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郁達夫，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曉，印尼有座名叫巴爺公務（Payakumbuh）的小城。

小城坐落在蘇門答臘西部高原的群山之中，到現(xiàn)在也不過12萬人口，在印尼城鎮(zhèn)中排第78名；小城至今交通不便，距離最近的西部海濱城市巴東也有150公里山路，而距離蘇門答臘島中部的門戶城市北干巴魯有400多公里，需要開車走上大半天。

大約80年前，從1942年6月到1945年8月底，大作家郁達夫曾經(jīng)逃亡至此，化名蟄居了三年零三個月。他等來了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黎明時刻，歡欣鼓舞，卻在8月29日突然失蹤，被日本憲兵綁架殺害。

胡愈之曾與郁達夫一起逃難，也一度避居巴爺公務，有患難深交。他對郁達夫的命運也最為關心。

郁達夫是怎么死的？為什么會死？胡愈之密切追索，有第一時間的現(xiàn)場調(diào)查，有報告，還曾于1946年8月寫就一篇長文《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確信他系由日本憲兵所殺害。

1952年，郁達夫成為新中國追認的第一批烈士之一。

1969年，日本學人鈴木正夫也對郁達夫之死做出確認，證實他確實被日本憲兵所殺。時間是1945年8月30日。

80年轉(zhuǎn)瞬而逝。異國他鄉(xiāng)，尸骨未見，歷史的悲音仍在持久回響。2023年夏天，我從新加坡出發(fā)，一路舟車兼行尋訪前人足跡，從蘇門答臘的東岸，來到西部高原內(nèi)陸熱帶雨林中的小城巴爺公務。

蟄居之想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時，新加坡在夜夢中被日本飛機投下的炸彈驚醒，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

郁達夫那年45歲，此時妻子王映霞已經(jīng)與他離婚并回國，他獨自帶著10歲的兒子郁飛，住在新加坡新開發(fā)的中峇魯街區(qū)英式公寓樓。戰(zhàn)事爆發(fā)，時任新加坡《星洲日報》副刊主編的郁達夫，迅即投入抗敵活動中。他出任了“星洲華僑文化戰(zhàn)時工作團”團長，后來又成為陳嘉庚組建的“新加坡華僑抗敵總動員會”執(zhí)行委員，活躍在一線?！拔沂且粋€作家，不是一個戰(zhàn)士?！边@曾是郁達夫的名言。此時，他成了戰(zhàn)士。

戰(zhàn)局疾變，新加坡極可能失陷，郁達夫肯定想，此身行將何往？早在12月戰(zhàn)事初起，撤退就已經(jīng)開始。郁達夫不愿撤退，考慮在新加坡蟄居的應變之策。

據(jù)兒子郁飛回憶，他曾化名在一條僻靜的街道租下一家店鋪的二樓單間，置務簡單家具。每天下班得閑時便帶著10歲的郁飛和一個幫工阿姨待上半天，熟悉情況。當然，這是“書生臨難前憑主觀想象行事的一例，當真蟄居那里是不行的”。

這或可視為郁達夫蟄居避敵的開端。一旦新加坡被占領，文人該如何自處？抗戰(zhàn)爆發(fā)后，周作人在淪陷的北京，于1938年2月出席了日本人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郁達夫與茅盾、老舍、丁玲等在《抗戰(zhàn)文藝》發(fā)表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對周進行責勸，要求他“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或是“閉門讀書”“保持你的清白（1938年5月4日《抗戰(zhàn)文藝》）。而周作人未聽勸阻，繼續(xù)留京，出任了傀儡政權下的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華北政務會教育督辦（相當于日本的文部大臣）等職，受到廣泛譴責。郁達夫抗日立場堅定，1938年底到南洋后仍在其主持的副刊發(fā)表了不少抗日文章。此時新加坡淪陷在即，他必須考慮應對策略。

大局日非。1942年1月31日，郁達夫把兒子送上離開新加坡的平民客輪“海澄號”后，英軍已撤出馬來亞，炸斷長堤，新加坡四面楚歌。作為抗日文化領袖，郁達夫安全隱居新加坡已無可能，只能排除萬難，擇途避難。

2月4日凌晨，他隨胡愈之一眾共28人擠上一條摩托舢板逃亡，在馬六甲海峽漂流了兩天，到達蘇門答臘附近的石叻班讓島。

2月15日，新加坡淪陷。3月9日，印尼荷蘭守軍投降。郁達夫在蘇門答臘附近的廖內(nèi)群島輾轉(zhuǎn)數(shù)月后，一路舟車，來到蘇島大陸西部高原盆地的巴爺公務。在這個熱帶森林深處的小鎮(zhèn)，他和一群中國抗日文化人在此蟄居下來。

