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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自己,還是蒸餾他人:“人生切割術”作為AI時代的工作寓言
2022年2月,在AI還沒有以今天這樣的方式席卷世界之前,Apple TV+上線了劇集《人生切割術》(Severance)。這部劇以一種近乎荒誕的設定,處理了所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命題。劇中的白領通過“分離手術”,被切割為兩種人格:一種是保有生活記憶、卻沒有工作記憶的“主人格”;另一種則沒有既往人生,只負責進入公司、承擔勞動的“副人格”。當他們走進公司,意識便自動切換,于是工作與生活仿佛被徹底分離。對于主人格而言,這似乎意味著一種“無痛”的上班機制,因為他根本不必知道自己如何工作,前一秒剛踏入公司,下一秒便已下班。但對于副人格而言,公司卻無異于一座監(jiān)獄,一個沒有出口、也沒有盡頭的封閉世界。所謂上下班,不過只是意識在一瞬間的切換,而他們的時間、勞動與整個人生,卻都被永遠留在了公司內部,工作也成為他們生存的全部意義。
對于2022年的我們來說,這樣的想象已經足夠魔幻。可到了2026年的今天,現(xiàn)實反而顯得更加魔幻。2026年4月前后,GitHub上出現(xiàn)了一個名為“同事.skill”(Colleague-Skill)的開源項目,項目首頁赫然寫著:“將冰冷的離別化為溫暖的Skill,歡迎加入數(shù)字生命1.0?!?/p>
這些極客們當然沒有真的對人的大腦實施“人格分離手術”,但其所指向的邏輯,卻與《人生切割術》相去不遠。我們終究還是舍不得對自己下手,卻似乎越來越習慣于把他人的經驗與知識乃至某種“可用的人格”,從具體的人身上剝離出來,再轉化為可以被調用的系統(tǒng)能力。技術沒有切開人的大腦,卻在試圖切下一個人身上最“有用”的部分,并讓它在人離開之后繼續(xù)運轉。
然而,技術越是向前,我們越需要保有敬畏之心。因為一旦我們開始默認,人可以被拆解為若干可遷移和可替代的“skill”,那么被抽離的便不只是經驗,還有人的主體性本身。到了那時,我們或許會擁有越來越高效的工具,卻未必還知道,如何繼續(xù)把彼此當作人來對待。至于一個失去了敬畏的未來究竟會通向哪里,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同事.skill封面
一種工作困境:切割自己,還是替代別人
在當下的工作情境中,一種并不總被明確言說、卻始終揮之不去的焦慮,正在逐漸浮現(xiàn)。職場中的人總是被多重壓力所裹挾,一方面要應對忙碌的工作節(jié)奏與現(xiàn)實生活中的種種負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從已經被壓縮的時間里,繼續(xù)擠出精力來提升自我。因為大家都隱約知道,僅僅完成眼前的工作并不足以帶來真正的安全感,一旦停止更新自己,既有的技能與經驗便隨時可能被新的技術條件和行業(yè)形態(tài)迅速沖刷。
也正因此,這種困境并不主要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勞動強度上升,或雇傭關系的正面沖突,而更像是一種更為隱蔽的選擇壓力。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被要求不斷拆分自我,將經驗、能力乃至情緒加以模塊化,以適配愈發(fā)精細的分工體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一種新的不安,當這些被拆解出來的“部分”足夠穩(wěn)定并且可復制時,作為個體的我們,是否仍然不可替代?
