以及如何想象城市與人的關系”⑨的“新城市文學”的不斷探索，比如青海人王威廉在廣州常年致力于獨具個性的科幻文學的創(chuàng)作……當然，“純南方血統(tǒng)”的南方作家仍然是多數(shù)，我們自然可以羅列出一大串名單，林白、林森、陳崇正、朱山坡、林棹等等，不拘一格，在南方的山川河流、濕潤氣候與異質(zhì)方言中自由穿梭，“新南方的一大特點是文化的雜糅性，因此新南方寫作也就要處理不同的文化生態(tài)”⑩，甚至要走向“南方之南”，走向港澳臺、馬來西亞、新加坡，“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擊，華夷夾雜，正統(tǒng)消散，撲面而來的是新世界、新發(fā)現(xiàn)、新風險??！?/p>

一路從“新東北”走到“新南方”，如果我們稍稍瀏覽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便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關于文學地理、地方性、南北分野的說法一直興盛”，“南北分野的地理學一直在政治學和風格學的雙重意義上被置換，而風格學總是能在文人學士的詩學語境中獲得最終的意義”，“以地理大勢來論民族性格、文化文學風格，根本上是農(nóng)耕文明的產(chǎn)物”，“南北分野之說乃是中國傳統(tǒng)深層的頑強的文化記憶，它建構起有效的地理敘事范疇，構成中國古典乃至現(xiàn)代經(jīng)典性的文學理論范式”?，對“地方性寫作”進行命名是文學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的動力機制，只是在近些年的社會發(fā)展中，我們總是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去解釋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新”生活。

在“解釋新生活”這一問題上，恐怕沒有比聚焦于“北京”這座核心城市更合適的了。在這波地方性寫作命名的熱潮中，“新北京作家群”概念的提出相對較晚，主要由《北京文學》雜志推動?！侗本┪膶W》主編師力斌直言，“‘新北京作家群’是一個空間上的概念，又大于這個空間，有鮮明的地域性指向，又大于這個指向。它總是大于我們的言說和想象。復雜性、開放性、流動性，反倒是新北京作家群的特色。與老舍、沈從文、汪曾祺、王朔等京派、京味兒作家相較，他們置身于新北京復雜、開放、流動之中”?，這其實是在將京派、京味作家“一網(wǎng)打盡”，將“新北京作家群”置于新文學傳統(tǒng)以來北京文學時間的延長線上，如楊慶祥所提醒的，“將歷時性置于共時性之前，同時也就有了以歷時性取消當下性的危險?”，“新北京作家群”顯然更側重于對“新北京”時間與空間意義上的捕捉，而究竟什么地理范圍是“新北京”的空間？什么時候開始是“新北京”的時間紀年？作家、批評家可以簡單回答的，或許就是：當下此刻，每一個個體身處的北京就是“新北京”。

在關于“新北京”的認知和描摹中，來自江蘇的徐則臣和出生成長于北京的石一楓都是具體而典型的“個體”，同為一九七○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他們或許代表了“新北京作家群”兩個重要的前進方向。徐則臣的“中關村系列”開創(chuàng)了新世紀以來“京漂文學”的全新面貌，他筆下那些辦假證的、賣盜版光碟的、推銷電腦配件的以“底層”的形象詮釋著這座城市的生機與活力，也奠基了“新北京”的城市形象與文化氣質(zhì)。對于這個超大型的國際都市來說，這些“外省人”構成了北京人口的“多元”，而“本地人”石一楓則代表了北京內(nèi)核穩(wěn)定的另一面，石一楓充滿京味兒的文字表達讓讀者感受到作為“地方”的北京依然在將其底蘊和積淀與所有人共享。石一楓以看起來對一切都無所謂的“北京小爺兒”的狀態(tài)真實記錄著在當下的北京生活可能會遭遇的諸多問題。在那篇榮膺魯迅文學獎的《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石一楓以失敗的北京青年的視角觀察奮發(fā)圖強的外省女青年的人生故事，扼腕之中卻也飽含著知識分子的同情與關切。到了《漂洋過海來送你》等長篇小說中，石一楓更是以宏闊的視野考察著“世界中”的中國青年、北京青年面對的生活難題與精神困境。石一楓筆耕勤勞，近年產(chǎn)量極高，《逍遙仙兒》《一日頂流》等作品更是關注到了教培行業(yè)、兒童心理以及時刻發(fā)生變化的媒介環(huán)境，石一楓的責任擔當可能也無愧孟繁華所說的“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

剛剛斬獲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的青年作家遼京，近些年的作品都致力于對家庭故事的抽絲剝繭。長篇小說《白露春分》書寫了在北京生活的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呈現(xiàn)了社會養(yǎng)老問題的艱難，也提示著獨生子女一代正在經(jīng)歷的工作與家庭生活的雙重困境。遼京的可貴在于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又新又舊”的家庭模式的把握，社會的結構性難題與中國傳統(tǒng)的家庭倫理危機猛烈沖撞，挑撥著在北京/大城市艱難打拼的年輕人的敏感神經(jīng)。和徐則臣的“京漂一代”和石一楓的原住民身份相比，遼京屬于“京二代/京三代”，她身上具有“歷史中間物”的性質(zhì)，既要承接父輩/祖輩的歷史難題，也要為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尋找路徑。當下的北京對她筆下的主人公來說，可能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新北京作家群”容量極大，但在我們列舉的幾位相對重要的作家身上，我們好像可以看到《北京文學》副主編張頤雯在討論文章的標題中的概括，“北京的巴爾扎克們”，“希望這些北京作家，能夠和二百年前的巴爾扎克一樣，通過書寫北京這座城市和與它相關的一切，讓讀者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彼麄冋谟冒蜖栐耸降默F(xiàn)實主義筆觸記錄著新時代的北京，描寫著新北京的人、事、物，以及人、事、物與持續(xù)更新的“北京”的關系，“作為北京加速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的同時代人對之進行同時性的書寫和記錄，并在這一書寫和記錄的過程中建構新的現(xiàn)實感、歷史意識和價值觀念?。”