舊居與酒廠

巴爺公務由兩座火山相夾，遠方如煙如畫，城內(nèi)則人來車往，熱鬧而雜亂。如今的小城不算繁華，卻很有生機。這里屬于蘇門答臘島的西蘇?。ㄒ卜Q巴東地區(qū)），20世紀50年代升級成縣政府，是多族居住區(qū)，多數(shù)原住民屬于印尼米南加保（Minangkabau）民族。小城主街路很寬，小廣場上有一座造型頗顯原住民風格的紀念碑，碑身有四面浮雕，圓形碑頂上的雙并牛角直插藍天。廣場附近修建比較講究的建筑，都有牛角狀的金屬尖頂，在陽光下閃著銀光。

主街兩側是一棟棟排列緊湊的二三層樓房，像立正的士兵比肩而立。門面狹窄，房屋之間沒有一點空隙，很像我在荷蘭小鎮(zhèn)見過的格局。郁達夫曾經(jīng)的住所，是沿街房屋中瘦窄的一小棟，一層臨街處鐵柵緊閉，二層是新修的白色大理石陽臺，上面還搭了遮陽涼棚。從外面看，更像是一座民房，沒有任何歷史建筑標記。郁達夫1943年就曾租住在此（后此房一度被日本人“征用”）。房東是巴爺公務的僑領蔡承達。2005年，蔡家把房子賣給一位印尼原住民。在我造訪時，房主人不巧到歐洲旅行去了，我只能在房外觀望，未能進入。

和郁達夫有過交往的日本商社職員關跟文，當年曾走入郁達夫的住處：

在我的印象中，趙先生是位學者，住房狹小，陳設簡陋。在設有地板的屋子里，中間只放一張方桌和椅子，方桌的左側堆放著高高的一摞書……我去他家時，他大多都是躺臥在藤椅里、一邊喝酒一邊看書。

巴爺公務如今的華人并不多，約在六七百人，看不到什么中國商家。但在20世紀40年代初，這個只有萬把人的小鎮(zhèn)有2000多華人，多為二代以上的僑民，說的是印尼語，但對華人還是很認同，有著“中國心”。當?shù)貎H有的兩條街上，有標著漢字的華人商店，還有一所華語學校。

郁達夫到巴爺公務不久，胡愈之和夫人沈茲九、沈的女兒張綠漪和劭宗漢一行四人也來到此處會和，陸續(xù)又有一些文化人聚集此地，書生們合力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求生存。大家用各方捐助的錢湊起來做資本，開了一家酒廠；后來又用稻草灰代蘇打的辦法，開了肥皂廠。

郁達夫早年在日本留學多年，曾獲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的前身）的經(jīng)濟學學士學位。他日文極佳，可以從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中讀出精妙，在日本時就很受認可。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他被迫給附近武吉丁宜（Bukittinggi）小城的日本憲兵隊做了七個月的翻譯，后來靠裝病才得以辭職。

在日本人面前，郁達夫是富商模樣。他自稱父親是華僑古董商人，母親是日本人，他從小跟父親在東京長大。有此身份，胡愈之他們開的酒廠、肥皂廠一干生意，也由他來出頭。他還幫助許多被虐待迫害的當?shù)厝?。當時，胡愈之自稱“金子仙”，剃了光頭，蓄了長髯。郁達夫則化名“趙廉”，留了短髭，人稱“趙胡子”。知道他們真名實姓的只有少數(shù)朋友。

印尼原住民是穆斯林，不喝酒，郁達夫辦的“趙豫記酒廠”最初面向當?shù)厝A僑，品牌是“雙清”和“太白”。此后，“雙清”有了一個日本名字“初戀”，吸引了許多日本客人。當時日本憲兵都駐扎在30公里外的武吉丁宜（Bukittinggi）。郁達夫雖然和憲兵及日本人都很熟悉，但從不與之做生意。郁達夫在武吉丁宜購得許多查抄的圖書。脫離日本憲兵部以后，他就每天在家讀德文本的但丁《神曲》和歷史。

他曾對胡愈之說：“現(xiàn)在日本的情形，正和東羅馬帝國的末期完全一樣?！彼性娙藲赓|(zhì)，加上母親和二哥被日本人殺害的家仇難抑，也常感情用事。他說：“我沒有勇氣和力量殺死敵人，但我可以使他們慢性麻醉而死?！庇谑?，他吩咐酒廠，賣給日本人的酒要盡量提升酒精度數(shù)。

我在當?shù)厝A人社團“恒明堂”朋友吳先生的指點下，來到80年前“趙豫記酒廠”的舊地，酒廠房屋門前，如今已是一條車流滾滾的熱鬧街道。房屋門面很寬，臨街左側有一扇窄門，上蓋荷蘭小鎮(zhèn)常見的銳角尖頂，屋檐下的白墻上刻有“ANNO1917”（荷蘭語1917年）的字樣；右側是很長的磚墻屋舍，寬窗正對著街道。房前外墻和窗框漆著孔雀綠，雖已褪色，映襯著白墻仍然艷麗，在沿街一長排房屋中相當醒目。

