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103年，大宋崇寧二年，大遼乾統(tǒng)三年。

上一期節(jié)目我們講到，宋徽宗上臺之后，不到兩年時間，就失去了耐心：中間道路不走了，他猛打方向盤，重新回到了宋神宗的變法路線上來。結(jié)果就是：韓忠彥和曾布下臺，宋徽宗任用了一個新宰相。誰呀？他就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奸臣之一——蔡京。

宋徽宗為什么失去耐心？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量火燒眉毛的問題，朝臣們提不出解決方案。比如，缺錢。曾布就說嘛，當時國家財政進的少、出的多，國家倉庫都是空的。但是你看大臣們天天在討論啥。舉個例子：這個階段有一個言官，叫任伯雨，半年時間上了108道奏疏，差不多三天寫兩篇，真是作文小能手。但那上面都寫啥了呢？那可重要了，寫的全是關(guān)乎天下興亡、社稷安危的大事，小事是一點兒都不寫。你懂的，這就是明擺著只說空話，不理實務(wù)啊。我要是宋徽宗，整天看這樣的空談大道理的小作文，我也焦躁。

那把宰相換成蔡京的好處是什么？這蔡京是真能干、真解決問題啊。就說理財能力：蔡京上臺后馬上調(diào)整了食鹽專賣的辦法，立刻新增三百萬緡收入，徽宗一看就來神兒了，喲，居然有這么多錢？但這還只是個“見面禮”，后來的事實證明，蔡京搞錢的本領(lǐng)確實很大。所以，甭管徽宗在內(nèi)心里多不待見蔡京，也不得不頻繁啟用蔡京，這才有了后來蔡京四起四落的故事。

但是任用蔡京，當時大家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兒。

就說兩點。第一是蔡京做事沒有什么底線。他還沒當宰相之前，就有人說這樣的話：天下是好是壞，就看皇帝用不用蔡京。為什么？因為蔡京喜歡結(jié)交宦官。如果蔡京當了宰相，你放心，宦官就會得勢。這是個連鎖反應(yīng)。那天下還能不亂嗎？

后來果然?。簽槭裁椿兆谶@次會啟用蔡京？徽宗和蔡京又不熟，就是因為有宦官——像童貫這樣的人——還有一些皇帝身邊的道士、皇宮里面的女眷，都被蔡京用各種方式搞定，天天在徽宗耳朵邊上說他的好話。這種走歪門邪道的人，一旦上位，政壇風氣肯定好不了啊。

還有一點，蔡京的行事風格也讓人看不慣。我說個情境你感受一下：據(jù)說有一次上朝，太陽光刺得人睜不開眼，偏偏就是蔡京，直接仰著頭在那兒盯著太陽看，也不知道是個什么特異功能。旁觀的人就感慨說，這樣的人日后必定大貴，但是，他如果得志，就是國家之大賊。你看，這就是他給當時人留下的印象：蔡京確實能做別人做不到的事兒，但是像直接能拿肉眼看太陽這樣的本事，就讓人感到有點兒邪門兒，有點兒狠辣。當時有句順口溜，叫“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就是說——蔡京，還有他的同胞弟弟蔡卞，跟他們活在一個時代，真是倒霉啊，上輩子欠他們倆一條命啊，這輩子是來還他們債的啊。你聽聽，這都是啥口碑。

你可能覺得，這不意外啊，他是蔡京嘛，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奸臣之一嘛。但接下來我要說的，可能會讓你有點意外。

你有沒有聽過一種說法？在所有中國朝代里，大家最想穿越回去的就是宋朝。因為宋朝不光政治寬松，而且老百姓福利好——有養(yǎng)老院、有公立醫(yī)院、有公共墓地、有棄嬰收養(yǎng)制度、有冬天給流浪漢的收容站。

這是真的嗎？真的。但是請注意哦，這套福利體系不是北宋一直都有的。它的大規(guī)模建設(shè)和全國性推廣，就發(fā)生在蔡京當宰相期間。奇怪吧？中國古代社會福利的最高峰，居然出自公認的昏君宋徽宗和公認的奸臣蔡京之手。我就問你：驚喜不驚喜？意外不意外？所以，有歷史學(xué)者提出了一個詞兒，叫“蔡京悖論”，說的就是這個反差感。