面對今天的“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文學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即便有“地方”這一共同特征，我們也可以明確感受到它們的核心特征與創(chuàng)作訴求南轅北轍，“新東北文學”以共同的“歷史”和“訴求”為創(chuàng)作資源，“新北京作家群”側重“時間”意義上的新的社會狀況”，“新海派”或“文學新浙派”關聯(lián)著風物、氣質(zhì)、美學的整體呈現(xiàn)，“新南方寫作”則指向更為廣闊的南方、海洋、邊地，以及流動的邊界。如果我們再次遙想九十年前乃至百年前的現(xiàn)代文壇，我們會看到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語絲社、太陽社等社團百花齊放，也會看到京派、海派、“左翼”等多種流派群峰并置，或者僅僅回到三四十年前，我們恐怕也欣然得見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現(xiàn)代派、新生代、新寫實等概念風起云涌，它們都并沒有“大一統(tǒng)”的追求，只是短暫卻也深刻地回應著彼時彼地的困惑。那么，今天的我們是否可以不再強調(diào)“地方”的地理特征，或者不僅僅強調(diào)地理命名，而是把它們看作一次以“地方”為媒介的“流派的發(fā)生學”？由此，我們可以在更為系統(tǒng)的流派研究的路徑上進入這一次的地方性寫作討論，“流派是時代要求、文學風尚和作家美學追求的結晶”“研究小說流派，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和分析紛紜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從中整理歸納出某些脈絡，發(fā)現(xiàn)和總結小說發(fā)展的某些規(guī)律與經(jīng)驗，不僅能指出同一時期內(nèi)橫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時期的縱的關聯(lián)。再加上研究者對各個流派的文學價值的評價高低，組成一個三維的坐標系”（嚴家炎：《中國小說流派史》，新星出版社）。同時，因為流派中的作家通常來源廣泛，且有較大的流動性，這種研究視角可能更符合文學發(fā)展更新的實際情況，使得我們在討論地方性寫作的同時不必糾結于作家身份或是生活地域，僅僅從作家生命經(jīng)驗與作品呈現(xiàn)的實際情況出發(fā)。

是的，就從此時此地出發(fā)，從作家關注的具體地方出發(fā)，從作家書寫的具體內(nèi)容、形式出發(fā)。作家由此出發(fā)去描繪故鄉(xiāng)和他鄉(xiāng)，批評家由此出發(fā)去理解問題與方法。我們共同能夠做的，只是以真心寫作，以真心閱讀，以真心闡釋，現(xiàn)象的觀察與人心的把握、問題的提煉與理論的梳理永遠來自具體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實踐，“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xiāng)在遠方/為什么流浪/為什么流浪遠方/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這“橄欖樹”由怎樣一方水土培育，或許影響它的根脈、枝葉以及花朵、果實，但“橄欖樹”注定只能出現(xiàn)在每個作家、批評家乃至讀者的夢中，誘惑著我們永遠奮力追逐，這追逐的方向，或許才是永恒的“地方”，而這方向，是匯聚了多個群體的四面八方。

①丁帆：《對兩種文化流派的深刻批判——重讀魯迅〈“京派”與“海派”〉、〈“京派”和“海派”〉》，《東吳學術》二○一二年第一期。

②楊慶祥：《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再談地方性寫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二○二五年第六期。

③黃平：《“往前看，別回頭”：〈漫長的季節(jié)〉與普通人的救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二○二三年第十一期。

④黃平：《定海橋：王占黑小說與空間政治》，《小說評論》二○二○年第四期。

⑤李壯：《小城社區(qū)，或昨日的熟悉世界：論王占黑》，《小說評論》二○二五年第四期。

⑥王曉明：《從“淮海路”到“梅家橋”——從王安憶小說創(chuàng)作的轉變談起》，《文學評論》二○○二年第三期。

⑦見蘇州大學教授王堯在“長三角論壇：江南文脈何以蓬勃”（二○二一年一月八日）會議上的發(fā)言。

⑧參見拙作：《在黃昏與黑夜的縫隙中藏匿——陳春成的文藝奇幻與現(xiàn)代洞穴》，《長江文藝》二○二一年第五期。

⑨郭冰茹：《關于城市文學的一種解讀》，《當代作家評論》二○一四年第四期。

⑩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二○二一年第三期。

?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二○二三年第一期。

?陳曉明：《南北分野的文學地理學與審美的文化記憶》，《中國社會科學》二○二五年第一期。

?師力斌：《〈北京文學〉：在篤定創(chuàng)新與敏銳開放中前行》，《文學報》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楊慶祥：《地方性作為一種方法論——再談地方性寫作》，《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二○二五年第六期。

?孟繁華：《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從石一楓的小說創(chuàng)作看當下文學的新變》，《文學評論》二○一七年第四期。

?張頤雯：《北京的巴爾扎克們——北京作家及“新北京作家群”欄目淺談》，“文藝報1949”公眾號，二○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楊慶祥：《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空間、視野和問題》，《北京文學》二○二三年第十一期。

原標題：《理論與批評 | 樊迎春：“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流派觀察視域下的地方性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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