吳先生告訴我，酒廠在日本人離開后由本地人接盤，據(jù)說經(jīng)營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關張，房屋改作他用。現(xiàn)在這里是家電器店。

“同仁社”內(nèi)外

胡愈之在巴爺公務落腳后，住在城邊的一座椰樹園。他的住所是一處椰樹葉做頂?shù)母吣_屋，當?shù)亟衼喆鹞?。亞答屋朝南的半間小廳，有七八平方米，可擺一張小方桌和幾個凳子，吃飯、看書、與難友開碰頭會，都是圍坐在方桌旁。胡愈之戲稱為“椰廬”。

80年來，城市擴展，曾氏遷徙，對胡愈之夫婦的住所，我已經(jīng)無從覓蹤。我只知道，他房東的兒子叫曾連發(fā)，是個27歲的青年，上過中學也懂中文，曾出任當?shù)厝A校的董事。曾連發(fā)是少數(shù)知道胡愈之、郁達夫真實身份的人，也是后來郁達夫善后事務委員會九名成員之一。20世紀50年代以后，他移居北干巴魯，是當?shù)貎S領，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回到中國國內(nèi)。

當年在巴爺公務，胡愈之一行安定下來以后，趕緊托人轉(zhuǎn)告仍流亡在海島一帶的好友王任叔，讓他前來。一些逃亡的抗日文化人聚攏過來，最多時有十幾個人。郁達夫當時給日本憲兵當翻譯，需要去附近30公里外的武吉丁宜，家還是留在巴爺公務。王任叔和他的女友劉巖就住在郁達夫家，身份是趙廉的“用人”。

同仁聚來后，胡愈之成立了一個叫“同仁社”的臨時組織。大家每星期在“椰廬”聚一次，交流消息和學習心得，分析時局，也消除了速勝的幻想。人們還認識到，必須研究當?shù)氐挠∧釂栴}，又自己成立了“印尼問題研究會”。大家都把研究討論的心得寫下來，由胡愈之編輯，然后訂成小冊子傳閱，每隔兩三個月就與在其他地方隱蔽的難友交流。

這個“同仁社”是秘密小組，沒有邀請郁達夫參加?！斑_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當作不知道。”

當時的文人難友們已經(jīng)是生死相依了，為什么郁達夫被拒之“同仁社”門外？許多人曾提及此事，原因各敘不一，其實按組織者胡愈之所說，就是因為對于國內(nèi)“政治認識的不相同”?！耙话愕卣f，達夫不滿意國內(nèi)政治，但是他所不滿意的是人，而我所不滿意的是獨裁貪污制度?！?/p>

胡愈之與郁達夫交往久遠，交情很深。他們在1933年參加蔡元培領導的反帝大同盟，1938年在武漢參加國民黨三廳的活動，都曾經(jīng)聯(lián)手行動。在新加坡時，他們同住南下文化名人聚集的中峇魯街區(qū)，也是有來往的近鄰。戰(zhàn)后兩人攜手抗戰(zhàn)，一起出任華僑文化團體領導人，一起逃難到蘇門答臘。

胡愈之是共產(chǎn)黨員，雖然這身份是個秘密，但他的公開身份也是左翼進步人士。與他一起逃難的文化人左翼居多。而郁達夫并非親共左翼。胡愈之在新加坡主編的《南洋商報》以陳嘉庚為旗幟，而郁達夫擔任副刊主編的《星洲日報》，由胡文虎創(chuàng)辦。兩報也曾一度論戰(zhàn)。

即使“在流亡中，單為了陳儀的問題，有時我和他幾乎吵嘴”——這位原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曾受到陳嘉庚嚴厲抨擊，謂其有“禍閩惡心”，胡愈之直稱其為“親日派”；而郁達夫與陳儀交往很深，甚至在大難臨頭時將10歲的兒子送回國內(nèi)，請托了當時已在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老長官陳儀”交辦關照事宜，胡郁二人看法不一致可想而知。

當時的大局是抗日，在逃難中更重要的是保存實力生存下來。在這方面胡愈之、郁達夫和難友們俱是戮力同心。而具體到胡愈之秘密組織起來的“同仁社”，是為了左翼內(nèi)部交流思想，沒有邀請郁達夫加入也是選擇。

當然，路遙知馬力。郁達夫在巴爺公務所做所為，不僅與抗日大局相一致，而且有著遠超“作家”角色的“戰(zhàn)士式”的貢獻。他被迫為日本人當翻譯前后七個月，遇到需要精準翻譯的關口，日本憲兵也會詢問郁達夫，他便利用機會做事——“在三年多中辦了無以計數(shù)的好事”。甚至日本憲兵班長也說，“他的翻譯總之就是對中國人有利”。