那怎么解釋這件事呢？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他倆收買人心、粉飾太平，等等，但我們《文明之旅》節(jié)目當然不能停留在這么表層的解釋上。我們要追問的是：蔡京為什么要搞福利？他搞成了嗎？而最重要的是——他搞的這件事，對于我們今天理解“什么是好的政治”，有什么啟發(fā)？

宋朝奇觀

好，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蔡京到底搞出了一個什么樣的福利體系。

我先請你想象一個場景：假設(shè)我是北宋末年一個城市里的窮人，老了，沒有兒女，也沒有親戚可以投靠，身上還有點小毛病。那么，在蔡京當宰相的時候，我能指望國家為我做點兒什么？

聽著啊——聽完了，我鼻涕泡都能樂出來。

首先，我可以住進“居養(yǎng)院”。這是專門收養(yǎng)老弱病殘和孤兒的機構(gòu)，我在里面有吃有住，冬天有棉衣棉被，有專人照顧。

如果我生了病，會被轉(zhuǎn)到“安濟坊”。這是專門給窮人看病的醫(yī)療機構(gòu)。請注意，它不是把所有病人塞在一起，而是按照病情的輕重分開，還要防止互相傳染，還有專門的廚房負責煎藥煮飯。

如果我不幸死了，又沒有家屬來收殮，怎么辦？別擔心。國家會把我安葬在“漏澤園”——漏，是遺漏的漏；澤，是恩澤的澤，你聽聽，“被恩澤遺漏的人”，原來沒人管、沒人疼，現(xiàn)在好了，徽宗皇帝和蔡京宰相管我、疼我：每個人會給一塊八尺大的墓穴，兩塊方磚，磚上刻著姓名、下葬日期這些信息。如果將來有親屬來認領(lǐng)，也好找嘛，想得很細啊。

你看，大宋朝有了這么三個機構(gòu)，窮人的生、老、病、死，一條龍服務(wù)啊。蔡京宰相，是不是活菩薩?。?/p>

那這是不是像一般的面子工程那樣，在開封城搞個樣板就算了？不是的。蔡京是真把它推廣到了全國。朝廷規(guī)定：凡是千戶以上的城鎮(zhèn)，全部都要設(shè)立這三個機構(gòu)——居養(yǎng)院、安濟坊、漏澤園。現(xiàn)在去查史料，很多地方志上都有設(shè)立居養(yǎng)院和漏澤園的記載。不僅有史料證據(jù)，還有考古證據(jù)哈：上世紀80年代，河南三門峽市——北宋的時候這里是陜州——就發(fā)掘出北宋的一個漏澤園遺址，發(fā)現(xiàn)了849座墓葬，規(guī)模不小啊。來，給你看一張墓磚的照片。

模模糊糊可以辨認上面的字：“崇寧四年三月十八日，兵士劉善。效字號?！蹦憧纯?，下葬的日期、姓名、身份，全部都有記錄，如果這個劉善在世上還有親人，是真的能找到他。地方政府是真的嚴格執(zhí)行了朝廷的規(guī)定。

不僅全國推廣，這些機構(gòu)的保障標準也非常高。

在有的居養(yǎng)院里，有吃有喝有穿，床是那種帶幃帳的床，冬天生火爐，夏天搭涼棚，老人配女傭，棄嬰有奶媽。這可是宋代啊，這可是招待貧民啊，居然是這樣的標準。后來連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下詔書批評地方官搞得太過分：我聽說有些地方的居養(yǎng)院居然備了酒席，搞得像高檔宴會廳，這不合適吧？

不合適歸不合適，但事實如此?。簢掖_實在大把花錢照顧窮人啊。

而且別忘了，這一切背后的操盤手是蔡京，那可是大宋朝難得的行政人才。他干事，不僅效率高，背后還會有一套制度來保障系統(tǒng)的運行。拿辦福利的成績來考核地方官，這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了。而蔡京搞的考核，是一直深入到最基層的，比如，安濟坊的醫(yī)生，每人發(fā)一本“手歷”，相當于我們今天的病歷本，上面要記錄每次治療的情況、治好了還是沒治好，然后按治愈人數(shù)排名搞考核。

