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魅影與被遮蔽的“日?，F(xiàn)代性”》，李公明著

這幾天趕一篇關于《良友》畫報的文章，它在1920-1930年代家喻戶曉，創(chuàng)辦者伍聯(lián)德和兩個主編梁得所和馬國亮都是廣東人，我稱之為廣東邦。在近代中國，廣東是革命思想的發(fā)源地，《良友》從一開始就支持北伐，宣傳孫中山的一統(tǒng)宏愿，背后站著廣大海外華僑。畫報建構了摩登上海的奇觀，美輪美奐，貫穿著革命與世界主義精神，講究實干與魄力。從地緣文化的角度看，在上海摩登中也含有廣東現(xiàn)代性。

這來自公明兄的啟發(fā)，他最初為《文學魅影與被遮蔽的“日?，F(xiàn)代性”》這本書設計的封面，中間大寫著英文Canton Modern，這大概是對Shanghai Modern的戲仿吧，卻與我對《良友》的解讀產生對話。尤其對我而言，公明兄十足是個革命者、思想的引領者。

他永遠笑得那么陽光，穿著花格子襯衫，大冷天也擼起袖子，好像有發(fā)散不完的熱度。我生性木訥，但和公明兄在一起，話就多起來，像可樂拉罐，咕咚咕咚喉頭一陣酷爽。他讀的書真多，眼界又開闊，對常年守一畝三分地的我，就像愛麗絲跌入鏡子。他為我拆去學院的圍墻，讓我看到藍天星空，也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該往哪里走。

我們一見如故，心有靈犀，都像文青，具藝術氣質，理想主義的愣頭青。如果說我還能接住他的思路和話頭，大約因為青年時代寫詩，迷戀波德萊爾，由此現(xiàn)代主義流淌在血液里，而公明兄出身藝術專業(yè)，不僅精通理論，也富于創(chuàng)作實踐。

前兩年我們做了個對談，整理出五萬字，刊登在《上海書評》上，對我來說非同尋常，也很感謝《上海書評》。后來見到了責任編輯，他說生平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是“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從2008年創(chuàng)刊，公明兄就開了“一周書記”的欄目，每周一篇書評，絕不脫班，至今將近千篇，這在新聞史、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有時半夜里收到公明的稿子，于是馬上編輯，必要時和他溝通，直到發(fā)稿，天亮了。

十七八年一晃而過，簡直不可思議，這需要怎樣的意志、自律和才情！曾問他如果碰上出差或旅行，那咋辦？他笑說有時他會事先寫好兩篇，保底。但更多的時候是在旅途上照寫不誤，在飛機、火車甚至出租車上隨時能寫。更有甚者，最近他還開了個“一周畫記”，刊登他在手機上的“涂鴉”作品。前兩月他和朋友一起組了個“涂鴉小分隊”，去德國、意大利旅行，看他在微信朋友圈發(fā)的信息：“德意涂鴉小分隊今天爬上維蘇威火山，腳下是火山灰，自由涂鴉的噴發(fā)?！薄澳遣焕账故峭盔f者的家園，自由飛翔的靈魂”，“涂鴉小分隊昨日戰(zhàn)績輝煌，今天轉戰(zhàn)拿波里”，書生意氣，令人神往。那種逃離作案現(xiàn)場的情景，頗似叫警察暴跳如雷的班克斯，然這毋寧體現(xiàn)了公明兄的實踐理念，宣示以藝術反抗的權利。他把我視作“同代人”，因為“思想上的觀念與精神上的契合”，對此我深感榮幸，而我也希望自己真的能年輕十歲，能跟他去那不勒斯，爬上維蘇威火山涂鴉，三呼“烏拉”！

與公明兄交往始于2017年12月在顧錚教授為劉海粟美術館策劃的“來自上海：攝影現(xiàn)代性檢證”展覽研討會上。他講“農村包圍城市”與“來自上海”的對比，而我講民國初年漫畫家丁悚和鴛鴦蝴蝶派，確實被“包圍”到了。次年年底我在復旦大學古籍所舉辦了“中國文學與文化新范式探索”的學術研討會，公明兄在會上宣讀《左翼文學研究中的“圖史互證”新探——以黃新波的木刻版畫藝術與左翼文學的關系為中心》一文。他把這篇文章作為本書的附錄，不僅有紀念意義，文中提到我的關于張愛玲《傳奇》封面的解讀，其實更重要的是對我們所討論的“日?，F(xiàn)代性”研究的結構性補充，為“共和”加入了“革命”的支柱，這一點他在批評《紫羅蘭的魅影》時提到。