據(jù)夏衍回憶，陳嘉庚就曾經(jīng)說：“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的僑領。”馬共一位負責人也曾透露：“這位趙老板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挽救的損失?！?/p>

王任叔喬裝成郁達夫家的用人住了一個多月，決定離開巴爺公務到蘇門答臘東部的棉蘭一帶?！叭问迨且锩??！庇暨_夫心中有數(shù)，但佯作不知，從未問及此去何為。到1943年初，有消息說棉蘭張貼了對王任叔的通緝照片。他利用機會去棉蘭，專門去看了他，回巴爺公務向胡愈之報平安。

不久之后，突然有一個夜晚，他從武吉丁宜匆匆趕回巴爺公務，真奔“椰廬”，原來他聽說了日本人在棉蘭要搜捕“一個姓王的”，立即把消息告訴胡愈之。這個重要信息，保護了王任叔和他的戰(zhàn)友。

此類事不勝枚舉。斯人已去，人們才不斷憶起，在日據(jù)的那些黑暗歲月里，郁達夫憑借一己之力所燃起的那團亮光。

洞房紅燭

郁美蘭出生在巴爺公務，是郁達夫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后來她成了我的舅媽。2009年6月，已經(jīng)擔任了江蘇省僑聯(lián)主席的郁美蘭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市長官邸舉行的歡迎晚宴上，她用印尼文發(fā)表了演講?；w廉的郁達夫獨身一人在巴爺公務，相熟的日本人會問：你怎么還沒結婚？為了掩護，也為了排遣愁悶，他托人介紹，從巴東迎娶了一個華僑姑娘陳蓮有（原名何麗有）。那是1943年9月，郁達夫48歲。21歲的陳蓮有是廣東江門人，幼時隨父到南洋謀生，定居在巴東。

陳蓮有會講印尼語和家鄉(xiāng)話，但不識漢字。郁達夫再婚雖有應付環(huán)境之意，但婚姻已至，他又顯出認真和浪漫。結婚那天一大早，他跑去找新娘，相見后不說別的，只拿出一張紙來，說：“我夜晚弄了很久，拿來給你看?！痹瓉硎撬氖茁稍?，字寫得極工整，一筆不茍。

這組無題詩中句句有典，縱有郁達夫做些許解釋，陳蓮有自然是不大懂的；她也并不知道，眼前的夫君竟是中國的馳名大文豪。但她把詩稿珍藏起來。婚后，郁達夫教會了陳蓮有用拼音寫信，斷斷續(xù)續(xù)，陳蓮有也掌握一些華語。兩人婚后感情很好。陳蓮有擅長燒菜、理家，這使郁達夫在逃亡生活中過了一段比較舒心的日子。

1944年7月，陳蓮有生了一個男孩，郁達夫起名Daya（大亞），正與酒廠所在的Daya Bangun路同名，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1945年8月30日，郁達夫失蹤后12小時，女兒呱呱落地，母親起名Meilan——美蘭。1952年，7歲的郁美蘭和哥哥郁大亞一起到雅加達讀書，寄居在巴爺公務華僑蔡清竹（1898-1975）的女兒家。她后來回到中國讀書，嫁給了我的舅舅。在巴爺公務訪問時，我把照片發(fā)給遠在南京的舅媽，她則發(fā)來上述四首律詩。我這才明白，郁達夫作這詩既是情之所系，也是相信會有知音后人來吟誦的?！昂稳瘴魇╇S范蠡，五湖煙水洗恩仇?！庇暨_夫沒有等到這一天，但郁美蘭等到了。

“趙胡子”失蹤

戰(zhàn)爭初期，巴爺公務小鎮(zhèn)當時沒有日軍駐守，又有當?shù)厝A人的友善相待，加上郁達夫能和臨近的日本人斡旋，一切看上去平和無憂，正可蟄居。

可惜好景不長。到1944年初，日本人決定把馬來亞和蘇門答臘的統(tǒng)治權分開，武吉丁宜被內(nèi)定為蘇島首府。日本人在武吉丁宜建了獨立的軍政監(jiān)部，巴爺公務也派來了日本的民政長官。日本人還設立了憲兵司令總部，全部人員都來自新加坡，其中有一個僑奸洪根培認出了郁達夫。洪向日本人告了密，指證趙廉就是星城文化界抗日名人郁達夫。郁達夫是大作家，在日本影響也比較大，憲兵隊開始展開“背靠背”的調(diào)查。

消息泄出，文化人一起商議，感覺巴爺公務已非久居之地。胡愈之夫婦向北轉(zhuǎn)移，到上千公里以外的棉蘭一帶；還有一批人轉(zhuǎn)到同樣千里之外的南方城市巨港。郁達夫當時已經(jīng)被監(jiān)視，加上妻子有孕在身，覺得自己是走不了的。他決定與敵人周旋下去，再見機行事。與他一起留下的還有七八名難友。