不用說更多的細節(jié)了。就沖這么一套安排，有學(xué)者居然說，中國宋代的社會福利水平，比現(xiàn)代西方國家還要好啊。西方國家頂天了，對老百姓也就是管到“從搖籃管到墳?zāi)埂?，而中國宋代呢，從搖籃還要往前，管到十月懷胎，從墳?zāi)惯€要往后，管到身后的祭祀，這叫“由胎養(yǎng)到祭祀”。

如果你不是生活在中國文化的語境里，如果你對蔡京的歷史形象沒有什么了解，你會不會覺得，這蔡京簡直就是現(xiàn)代福利社會的先驅(qū)啊？日本東京大學(xué)有個漢學(xué)家小島毅，他就說，如果后來中國一直沿著蔡京這條路線走下去，那整個東亞的歷史恐怕都會不一樣，中國可能早幾百年就現(xiàn)代化了。這個說法當然是過甚其辭，但你也看得出來，蔡京的福利方案確實是令人驚訝的。

好了，替蔡京吹的牛就到這兒。那這套福利制度真這么好嗎？它能維持下去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絕不可能的。首先一個原因就是：錢從哪兒來??？

現(xiàn)代福利國家的底氣，是現(xiàn)代的生產(chǎn)力水平啊。而中國的宋朝，不僅是農(nóng)耕社會，社會生產(chǎn)的剩余非常少，而且你懂的，宋朝本身冗兵、冗官、冗費的負擔就已經(jīng)很重，哪兒還有這么多的財力來照顧貧民？蔡京能憑空變出錢來嗎？

攤開賬本一看，就在這兩年，朝廷為社會福利指定了兩個經(jīng)費來源。上一年，1102年，朝廷指定居養(yǎng)院的經(jīng)費來源是“戶絕財產(chǎn)”，說白了，就是指沒有子嗣繼承的民間財產(chǎn)。但是，這才能有多少？到了這一年，圣旨又來了，指定常平倉的錢，也作為福利的來源。

常平倉是什么？簡單說，就是國家的災(zāi)備基金。豐年的時候，國家購買糧食存起來，荒年的時候再低價賣出去救災(zāi)。這是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糧。蔡京挪用常平倉去搞貧民福利，這就等于一個城市把防洪基金拿去建了養(yǎng)老院。養(yǎng)老院確實建起來了，民間也確實好評如潮，但是等洪水來的時候，就只能干瞪眼等著出事兒。說白了，這就是一個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而且拆的還是承重墻。

果然，再過些年，連常平倉也見底兒了，宋徽宗在宣和二年就說了：現(xiàn)在是貧民窮人吃得飽穿得暖，但是士兵沒得吃，還有逃亡的，這么顛倒過來，怕也是不行吧？

果然，就在那一年，南方就爆發(fā)了方臘起義，這可是北宋后期規(guī)模最大的民變。說明什么？說明國家用搜刮百姓的方法搞來了錢，這錢即使用來辦福利，最后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就是在現(xiàn)代國家，福利搞過了頭，國家財政都受不了，更何況是在宋代？

說蔡京這套福利制度搞不下去，還有第二個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

你想，現(xiàn)代福利制度的基礎(chǔ)是什么？是民眾和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關(guān)系：老百姓負責依法納稅，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chǎn)品，其中就包括社會福利。這是一個對等關(guān)系，也是一個博弈過程。所以，一個社會的福利到底應(yīng)該維持在什么水平？這取決于國家的征稅能力、財政的承載能力，以及社會共識，是經(jīng)過一系列博弈，最后達成的一個動態(tài)的平衡。

而在900年前，我要是有機會把這番話講給宋徽宗和蔡京聽，他們肯定聽懵了：啥？社會契約？動態(tài)博弈？那是個什么鬼？老百姓有福利，有且只有一個原因啊，那就是——皇恩浩蕩啊?；实凼亲用竦摹熬浮甭?，爹對兒子好，掏心掏肺就行了，還有什么博弈的問題？

但是，用這套皇恩邏輯來搞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的水平會不穩(wěn)定，質(zhì)量也會很差。

你想啊，對地方官員來說，辦福利的唯一動機就是執(zhí)行上級指示，這種單向激勵，很容易就變成了忠誠競賽：必須擴張規(guī)模、必須抬高標準、必須鋪張浪費，不然我的政績從哪兒來？至于福利是否精準、適度、可持續(xù)？就沒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居養(yǎng)院越建越豪華——金漆的器物、毛皮的被褥、奶媽和女仆——這些是為窮人服務(wù)的？不，這當然是為上級檢查準備的。