在這篇關于黃新波的文章里，公明說：“圖像的功能主要還是視覺‘觀看’，注重的是‘圖文并茂’的閱讀效果，對于文本的體裁、題材、文學手法等文學本體性問題與圖像的內在關系，以及對于在圖像創(chuàng)作意識和藝術觀念中呈現(xiàn)的與文學文本及歷史語境的關系所展開的研究仍未受到重視?！边@使我震動，也帶來啟發(fā)。關于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論汗牛充棟，而公明兄博采眾家之長，形成自己的體系，很了不起。上世紀末我在美國讀書時就對視覺文化研究感興趣，也寫了一系列有關金瓶梅、張愛玲和周瘦鵑的文章，但公明促使我系統(tǒng)考慮視覺文化的理論問題。2019年5月他為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召集了“圖與史：20 世紀中國的歷史與圖像及視覺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作了關于吳友如的《飛影閣畫報》的報告，嗣后應《探索與爭鳴》之邀而作了《圖像、文本與歷史——以梁啟超與〈新民叢報〉、〈新小說〉的圖像為中心》一文，就把這一段公明兄的話寫了進去，試把圖像理論運用于文本與歷史的分析。

公明的書評文章，毛估估應該有四五百萬字，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富礦。上千本著作經(jīng)其法眼精挑細選，一經(jīng)品題，命門立見，展現(xiàn)了當代世界歷史、思想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旁征博引、舉一反三，無不體現(xiàn)其全球視野、對人類前途的關懷，也毫不掩飾其伸張正義、文明和自由的價值觀。有很多書涉及近數(shù)十年人文學科前沿發(fā)展趨勢，如思想史、感情史、物質史等，我也從中受惠匪淺，見到跟我研究相關的，就會告訴我的助教立馬下單。

公明兄嗜書，逢人便討書，在朋友當中傳為笑談。我的辦公室放滿了書，他驚喜不已，這邊抽一本，那里翻幾頁，我說要什么盡管拿，他卻一本沒拿，不知道是過于謙謙還是看不上。他說他的太太和他讀法律的兒子都愛書，家里堆滿了書，連樓梯都放滿了。他這么說的時候流露出自豪，的確令人羨慕。從2017年到2024年，公明兄為我寫了七篇書評，正如他說的，為同一位作者寫的書評數(shù)量，我是最多的。這讓我受寵若驚，更不說那篇長長的對談了。如今放在一起，重讀一過，有些新的體會。

公明的書評屬于一種有溫度的、啟示性的，首先是傾聽和理解作者。這一點讓人服膺，也是其書評的長久之道。我也喜歡他的精準、華麗、富于情緒價值的風格。他會從我的書中摘出某個段落，加以評點，確是我用心之處，因此被擊中心扉，產生心酸眼亮的一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人一般喜歡聽好話，我也不例外。然而滿足于此就虧大了。如果按照中國畫里以白當黑的說法，那么就應該追問：為何公明兄所重視的在此不在彼，其中有其對于中國文化整體性的廣闊視野。若能去探究其背后的邏輯，就會有更多的收獲。

關于我的研究張愛玲的《愛與真的啟示》，他指出：“第二節(jié)‘英文寫作之旅’的前半部分處理得似乎有點倉促了，對于她的兩部英文小說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和Naked Earth（《赤地之戀》）基本沒有論述?！钡拇_，這兩部小說對張愛玲的晚期風格至關重要，對此我還沒有想清楚，這涉及她力圖使文學掙脫外在目的而回歸自主性的艱苦過程。她在美國的較長時間里，想告訴美國人什么是中國女性的真實經(jīng)歷，什么是五四新文化，以及《紅樓夢》與《海上花列傳》的價值，結果不怎么奏效，反而在觀念上花了太多功夫，而把以前的“作者風格”也弄丟了。