1944年2月，高原的一個寒夜，胡愈之等握別郁達夫，乘一輛破舊的貨車，踏上新的逃亡之路。此后他躲藏在棉蘭馬達山，仍然擔憂著巴爺公務的朋友們，特別是郁達夫。日本人下一步如何行事？他能逃脫魔爪嗎？他始終保持著與巴爺公務的聯(lián)系。后來聽說，日本憲兵總部得到僑奸密報后開始調(diào)查，在巴爺公務、巴東、石叻班讓、望加麗等地，逮捕了十多個華僑，都是和“趙廉案”有關。憲兵們顯然知曉了實情，卻始終沒有逮捕郁達夫。

大家分析，這是因為憲兵明白郁達夫并非間諜，而且也不怕他逃走，所以只是暗中監(jiān)視，同時可用郁達夫作為線索，去偵查與他來往的一批朋友。大概是到了1944年8月間，關于趙廉這件案子，完全偵查完畢了。有一天，一個常到達夫家中去的憲兵，又去他家中，一見了達夫，突然改變了平時的稱呼，不再稱“趙先生” 而稱之為“郁先生”。那憲兵說：“郁先生，你害得我們好苦。為了你的案子，我們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東京都去調(diào)查了?！边_夫神色異常鎮(zhèn)定。就回答道：“你們?yōu)槭裁床粏栁?，你們早問了我，我早就告訴你們了，費這么多的時間去調(diào)查干么？哈哈……現(xiàn)在請你干一杯罷。”

后來憲兵又說，他為了調(diào)查這件案子，用去不少錢，達夫就送了他一千盾軍票。這事情過后，達夫照常住在巴爺公務，沒有發(fā)生別的事故，憲兵也并沒有把這件案子公開出去，除了幾個憲兵以外，其余的日本人仍不知道趙廉是郁達夫，只把他當作一個平常的華僑商人。

因為郁達夫是一個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聲很大，憲兵偵查的結果，知道他在淪陷時期，并無反日的實際活動，但他有民族的良心，如果把他拘捕起來，他一定寧愿犧牲，不愿用郁達夫的名義和敵人合作。如果把他殺掉徒然顯示日本的殘暴，對于日本并無好處。所以這一件案子實在不好辦。倒不如把這案子瞞下，暫不舉發(fā)。同時仍加嚴密監(jiān)視，好在他是逃不了的。（胡愈之，同上）

后來披露的事實表明，日本憲兵部已經(jīng)鎖定了當初與郁達夫一起的這批抗日文化人，原定9月1日全面動手“收網(wǎng)”，讓這一天成為他們的“祭日”。恰因日本投降，這一計劃未能實施。無論郁達夫還是胡愈之，當時并不知道此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郁達夫當晚便從房東蔡承達的收音機里聽到了消息。接下來的日子，他主要考慮在巴爺公務開辦的一家農(nóng)場如何收尾。他也在隨時等待，準備去迎接前來接收的盟軍。

8月29日晚八點多，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個朋友議事，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敲門。郁達夫開門與之交談，說了幾句印尼語，回身交代說去去就回。他當時身穿睡衣和木屐，從此一去未返。

次晨，郁達夫的夫人陳有蓮臨盆。人們發(fā)現(xiàn)郁達夫仍未回家，四處尋找。一個目擊者說，他看見郁達夫和一個人上了路邊的汽車，車上有兩個日本人。那條小路很荒涼……

身在蘇東馬達山的胡愈之，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要比郁達夫晚幾天。他8月25日乘車下了山，直奔棉蘭，與王任叔等難友們會面。9月初，胡愈之正準備從棉蘭回國之時，見到幾位巴爺公務來人，得悉“趙胡子失蹤了”！他立刻感覺郁達夫兇多吉少，星夜兼程，回到巴爺公務。

在巴爺公務，通過對郁達夫的失蹤過程的現(xiàn)場調(diào)查，胡愈之確信，綁架郁達夫的正是日本憲兵。日本投降之后，巴爺公務和武吉丁宜仍在日本人的管制之下。郁達夫失蹤后兩三天，曾經(jīng)有日本憲兵隊長來“慰問”他的夫人，還有便衣挨家挨戶打聽此事。巴爺公務這個小鎮(zhèn)不可能把郁達夫藏起來，而且當?shù)刂挥腥毡救擞行∑嚕?/p>

日本憲兵綁架暗害郁達夫的動機也很清楚：郁達夫是作家，又曾作為翻譯目睹日本憲兵的殘暴，他們要消滅這個見證人！

胡愈之在巴爺公務組織了郁達夫的善后事宜后，于9月20日抵達駐扎著盟軍的大城市北干巴魯，向主持救濟的英軍報告了失蹤事件。回到新加坡，他又分別向東南亞聯(lián)軍總部、英國政府華民事務顧問做了報告。此事也經(jīng)新加坡的中央社電告國內(nèi)。

