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陳澤泓先生抱來新著《廣東人物傳·入粵卷》（以下簡稱《入粵卷》），邀我寫序。我喜歡讀陳先生的著作，從中吸取新知識，開闊眼界，教益不淺，因此，樂于接受這一“任務”。粗略翻閱這部煌煌1000多頁的巨著，深深感到陳先生不愧為著名的方志學家、建筑史學家、歷史學家。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國歷史學會原會長戴逸先生在《清代人物研究》一書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歷史是人類自覺活動的產(chǎn)物。一切經(jīng)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活動，都是人所策劃、人所參與、人所進行的。離開了人，就無所謂歷史?！币虼?，歷史研究離不開對人物的研究。二十四史絕大部分是人物的傳記，這是我們寶貴的歷史遺產(chǎn)。因此，研究歷史人物是歷史學家不可或缺的責任。“二十四史”名為紀傳體史書，無傳不能稱“正史”，可見研究歷史人物是多么重要。

要了解嶺南地區(qū)的歷史與文化，了解嶺南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必須研究嶺南地區(qū)的人物。嶺南是指五嶺（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大庾嶺、騎田嶺）之南，這五嶺位于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qū)）交界處。由于五嶺峰高隘險，關山難越，在古代，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嶺南與中原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的聯(lián)系；加以方言不同，思想不易溝通，使遠古時代嶺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相對滯后。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后，秦漢王朝將嶺南地區(qū)劃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秦漢以來，中原戰(zhàn)亂，人民大量向南遷徙避難，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chǎn)工具和耕作方式，嶺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文化得到迅速發(fā)展。中原王朝為了管轄這一地區(qū)，派大量官員來此治理，被貶的官員在嶺南對嶺南的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也作出一定貢獻。南遷的各族人民與嶺南的原籍居民，進一步融合發(fā)展。因此，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嶺南文化。外省入粵的人民或官員，是嶺南文化創(chuàng)造發(fā)展的外部動力之一。

另一方面，嶺南瀕海，自古以來，碧波萬頃，也成為嶺南與海外溝通的途徑。這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漢代與東南亞多國已有交通、經(jīng)商往來。唐代，廣州已設有“蕃坊”。宋代到明清，嶺南成為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交會的橋頭堡。不論是漢代以來佛教文化的輸入，還是明代以來西方宗教的傳入，嶺南地區(qū)都是最早的登陸口岸之一。外來文化一方面從外部觸動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結構，另一方面也激發(fā)了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所以，海外入粵文化，也是嶺南文化創(chuàng)造發(fā)展的外部動力之一。

嶺南原籍居民、中原入粵的人、外國入粵的人共同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嶺南文化?！度牖浘怼愤x取了后兩種人，并為他們立傳。這是研究嶺南歷史文化的基礎性工作之一。

為什么說陳先生這部著作是“更上一層樓”呢？原來1994年陳先生與忘年之交李小松先生合作，在《嶺南文庫》出版過一部《歷代入粵名人》。這部書在學術界獲得好評，編輯出版名家陳原在《中華讀書報》發(fā)文說：我在《嶺南文庫》頭一批書中找到一本很有趣的書：《歷代入粵名人》，虧策劃者想得出這樣一個選題。這樣的選題，在地域文化叢書中出現(xiàn)，說明編者的思想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搞的地域文化是自我封閉的，與其他地域及其文化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文化只能走向消亡。在中華大地上多個各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觸，互相交融，開出了五色繽紛的鮮花，結成無比甜蜜的果實。研究地域文化而不囿于特定的文化圈子，這就是開放的思想。陳先生把這一較高評價，作為鞭策自己前進的動力，決心把這一課題做得更加全面、深入、充實。30年過去了，現(xiàn)在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廣東人物傳·入粵卷》比《歷代入粵名人》更上一層樓。

“更上一層樓”的標志，我認為有三個方面：

第一， 搜集的資料范圍進一步擴大，入選的人物大大增加。

據(jù)“凡例”規(guī)定，資料來源，以正史、地方志、碑銘、傳主著述（含日記）為主，兼采歷代具權威性的人物傳集。吸收相關論著、論文研究成果，并述及文物機構權威著錄或公布的紀念地、紀念建筑等?！稓v代入粵名人》計72篇，立傳75人，約35萬字。而本書共188篇，立傳189人，共80余萬字。陳先生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是著名的方志學專家，對廣東歷史和方志十分諳熟。最近廣東省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的《廣東省地方史志叢書》收入了陳先生三部個人方志論文集：《嶺表志譚》《嶺嶠志語》《嶺外志道》。這三部著作是陳先生長期研究方志的總結，他不但是修志、審志的實踐者，也是方志理論的創(chuàng)造者、闡釋者。所以他能夠得心應手、舉重若輕地選擇了立傳的189人。