與此同時，福利經(jīng)費去了哪兒？以當時的治理水平，那當然會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執(zhí)行者的口袋。

比如，漏澤園，就是埋窮人的公墓，當時的制度是按埋葬人數(shù)領(lǐng)經(jīng)費。那好，有的人為了湊數(shù)，就把一具尸骨拆成好幾份來登記。

再比如，到底什么人住進了那么豪華的居養(yǎng)院？不敢說完全沒有窮人。但你想也想得到，這么豪華的地方，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怎么可能放過這么一塊肥肉呢？宋徽宗后來就有一道詔書說到這個現(xiàn)象，說奇了怪了，怎么還有年輕力壯的人住進了居養(yǎng)院？這朝廷哪兒受得了？

這一點也不奇怪。即使在現(xiàn)代社會，也有人提議，建設(shè)廉租房，最好只有公共廁所，否則，廉租房如果是獨門獨戶的套房，有廚房有廁所的，這房子的質(zhì)量就太好了，難免會被有關(guān)系的人占用，真正需要的人就拿不到了。

所以你看，宋徽宗和蔡京這套社會福利系統(tǒng)是肯定搞不成的。那我們不妨再往前思考一步，假設(shè)這套福利制度不是出自宋徽宗和蔡京這一對昏君奸臣之手，假設(shè)是一個朝政清明，圣君在上，賢臣在下的時代，這套美好的全民福利制度有沒有可能建成呢？

畢竟，傳統(tǒng)的中國讀書人都能背誦《禮記》上的那段話嘛：什么是大同社會？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边@說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制度嗎？

這么美好的理想，怎么才能建成呢？

福利難題

在大宋朝，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全民福利制度嗎？很難很難，幾乎不可能。這跟蔡京的個人品德沒關(guān)系，換包青天來干這件事，一樣干不成。為啥？因為核心基礎(chǔ)條件不具備啊。

這個話題非常大，咱們這里就說幾個原因，你感受一下。

首先，在傳統(tǒng)社會，識別出來一個值得用公共資源幫助的窮人就非常困難。

這話聽著像抬杠，但你仔細想想，在我們現(xiàn)代人的概念中，什么是“窮人”？就是錢少的人啊。好，現(xiàn)在我們穿越到宋代，切換到農(nóng)耕經(jīng)濟和熟人社會的條件下，一個人錢少就窮嗎？不一定啊。

一戶農(nóng)民，手頭確實沒有幾個現(xiàn)錢，但是他地窖里還有不少糧食，你能說他窮嗎？在農(nóng)耕經(jīng)濟下，主要是實物產(chǎn)出、實物交換。錢，也就是貨幣，還沒有那么重要。我小時候就見過當時農(nóng)村人的狀態(tài)：一家人當中，壯勞力下地種糧食，一年忙到頭也掙不了幾個錢；而姑娘媳婦搞搞庭院經(jīng)濟，養(yǎng)幾只雞，下了蛋去賣，反而是家里現(xiàn)金的主要來源。但是當時的農(nóng)村人都知道，家里經(jīng)濟的壓艙石，還是種糧食的壯勞力。姑娘媳婦掙的那點兒現(xiàn)金，只是零花錢，沒那么重要。用那點貨幣，衡量不出來一個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

還有一點：農(nóng)耕經(jīng)濟往往也是熟人社會，一個人的經(jīng)濟狀況，不能只看他名下的私人財產(chǎn)，還要看他所在的社會網(wǎng)絡(luò)。如果一個人真要急用錢，他的宗族、鄰里、鄉(xiāng)親會出手拉他一把。我當年上大學(xué)的時候，同學(xué)中還有這樣的情況：家里拿不起學(xué)費，是全村人給湊的。

所以你看《禮記》里面的那句話是怎么說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宾娛悄昀蠠o妻，寡是年老無夫，孤是少年喪父，獨是老年喪子，廢疾者是沒有勞動能力，這說的，都不是指一個人沒有錢，而是指他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luò)崩塌了，那好，這時候外界來幫你，天經(jīng)地義。這才是《禮記》里講的大同理想。這里面可并不包括單純沒有錢的情況。