然而，時過數(shù)周、數(shù)月乃至數(shù)年，郁達夫失蹤案始終未獲正式司法調(diào)查，沒有遺骸發(fā)掘和現(xiàn)場取證，更未能依法追兇。

一個中國著名作家在日本投降之后再遭日軍殺害，死得尸骨難尋，真相難明。這是為什么？

尋求真相

歷史很復雜。事實上，在二戰(zhàn)結束后，獲勝的盟軍從未到達郁達夫避難和遇害的巴爺公務至武吉丁宜一帶。

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根據(jù)國際協(xié)議仍由日軍保持現(xiàn)狀，維持治安，直到權力轉(zhuǎn)交盟國軍隊。然而，印尼民族主義政治領袖8月17日即宣布獨立，并通過“紳士協(xié)議”獲得日本默認。蘇加諾與哈達分別成為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新政府建立。隨著獨立運動推進，大量日本的軍事裝備悄然轉(zhuǎn)至共和國地方政府，一些日本軍人在解甲之后也參加了獨立軍。荷印戰(zhàn)爭于1945年9月打響，蘇門答臘是最重要的戰(zhàn)場之一，武吉丁宜一帶一直為印尼獨立軍占據(jù)。戰(zhàn)事持續(xù)到1949年12月，荷蘭承認印尼獨立。

對于新生的印尼政府來說，先以對荷戰(zhàn)事優(yōu)先，建政后更有政治外交考量，已不可能對涉嫌日本憲兵罪責的一名華僑作家的失蹤案件重啟調(diào)查，更況且是一個中國名作家。

1928年雅加達青年宣言提出：“一個國家，印度尼西亞；一個祖國，印度尼西亞；一種語言，印度尼西亞語。”以此為標志，印尼民族主義運動崛起。作為少數(shù)族群的印尼新老華人社群，約占總人口的1-2%，一直被拒之于這場運動之外，只有個別小黨除外。荷印戰(zhàn)爭之中，也只有在棉蘭、雅加達、泗水等大城市，可以看到華人參與。華人社會在印尼獨立過程中的作用極為有限。因此，郁達夫的名氣在印尼華人社會縱有一定影響，也根本不可能影響印尼政治。

何況，那還是一個華人社會謠諑紛擾的分裂時代。

只有胡愈之和郁達夫那些在南洋的朋友們，繼續(xù)關心著“郁達夫案”。胡愈之于1946年8月，郁達夫逝世約一年之后，在新加坡寫就長文《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以詳盡的背景分析和現(xiàn)場調(diào)查表明，確信郁達夫已被日本憲兵所殺害。

胡愈之的正式報告送交中華全國文藝界協(xié)會（即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1945年10月21日更名），同步在《星洲日報》（1946年8月31日，9月5日、7日）和上?！睹裰鳌冯s志刊出。據(jù)此報告，郁達夫被害時間約在9月17日，地點在巴爺公務至武吉丁宜的小車站巴素（Baco）附近。

盡管沒有進入官方調(diào)查和司法程序，以胡愈之的文名與信譽，他以知情人和調(diào)查者雙重身份寫就的這份報告，成為日后定性與研究郁達夫死因的最權威的文件。1952年，新中國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1955年萬隆會議以后，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印尼，胡愈之委托他找到了郁達夫的一雙遺孤郁大亞和郁美蘭。兄妹倆1960年回國。郁美蘭在國內(nèi)讀過華僑補校后，于1965年考上北京石油學院。她周末住在胡愈之家，結識了正在北大化學系讀書的胡序建，他是胡愈之的侄子，也是我的舅舅，兩人相戀后結婚，郁美蘭成了我的舅媽。

令人遺憾的是，郁達夫的死亡真相，仍有頗多疑測。從1945年9月至20世紀80年代初，謠言大致有幾種：郁達夫為印尼原住民或起義軍所殺；經(jīng)華僑幫助秘密回國，自行失蹤；被王任叔所殺；等等。有的純屬誤讀誤傳，有的則屬荒謬不經(jīng)，有意栽贓。胡愈之的報告雖然矯正視聽，成為中國大陸的主流觀點，終究缺乏當事人直接證據(jù)，細節(jié)難詳。而無論是當年，還是建國后，接獲胡愈之報告的有關部門，從未考慮啟動進一步真相調(diào)查，甚至“無任何表示”。

1950年8月，王任叔獲任中國駐印尼大使。胡愈之原希望他循外交途徑把郁達夫之死追查清楚，弄個水落石出。王任叔1952年3月突然卸任，而查案之事無任何進展。

歷史翻覆，風雨激揚。此后凡20余年，左的思想籠罩著新中國文壇。郁達夫的侄女、畫家郁風嘆息：“除了偶然在文藝批判文章中出現(xiàn)郁達夫的名字之外，他已經(jīng)從讀者中消失了。直到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才重新出版他的著作。”

