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印發(fā)《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解釋（二）》）。新的司法解釋最大的突破就是，明確對不同產權實施平等保護，實現(xiàn)“同罪同罰”。其中，明確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四類涉企犯罪，分別參照公職人員相關罪名標準定罪量刑。

用大白話說，無論是侵占國家財產，還是侵占民營企業(yè)資產，都將適用統(tǒng)一處罰標準，實現(xiàn)“一視同仁”。

但是，這一彰顯平等保護的司法進步，卻被部分自媒體歪曲解讀、惡意對比，給人的感覺就是：新司法政策之下，追究公務員腐敗犯罪的入刑標準放松了，民營企業(yè)（甚至李代桃僵為民企老板）的入刑標準更嚴苛。其中，最具迷惑性的便是所謂“公務員300萬立案，民企3萬立案”。

有人宣稱，《解釋（二）》將公職人員涉及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案標準從30萬元提高到300萬，而民營企業(yè)老板挪用資金立案標準從6萬降低到3萬。這種對比就是典型的詭辯術。

首先， 與非公職人員“挪用資金罪”相對應的是公職人員的“挪用公款罪”，而不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按照《解釋二》，目前“挪用資金罪”和“挪用公款罪”適用相同的刑事立案標準，都是3萬元，做到了入刑、量刑、數(shù)額檔次全部對標挪用公款罪，貫徹“不同所有制企業(yè)平等保護”的要求，終結民企挪用犯罪“立案松、處罰輕”的雙軌制。

其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一個特殊的罪名，是刑法當中唯一一個實施“有罪推定”的罪名，也是懲治貪腐犯罪的一個兜底性、補充性的罪名，所以，起刑點一直比較高。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本質是反腐兜底，司法機關無法查清公職人員的巨額財產真實貪腐來源時，才不得不使用的備用罪名，其最高刑僅僅只有10年，明顯低于受賄罪、貪污罪。十八大以來，監(jiān)察體制改革、大數(shù)據(jù)查腐、金融資產穿透監(jiān)管、跨境追贓體系全面建成，絕大多數(shù)貪腐案件中的不明財產均可查實為受賄、貪污的明確來源，可直接定重罪，無需再適用兜底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正是此罪名案發(fā)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舊規(guī) 30 萬元立案標準沿用 27 年（1999—2026），這一標準已明顯滯后于司法實踐，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此次將其立案標準調整為300萬元，正是順應時代發(fā)展、精準打擊腐敗的理性之舉，絕非“放松對公務員腐敗的打擊”。

再次，降低非公職人員“挪用資金罪”的起刑點，是為了保護民營企業(yè)老板的合法財產，保護老板不是要“構陷老板”。

一些自媒體完全無視民營企業(yè)當中，“挪用資金罪”的犯罪主體主要是企業(yè)高管、財務人員的事實，利用“李代桃僵”的詭辯術，用極端個案誤導公眾，將挪用資金的主體偷換成民企老板，試圖搞得民營企業(yè)家人人自危。

此前，民企面對的真問題是，企業(yè)內部的貪腐很難作為刑事案件立案處理，在國企，類似的高管挪用資金、內部貪腐行為早已被認定為犯罪，而在民企可能只被認為是“民事糾紛”“財務管理不嚴格”。所以，此次兩高的司法解釋才強調的是國企、民企“同罪同罰”。

固然，在一些極端個案中，民企老板、實際控制人，也可能被追究挪用資金罪，那主要是因為侵犯了其他股東的合法利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典型案例“惠慶祥挪用資金案”中，企業(yè)董事長未經公司決策程序，擅自將公司資金轉出用于個人投資、個人經營，屬于侵犯公司法人財產權，構成挪用資金罪。這根本不是一些自媒體所渲染的民營企業(yè)老板只要將自己公司的資金用于個人消費，一旦“公私混同”就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還要說明，如果老板個人賬戶與公司資金長期雙向流水、高度混同，無法區(qū)分資金權屬的，并不會構成“挪用資金罪”。那些刻意夸大“公私混同”風險、制造恐慌的論調，本質上是對司法政策的曲解。

“公務員300萬立案，民企3萬立案”的說法，是混淆罪名、偷換概念的誤導?！督忉專ǘ返暮诵膬r值，是打破“司法雙軌制”，實現(xiàn)公有資產與民企資產的平等保護。提高“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案標準，是兜底罪名的理性回歸，絕非腐敗的“避風港”，能適用貪污罪、受賄罪追究的，就不需要適用這個罪名。降低“挪用資金罪”的起刑點，是對民企權益的堅實守護，而非老板的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