第二，入選人物的標準是一個創(chuàng)新。

中國有撰寫人物傳記的傳統(tǒng)，但因選擇人物的標準根據(jù)時代的需要和撰寫者個人愛好不同，而為人立傳的標準也各異，明清時代，建立撰寫人物傳記的制度，鼓勵私人撰寫人物傳記，所以人物傳記的作品很盛行。錢謙益（1582-1664）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有學者統(tǒng)計，他的《初學集》《有學集》《牧齋雜著》收入傳記作品（包括行狀、墓志銘、神道碑銘、墓表、塔銘、傳、譜牒等）300余篇。分析他對傳主的選擇，包括忠君愛國的東林黨人、務實勤孝的循吏、孝子、位卑名微的普通平民、不忘故國的氣節(jié)之士、顯赫清廷的達官貴人。錢謙益對傳主的選擇有兩大特點，即傳主成分多樣化：既有傳統(tǒng)的繼承，也有個性的創(chuàng)新。到了近代，梁啟超是“新史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作文教學法》等著作中，在古代傳記理論上作了總結，同時對撰寫新傳記提出許多新見解。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人的專史》中，以《史記》為例，對選擇傳主的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以上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陳先生《入粵卷》從其歷史觀出發(fā)確立了選擇傳主的標準，他在“前言”中說，從現(xiàn)代的角度去觀察評價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從根本上說，就是看他們是否推動社會發(fā)展和文化進步，有益于民生。結合歷史實際，其事功大致分為開辟引領之功、濟世之功、教化之功。

“開辟引領之功”，是指在嶺南開發(fā)的進程中有著開創(chuàng)性、導向性的作用。開辟之功，如秦末漢初的任囂、趙佗、陸賈；引領之功，雖未及開辟之功的轟轟烈烈，但在歷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足以為百世傳揚，如韓愈、蘇軾等。

“濟世之功”，是指在粵地有所作為，對社會、經(jīng)濟、文化某一方面有較大貢獻。這類人大多數(shù)是入粵官員，列入志籍的官員，重在其人品學問政績，也就是史志記載的循吏。本書收入一些域外人員，主要是宗教人物。他們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作出過特殊的貢獻。

“教化之功”，是指踐行傳統(tǒng)禮教而被載入史籍的模范人物。傳統(tǒng)禮教，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有些已不再提倡，如“貞節(jié)”之說。但有的在現(xiàn)代社會仍發(fā)揮其影響，或改換其內(nèi)涵而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如“忠義”一類的禮教，包括抵抗元兵南下的南宋“三忠”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抗清英雄瞿式耜等。其事跡仍流芳千古。“忠君”思想本已被時代摒棄，但他們的事跡則被賦予“愛國主義”的時代精神，起著激勵人心的教化作用。古代官場人物反腐倡廉、勤政愛民、敬老尊賢、為善積德的品德，也起著教化作用，得到當今社會的褒譽。

按照以上標準選擇人物，為他們立傳，就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實現(xiàn)文化交融，共同服務于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第三，是一部求真務實、嚴格遵循學術規(guī)范的經(jīng)世致用的歷史著作。

前著《歷代入粵名人》文學色彩較濃，本書著重于強調(diào)學術價值。主要資料來源于舊志中的人物傳，但對每個傳主的資料搜集較全，不作無本之論，不說無據(jù)之語，言之有物，論之成理。史籍記載有分歧者，經(jīng)考證擇善而從。注意吸收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每傳之后附上參考資料，而且注釋規(guī)范，便于讀者查檢。

本書是一部集研究、普及、教育于一身的優(yōu)秀歷史讀物。

作者在“后記”中說，除這部《入粵卷》之外，擬在原來出版過的《廣東歷代名人傳略》《廣東歷代名人傳略續(xù)集》的基礎上，重新整理粵籍人物傳集，以形成一部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廣東歷史人物傳集。祝愿陳先生早日完成這部著作，為廣東歷史研究作出更大貢獻。

以上是大致翻閱《入粵卷》的讀后感，寫出來供陳先生和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