而在日本，一些學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懷著反省罪行、贖罪的心情”，搜集研究郁達夫的作品和生平資料。最初是學者稻葉昭二和伊藤虎丸，1968年前后，當時就讀于大阪市立大學研究生的鈴木正夫加入其中。他們于1969年10月合作出版了《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叢刊》第五輯《郁達夫資料》。資料之附件刊登了鈴木正夫根據(jù)當事人長期追蹤獲得的一手資料。調(diào)查可以證實，郁達夫確系日本憲兵所殺。

此后，鈴木正夫進入橫濱市立大學任教，同時致力于繼續(xù)調(diào)查。他陸續(xù)公布了新的調(diào)查進展，進一步支持了郁達夫為日本憲兵所殺害的結論。

中國從1980年啟動“中國現(xiàn)代文字史資料匯編”工程，郁達夫列入其中。日本學者稻葉、伊藤和鈴木的研究結果引起關注。1983年，青年專家、《回憶郁達夫》一書的編輯陳子善在上海見到前來訪問的鈴木正夫，進行交流。他了解到，鈴木已經(jīng)找到了當年下令殺害郁達夫的原憲兵（鈴木未公布姓名，最初以D代之，后為A），掌握了關鍵性書證。但此人仍不敢公開承認。

陳子善立即向胡愈之和郁達夫的另一個好友樓適夷去信，告知這一重要信息。胡愈之接信后，托樓適夷面告陳子善，他堅信郁達夫為日本憲兵所害，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進一步探討郁達夫被害的詳細經(jīng)過”。他希望能夠通過鈴木，“利用他的有利條件，把郁達夫被害真相搞個水落石出”。

1985年9月，浙江富陽召開郁達夫殉難40周年研討會，鈴木正夫受邀參加。他在9月8日赴會之前，再度與當事人見面，出示書證后，這名原憲兵A承認，的確是他“發(fā)出綁架處置趙廉命令”，并于“當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關于綁架扼殺（后譯為絞殺）趙廉的報告”。這名前憲兵A的職位是班長。鈴木正夫來到中國公布了這一確鑿真相，他的文章發(fā)表在《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一期。

需要說明的是，鈴木的一手研究，雖然得出了和胡愈之40年前調(diào)查一樣的結論，但被害時間有較大差異。如上述，據(jù)胡愈之間接獲知，盟軍審訊日本戰(zhàn)犯所得口供證實，郁達夫被殺的時間是9月17日。而鈴木查閱棉蘭戰(zhàn)犯審訊記錄，并沒有看到相關口供。鈴木通過當事人取得的證據(jù)表明，郁達夫被害是8月29日當晚或30日凌晨。

1986年1月，胡愈之與世長辭。郁達夫長子郁天民告訴鈴木，胡愈之生前能夠確知郁達夫之死的真相，深感欣慰。

富陽會議后，鈴木正夫繼續(xù)研究郁達夫。他曾三下南洋，找到上百名戰(zhàn)時以平民、軍屬、勞工、憲兵等各種身份駐扎在蘇門答臘并與“趙廉”有過接觸的人，通過面談、通信和電話聯(lián)系等各種方式，收集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生活情況和戰(zhàn)后去向的信息。結果證實，“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一文中關于郁達夫隱居生活的描述基本屬實”。他還認為，關于郁達夫的隱居生活，“雖然與胡愈之的記述多有吻合，但日本人和中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有所不同，也使得這些證詞顯得猶為珍貴?！?/p>

鈴木搜集的關于郁達夫的復印件和剪報資料裝滿了40個文件夾，其中僅關于新加坡、蘇門答臘和荷屬東印度的資料就有近十個文件夾。他查閱的書籍也擺滿了兩個書架。據(jù)此，他寫成研究專著《蘇門答臘的郁達夫》。該書1995年由日本東方書店出版，在2007年又有新版，直到2020年還有查漏補缺的修訂本。1996年有李振生翻譯的中文版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2003年5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經(jīng)鈴木本人認定、由劉高力翻譯的新版本，首度公開了70余張珍貴影像資料。據(jù)劉高力透露，鈴木與郁達夫案主犯的最后一次見面是2005年4月6日。此人現(xiàn)已離世。

鈴木正夫說，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包括，“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文學家（尤其是留日學生）對于在日本占領下如何自處能有更多關注”?！岸沤^關于郁達夫隱居生活和失蹤的各種謠言”。他是“懷著深望慰藉他亡魂的心情寫了這本書”、

描碑記我心

武吉丁宜是三座火山環(huán)繞的城市，風景優(yōu)美，氣候也極為涼爽，是西蘇省最有名的旅游城市，也有許多歷史遺跡。

2023年6月18日清晨，我離開巴爺公務，前往附近的武吉丁宜。這座城市在日據(jù)時期曾有鐵路與巴爺公務聯(lián)接，據(jù)胡愈之的報告，殺害郁達夫的地點，是在鐵路的巴素（Baco）車站附近，而遺骸埋在一個叫Tondjong Gedai的地方。我計劃在去武吉丁宜途中，到兩地現(xiàn)場察看。