那為什么在現(xiàn)代社會，一個人沒有錢就會被認定是窮人呢？因為現(xiàn)代社會的兩個特點啊：人的主要收入不來自于土地，而是工資，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社會的本質(zhì)是陌生人社會。一個人的經(jīng)濟狀況，幾乎全部反映在工資單和存款賬戶上。一個人一旦失業(yè)或者破產(chǎn)，馬上就是絕境。

美國南北戰(zhàn)爭的時候，你覺得是南方的奴隸更悲慘？還是北方的工人更悲慘？來，我給你念一段當時一名南方思想家的說法：“自由社會中，失業(yè)工人被拋棄，無人問津，只能餓死；而在奴隸制社會，奴隸永遠不會失業(yè)，因為他們是主人的財產(chǎn)，主人會像保護自己的投資一樣保護他們?！碑斎?，這些觀點是胡攪蠻纏，就問作者自己是愿意當自由的工人還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就好了。但是，這些話里，也確實有一部分事實——

在工業(yè)時代，在陌生人社會，一個人既孤立又脆弱。他窮不窮，很容易認定：看他有沒有工作，再看看他的存款賬戶就行了。

這個看似簡單的認定系統(tǒng)，有一個巨大的前提：現(xiàn)代社會把人從熟人網(wǎng)絡(luò)里拔出來了。你就是你自己，你的經(jīng)濟狀況就是你個人的經(jīng)濟狀況，跟你的宗族、你的鄰居沒有關(guān)系。而這個前提在傳統(tǒng)社會是不存在的。

所以，蔡京說要照顧窮人，聽起來很好。但你到了一個村子里，指著一排農(nóng)戶問：誰是窮人？誰來認定？怎么認定？用什么標準？沒有人答得上來。舉個例子，我是大宋朝某個縣里的小康人家，在衙門里也有點關(guān)系，現(xiàn)在有個遠方的親戚投奔我來了，本來這個負擔是我的，我是他的社會網(wǎng)絡(luò)的一部分啊，但現(xiàn)在不是有了居養(yǎng)院嗎？那我跟衙門里的朋友塞點小錢，再打個招呼：我認識一個窮人啊，一點收入也沒有啊，讓他住居養(yǎng)院唄？你看，一點毛病也沒有吧？既符合朝廷的政策，也省了我一筆錢，我親戚還能有吃有喝。多好？但是，這個親戚真的是該享受這個社會福利嗎？

這還只是窮人身份的認定，除此之外，如果要運行一套社會福利系統(tǒng)，至少需要這么幾個條件：你得有一支職業(yè)化的基層行政隊伍吧？這才有足夠的人手去入戶核查、持續(xù)跟蹤，而不是讓官員和衙役說了算；得有一套獨立運作的審計與監(jiān)察機制吧？這才能讓經(jīng)費的每一筆流向都有據(jù)可查；得有相對透明的信息環(huán)境吧？讓受助者知道自己有什么權(quán)利，誰可以申請，什么情況下可以舉報不公，等等。這些條件，哪一條宋代具備了？行政的、技術(shù)的、法律的、信息的、道德的——所有這些底層基礎(chǔ)設(shè)施，在那個時代根本就還沒長出來。

不僅有這些技術(shù)性問題，還有一個觀念問題。

比如韓非子就說嘛，什么叫窮人？不是亂花錢的人就是懶漢。按他的意思，你去救濟窮人，那就等于從勤快人手里把錢拿走，獎勵給懶漢。商鞅就更狠，一個人要是因為懶而變窮，直接抓起來當奴隸。在法家的世界觀里，窮不僅不值得同情，窮本身就是一種罪。這種觀念，我們今天覺得匪夷所思，但你要是生活在傳統(tǒng)社會：一個村子里，最窮的人，可不見得是可憐人，也可能是懶漢二流子啊，怎么能同情這種人呢？這也是一種樸素的道德直覺。