公明兄說《愛與真的啟示》“是決心劍走‘偏鋒’以殺出‘張學’重圍的發(fā)軔之擊?！薄捌h”一語中的。張愛玲有很多面向，而在眾多標簽之上說她很有思想，不見得可愛。這是我的初心，最初發(fā)表的《質疑理性，反諷自我——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的現(xiàn)代性》就討論她與“文明”“時代”的關系，其實對于“知人論世”這是最基本、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還有許多好看的風景，待我細細和大家分享。

對于《紫羅蘭的魅影》，公明兄認為我的“俗語現(xiàn)代主義”的提法沒充分展開，這點到了軟肋。對于米蓮姆·漢森所提出的“白話現(xiàn)代主義”，對我更有吸引力的是本雅明的“感知反應場”的概念，但把vernacular modernism譯成“白話現(xiàn)代主義”，我覺得跟周瘦鵑的兼容文言與白話的主張對不上，因此換成“俗語現(xiàn)代主義”，又覺得不那么貼切。其實1921年拍的《閻瑞生》標志著國產電影的誕生，就受到五四新文學“白話”的影響，但吊詭的是，整個二十年代都是鴛鴦蝴蝶派在主導電影創(chuàng)作，這種情況直到三十年代初新文學的介入才有所改變。這也牽涉到如何在外來概念與復雜的本土實際之間磨合的問題。

有許多地方，如康德的人的尊嚴議題，公明兄運用聯(lián)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邁克爾·羅森《尊嚴：歷史和意義》加以闡述，或對我的《風義的懷思》提到德里達《追念集》等，這些對所評之書起某種提升作用，都顯示他的博學和睿智，有時涉及其個人經(jīng)驗，如評述《凌波微語》時，恰好是他的第五百篇書評，由是說起自己“讀書之幸”的經(jīng)驗，十分精彩。尤其在評點《午后的繁花》中當我讀到：

前幾天我和夫人、兒子在餐桌上討論過這兩個議題，深感欣慰的是在基本問題上我們始終有一種共識，即不能把復雜的歷史脈絡和政治性議題簡化為一種虛幻的期望投射，對所有的權力壓迫、政治迫害和不平等經(jīng)濟的真相的揭露必須是無條件的，不能以選邊站隊來畫線取舍。

“兩個議題”指美國先鋒女詩人瑪雅·黛倫在麥卡錫時代所持的立場，而公明兄這段表達溫暖而堅定，令人動容。

在他為我所作的諸多書評中，“日?，F(xiàn)代性”是個關鍵詞，體現(xiàn)在本書書名中。2017年我的關于火車和陸小曼的兩本書顯示了我的文化史興趣，公明兄對它們青睞有加，大約在我的“從革命到共和”研究脈絡中發(fā)現(xiàn)了某種“日?，F(xiàn)代性”的轉向。他在《紫羅蘭的魅影》中凸顯該詞，后來在評述《摩登圖釋》時重申：“在動蕩的歷史轉折時期中，這種‘日?，F(xiàn)代性’具有在激進與保守的激烈沖突中調節(jié)大眾心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激進主義念念不忘的‘制度’層面上，‘日?，F(xiàn)代性’同樣可以發(fā)揮形塑歷史-社會機制的重要作用?！边@說明我的研究跟他的鼓動和期望相遇，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的全局視野，無論從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還是從當下的學科建制出發(fā)，都有必要開展“日?，F(xiàn)代性”的研究，這對于今天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果不其然，前幾天公明微信我說他打算寫一本《魔都與紅都的魅影：近現(xiàn)代中國的日?，F(xiàn)代性》，探討“現(xiàn)代性敘事與革命敘事的命運與歧途”，我十分興奮，立刻回言：“太好了！趕快寫！”確實，我雖然做了一些研究，但不成系統(tǒng)，而公明兄的視野更為寬闊全面，或許也能加入廣東摩登，此乃功德無量之舉，希望早日完成。

對于本書的訪談，希望讀者感到興趣，這里不多說了。訪談像一首探戈，多謝公明兄對音樂和舞步的高超企劃，其節(jié)奏和旋律依然回蕩在我的生命里。

最后感謝黎漢杰兄，能使此書得以見世，使我能置之于案頭，晨鐘暮鼓，孤勇不孤，繼續(xù)革命，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