據(jù)鈴木在書中披露，除了那位下令殺害郁達夫的A，其他涉事人并未回國。“不僅是這些人，大部分憲兵在戰(zhàn)敗后都考慮過繼續(xù)戰(zhàn)斗、自殺或者離隊逃走?！逼鋵?，即使那名后來回到日本的憲兵班長A，為了逃避戰(zhàn)后的追責，回國后也使用假名。

鈴木為調(diào)查郁達夫案曾三下南洋，并于1988年和1992年去過巴爺公務，但因為聽說“從小港口進入印尼很困難”，未能重走逃亡路線。他了解到，巴素小站當年確實存在，但地圖上沒有被稱為Tondjong Gedai的地方，他估計此地或許不存在。

我重走逃亡路線時，得到當?shù)厝A人社會很多幫助。數(shù)十年過去，印尼語發(fā)言及拼音規(guī)范有重大變化，只有再靠詢問當?shù)厝饲笞C。在巴爺公務，我的助手宏波特地找當?shù)厝A人和專業(yè)翻譯反復了解核對，把兩個地方的具體位置確認下來。

我們駕車離開巴爺公務不遠，駛上一個小山坡，在舊市長辦公樓停下。據(jù)說，此處便是日本俘虜所供認的埋尸處Tondjong Gedai一帶。辦公樓是一座紅框白墻的三層小樓，屋頂有米南加保式尖牛角，樓前綠草坪上插著旗桿。正有老師帶著孩子在做童軍練習（Acara Pramuka）。我走進小樓看了看，這里現(xiàn)在是地方政府旅游文化部門的辦公場所，從一樓走到三樓卻無人辦公。

草坪西側有一座很大的紀念碑，碑頂是持槍戰(zhàn)士的雕塑，正面一整幅彩色淺浮雕，表現(xiàn)一群手拿棍棒的當?shù)卦∶裾谕磽魯橙?。我正猜想這是不是與“二戰(zhàn)”有關，看到下面有一行印尼文碑文。翻譯告訴我，這是獨立戰(zhàn)爭的烈士紀念碑，碑文說：“我們的國家尊敬你，你是我們國家的靈魂?！绷⒂?949年3月17日。

汽車繼續(xù)前行，來到被標為郁達夫遇難處的那個巴素小車站。鐵路早已廢棄，屋頂還有昔日的站牌，路面上可辨認出兩根生銹的鐵軌。經(jīng)當?shù)鼐用褚龑?，我們又認出了火車站的儲水罐和車閘。路旁零星可見幾家小店，有的沒有客人，有的索性關著門。顯然，這是一處沒有生機的地方，甚至我們下車察看，都使路人面露不解。

80年時間長河靜靜流淌，烈士忠魂游蕩，遺跡難尋。

武吉丁宜的華人墓地（Kuburan China），設在市郊景色宜人的一處高坡。遠望火山白云繚繞，近看林樹中紅樓灰瓦，腳下還有大片嫩綠而齊整的稻田。幾百座華人陵墓沿坡而建，許多墓碑都和我在歐洲國家看到的一樣，設計得精致考究、個性鮮明。沿墓地緩坡的石階走到山頂，就可以看到聞名已久的“蘇東華僑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紀念碑”了。

“蘇東華僑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紀念碑”碑名已經(jīng)掉色，胡舒立把15個鐫刻隸體字一一描寫了一遍。

這里的11人是因1943年日本對抗日華僑大搜捕的“9·20事件”犧牲的烈士。他們都是“蘇島反法西斯同盟”（下稱“反盟”）的成員，并不包括郁達夫。但是，那些想紀念郁達夫的華僑后人，也都到此祭拜。

不知者或以為是誤會，知者卻深知其情其理：郁達夫曾盡其一己之力，幫助過“反盟”。如前述，他曾將敵營即將搜捕的消息連夜報告胡愈之。不久，王任叔就接到用暗語“黃糠落價，請勿拋出”的電報。后來，郁達夫進一步獲悉情況，還幫助王任叔等“反盟”領導人緊急轉(zhuǎn)移。

紀念碑建于1953年，約兩米高，占地很大，地面鋪了棕黃與白色交織的花磚，雖經(jīng)歲月消磨，仍然可以看出白磚上精致的花紋。碑身經(jīng)風雨沖刷，字跡已成白色，稍遠就看不清了。

朋友找來一支黑色的馬克筆。我接過來，把15個鐫刻隸體字一一描寫了一遍，字跡頓顯。大家一起在碑前留影，白云舒卷，為我們見證。

（本文摘自胡舒立著《南洋有遺音：從新加坡到蘇門答臘的尋蹤之旅》，群言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