你別以為只有中國的法家這么想，19世紀，英國人辦社會福利事業(yè)，也有一條原則：“劣等處置原則”。什么意思呢？就是濟貧院里的生活條件必須低于社會最低收入的獨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你不號稱是窮人嗎？想要救濟？哦，明白了，不就是想不勞而獲嗎？好啊，首先，社會上沒有救濟，想要救濟就必須住進濟貧院。進來之后，吃得最差，比外面最窮的工人還要差，過得最苦，要強制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要承受各種紀律和家庭分居，這就完了？不，還要羞辱你，統(tǒng)一穿丑陋的“濟貧院制服”。為什么？因為只有這樣做，這樣外面的人才不敢來蹭福利。這套制度在英國，一直執(zhí)行到二戰(zhàn)之后。

所以，“幫助窮人是國家的義務(wù)”——這個今天聽起來天經(jīng)地義的觀念，人類其實是花了好幾百年才慢慢建立起來的。而在蔡京的時代，不僅這個共識不存在，連相反的觀念都很有市場：窮就是活該，窮就是懶，國家憑什么拿好人的錢去養(yǎng)懶人？

蔡京搞的福利措施，之所以是一個奇葩，還有一個原因——傳統(tǒng)社會的政府都傾向于多要權(quán)力，而少攬責任。

你可能也聽過一個說法，說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皇權(quán)不下縣”：皇權(quán)影響力所及，主要在縣以上，而鄉(xiāng)村怎么辦呢？主要是宗族自治。聽起來多美好？中國古典社會好像是一個鄉(xiāng)村自治社會。但是秦暉老師有一本書，叫《共同的底線》，里面就當頭棒喝：哪里是什么“皇權(quán)不下縣”？準確說是“國責不下縣”?；实鄣臋?quán)力，尤其是收稅的權(quán)力，那是一竿子到底的。古詩里怎么說來著？“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yīng)無計避征徭?！蹦闩艿缴钌嚼狭掷锶?，稅也跑不掉。但反過來呢？公共服務(wù)——修橋、修路、救災(zāi)、濟貧、辦教育——在縣以下幾乎全靠民間自己解決，皇權(quán)是能不管就不管的。

這也不只是中國，西方也一樣。比如西方人經(jīng)常說的現(xiàn)代福利制度的開端，是1536年和1601年的英國的兩部《濟貧法》，明確了國家有救濟窮人的責任。聽起來很偉大？英國國王大發(fā)慈悲？不是。你去看這兩部法律的背景啊：那是因為國王要和羅馬教皇掰手腕，要把基督教的財產(chǎn)一口吞掉。但當時基督教的修道院承擔了很多公共服務(wù)職能，比如辦醫(yī)院、辦孤兒院、辦救濟所、辦學(xué)校等等，你國王不能只要財產(chǎn)不要責任啊。這是沒辦法，才不得不把救濟窮人的責任給攬了過來。所以你看，在英國，福利制度只是權(quán)力擴張的副產(chǎn)品。

中國古代確實有一些國家搞社會福利的記載，但是請注意，那都不是國家的正式制度。比如，南朝的梁武帝就搞過“孤獨園”，就是個照顧孤兒的福利機構(gòu)；唐代武則天的時候，也搞過照顧病人的“悲田院”。但是請注意，這兩個人干這事，都是因為有佛教背景，梁武帝本人就是個狂熱的佛教徒，他們這么做的性質(zhì)都是君主私人做的佛教意義上的施舍，而不是一個正式的國家制度。比如，只在首都一個地方搞，根本就做不到全民覆蓋。到唐玄宗的時候，那個著名的宰相宋璟就說了，這個事兒不該干，超出了國家能力了。這種國家搞的小恩小惠，不是善政啊。

咱們再反過頭來看蔡京做的事——他恰好是反著來的：主動替朝廷攬下了一個巨大的公共福利責任——全國性的、常設(shè)的、有編制有考核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違反了當時政權(quán)的本能啊。

事有反常必為妖。蔡京為什么這么做？當然是為了粉飾太平，是為了滿足宋徽宗要當一代圣王的虛榮心，可以說，他是為了一個邪惡的目標，做了一件看起來正確，但實際上不僅做不成，而且害國害民的事兒。

但是，我們《文明之旅》節(jié)目不能停留在這個結(jié)論上。蔡京本來就是奸臣，不多我們罵他這幾句。我們還要看看，蔡京為了一個壞目標，給了一個錯答案，但是，他有沒有提出一個好問題？

議題突圍

都說宋徽宗和蔡京搞全民福利，其實是個面子工程。是的。但你想，如果只是搞面子工程，那會有一萬種更便宜、更省事的方式——修個宮殿，搞個祥瑞，寫幾篇歌功頌德的文章，哪一樣不比搞全國性的福利體系省事？而蔡京偏偏選了一種最費錢、最費力、最容易被人攻擊的方式。這是為什么？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還是得回到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里去。如果你看過我們《文明之旅》前面的節(jié)目，你就會知道：自從王安石變法以來，到蔡京上臺，已經(jīng)過去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多年里，大宋的政壇是個什么樣子？熱鬧，但是也單調(diào)。

說它熱鬧，是因為反復(fù)折騰嘛。你算算這都多少輪了？神宗變法用新黨，高太后上臺用舊黨，哲宗親政用新黨，向太后垂簾又開始用舊黨，現(xiàn)在徽宗親政了，中間路線不走了，又開始用新黨。

那為什么說它單調(diào)呢？因為這是同一個劇本，過幾年，換一波主角再演一遍啊。更要命的是，雙方演員越演越不走心。早期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好歹還在爭具體的政策——青苗法到底好不好??？免役法要不要改啊？可是到了哲宗朝以后，政治爭議就變成了符號之爭。新黨這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四個字：先帝之法。你反對新法？你就是反對先帝！你反對先帝？那你就是叛逆！舊黨這邊呢？最有力的武器也是四個字：君子小人。你是新黨的？那你就是小人！你是小人？那我跟你拼了！你聽，他們爭的就是幾個符號：你是“元祐”的還是“紹述”的？你是“君子”還是“小人”？你擁護“先帝”還是反對“先帝”？就這么幾個詞兒，翻來覆去地撕，撕了三十年。

南宋的學(xué)者呂中后來就說嘛，宋神宗在的時候，大家雖然爭論，好在都出自公心，而到了元祐年間，甭管新黨舊黨，甭管爭東爭西，都是出于私利了。

你感覺出來沒有？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政治氣氛：既緊張又沉悶、既動蕩又僵化。所有人都被鎖死在兩套越來越空洞的話語系統(tǒng)里面，不是東就是西，不是黑就是白。

這是什么？這是國家目標的匱乏。

是的。不僅國家經(jīng)濟可以陷入?yún)T乏的狀態(tài)，國家目標也可能陷入?yún)T乏。上上下下只剩下兩個選項，要么新黨，要么舊黨，那么大家的奔頭是什么？

宋神宗的國家目標集中在“富強”兩個字上。這是傳統(tǒng)的法家的主張，但是你要讓儒家說，儒家就會覺得不夠。孔子不就說嗎？國家目標至少有三個，“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在國富兵強之外，還要加上一個“民信”。甚至寧可沒有國富兵強，也要有民信，“民無信不立”嘛。那什么叫民信？這個意涵就復(fù)雜了，既包括老百姓的道德水平，又包括對統(tǒng)治者的政治信任，還包括整個社會的共識程度。你看，這就立體多了。

到了現(xiàn)代社會，關(guān)于國家目標的討論就越來越多。比如現(xiàn)在聯(lián)合國就有一個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就包括三個核心維度：既有老百姓能不能活得好，這可以用經(jīng)濟指標來衡量，還有兩個維度，就是老百姓的受教育年限和健康長壽的水平。你看，現(xiàn)代文明，不僅是指標的數(shù)值越來越高，指標體系本身也是越來越豐富的。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頭來看宋徽宗剛上臺時候的大宋，太可憐了：連當年神宗皇帝的“富國強兵”的目標都丟了，只剩下一個目標了——皇上，您說說，到底是我們對，還是他們對？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有一個詞兒，叫“國是”，是非的是，就是這個階段火起來的，指的就是“國家的正確方向”，后來才演變成指國家大政方針的?；兆诘某蒙?，大家都在聊“國是”，好像治國就是舉著個槍尖，大家只關(guān)心槍尖是不是指著那個唯一正確的方向？其他問題一概不值得討論。這就是我前面說的“國家目標的匱乏”。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徽宗和蔡京搞的全民福利，雖然目的錯、手段錯、千錯萬錯，但是，三十多年了，大宋政壇居然因此而多了一個新的目標：我們能不能為救濟貧民做點事？這個目標，上可以接儒家“大同社會”的理想，下可以變成可操作的行政指標。建了多少居養(yǎng)院？治好了多少病人？埋了多少無主尸骨？“窮人過得好不好”這件事，第一次從道德口號變成了可以考核、可以問責的行政目標，甚至變成了可以糾偏的、可以擴展的政治目標。動機未必高尚，手段也未必正當，但一個議題一旦被國家正式承認為目標，它確實會大大拓寬后來的政治想象的空間。

你可能會說，一個新的政治目標，或者一個新的“話語維度”，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萬維鋼老師有一篇文章就講到這個問題：很多時代的人之所以可憐，不是因為窮困，而是因為他的認知范圍內(nèi)只有那么幾個變量，怎么玩都是無解。比如西晉的士族怎么折騰都只能在門第、權(quán)力和審美之間打轉(zhuǎn)；很多國家貧民區(qū)的窮人只會在物質(zhì)生存和精神誘惑之間取舍。他有一句原話是這么說的：“如果一個工程師只看到工資、績效和閑暇時間這幾個變量，他就只能要么996要么躺平；如果一個大學(xué)生只看到私企的不穩(wěn)定性和公務(wù)員的穩(wěn)定性，他就只能做考試的機器；如果一個相親的人只考慮收入、學(xué)歷、長相、家庭和彩禮這幾個變量，那無論對方怎么樣，他其實都是不會滿意的?！倍夷阋仓?，用這幾個標準是肯定選不出一個理想的結(jié)婚對象的。這就是目標匱乏的害處。

不僅個體是這樣，國家也是如此：選項一旦有限，思維必然窄化。

經(jīng)濟學(xué)家阿瑪?shù)賮啞ど?998年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得主，他就提出過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理論。他說，衡量一個人過得好不好，不要看他有多少錢，要看他實際上能做什么、能成為什么？可能性的空間比現(xiàn)實擁有的東西更重要。同樣，衡量一個社會發(fā)展得好不好，不能只看它生產(chǎn)了多少東西，不能只看GDP數(shù)字，更要看：這個社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多少種有意義的選擇——他能做什么？他能成為什么？

還記得我們節(jié)目以前講過那個原理嗎？戰(zhàn)術(shù)的目標，是為了“贏”，而戰(zhàn)略的目標是為了“有更多選擇”。是同樣的道理。

今天我們討論了公元1103年，大宋崇寧二年，奸臣蔡京提出來的全民福利方案。蔡京是一個壞人、奸臣，這沒有什么可翻案的。但是，一個壞人為一個壞目標提出來的一個壞方案，也可以提出一個好問題：新舊黨爭三十多年了，當老的話題已經(jīng)無法再持續(xù)下去的時候，大宋朝的政治有沒有可能提出更多的目標選項？

文明就是這樣的：不僅一代代的往圣先賢在為它添磚加瓦，每一個走過路過的人，甚至是很邪惡的人，也會用自己的失敗、自己的錯誤、自己的尸體，像珊瑚蟲一樣，把文明的底座壘得越來越高。

提出好答案，是文明的進步。提出好問題，也是文明的進步。

好，這就是我為你講述的公元1103年的故事。我們下一年，1104年再見。

致敬

本期節(jié)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禮記》，致敬那個兩千多年前就被中國人寫下的理想社會的模樣。

你肯定聽過這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钡墙裉欤埥o我一分鐘時間，咱們一起，把段文字完完整整地念一遍——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

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多有力量的一段話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這說的不就是全民福利嗎？

《禮記》里的大同理想，不是一個可以直接實現(xiàn)的方案，它只是一個問題，一個好問題——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這樣的社會？

兩千多年過去了，人類還在回答這個問題。有人給出了錯誤的答案，像這期節(jié)目里講的蔡京和宋徽宗；有人給出了殘酷的答案，像英國丑陋的“濟貧院制服”；也有人給出了更好的答案，像現(xiàn)代國家的種種福利制度。但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完美的答案。

這就是偉大理想的力量：它不在于能不能馬上實現(xiàn)，而在于能不能一直提醒我們——還有這樣一個方向，值得我們?nèi)ヅΑ?/p>

致敬《禮記》，致敬那個兩千多年前就被提出的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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