從當下的現(xiàn)實回看《人生切割術》中的設定,我們會油然生出一種共鳴感。在劇中,完成分離手術的盧蒙公司(Lumon Industries)好似罪魁禍首,是萬惡的“資本”。副人格的誕生、運轉與規(guī)訓,都發(fā)生在它所搭建的制度空間之中。公司不僅決定了他們的工作內容,也為他們營造出一套近乎宗教化的文化氛圍,使服從、忠誠乃至自我犧牲,都被包裝成某種值得贊美的德性。不過,盧蒙的權力也并非沒有邊界。大多數(shù)時候,它的控制主要停留在公司內部。除非有人試圖泄密或越界,主人格在公司之外并不會持續(xù)遭到追擊。這樣一看,好似分離手術也并非不可接受,至少對于擁有自主權利的主人格而言,他幾乎擺脫了上班的痛苦。
但“分離”之所以讓我們“細思極恐”,并不只因為公司強大,更在于員工們幾乎都是主動走入這套機制的。接受手術,并非單方面的強迫,而是在“知情同意”前提下作出的選擇。有人是為了更高的薪資,有人則像主角那樣,是為了從現(xiàn)實生活的創(chuàng)傷中暫時抽身,才選擇把自己切開,把痛苦留在一邊,把勞動留在另一邊。
只是,一旦作出這樣的選擇,被交出去的便不只是工作時間,而是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分離手術不僅不可逆,甚至還可能伴隨幻覺、腦損傷等后遺癥。但與此同時,它又的確為主人格換來了一種輕松體面的生活。也就是說,主人格之所以能夠毫無負擔地繼續(xù)生活,恰恰是因為另一個自己被永久留在了公司里,替他承受那種重復、封閉且沒有出口的勞動。
如此看來,問題便不只是公司對人的規(guī)訓,也是人借由公司之手,對自身進行的一次切割與調用。真正被交換出去的,從來不只是某項技能,更是人的自由意志。這也正是《人生切割術》最具寓言意味的地方:它所呈現(xiàn)的,正是一個人將自己不斷交付給公司、乃至將自身的一部分徹底出售給制度的未來。副人格的悲哀,正在于他不只是被支配的勞動者,更是主人格親手交出去的一件“產品”。
這種自我切割固然荒誕魔幻,但對于副人格而言,更可怕的其實還不是工作本身沒有盡頭,而是工作一旦停止——無論是離職還是被開除,都意味著自己的存在被直接宣判終結。對于他們來說,工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就是生存的全部。正因為這種處境并不只屬于虛構世界,我們才會對副人格產生如此強烈的共情?,F(xiàn)實中的大多數(shù)人,面對的同樣是不工作便難以生存的困境,只是《人生切割術》將這種困境推到了更露骨、也更極端的地步。

《人生切割術》劇照
作為一部懸疑劇,《人生切割術》雖然沒有任何恐怖劇情和鏡頭,但是卻營造了一種詭異的氛圍,讓觀眾不寒而栗。它并沒有憑空制造出一種新的恐怖,而只是把現(xiàn)代勞動關系中早已存在的處境,赤裸裸地通過主人格和副人格的分離呈現(xiàn)了出來,我們從中看到了被出賣的自己是如何被企業(yè)文化所操弄和擺布的。其中主角的處境,也恰恰是當下的普通人所面臨的困局。在一個看似正常的技術世界里,我們總是一邊試圖保全自己,一邊又不得不持續(xù)交出自己的一部分。這恰恰構成了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之中最普遍、也最隱秘的生存困境。
到了2026年,在AI幾乎無處不在的工作環(huán)境中,這種困境又發(fā)生了變化。我們仍然很難停止對自身的持續(xù)優(yōu)化,也很難真正擺脫這種自我切割的邏輯。對許多人來說,或許并不愿意主動“分離自己”,也不愿在一輪又一輪的“優(yōu)化”中成為被處理、被替代的那一個。可即便如此,人們也很難不被卷入一種彼此提防的處境之中。因為你不去蒸餾別人,并不意味著別人不會蒸餾你。古人常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在這樣的現(xiàn)實之下,防備也變得愈發(fā)無用。
蒸餾與Skill:用離職同事造就一個“AI分身”
就像AI在極短時間內進入日常工作一樣,“蒸餾”和“skill”這兩個原本屬于技術圈的詞,也突然開始頻繁出現(xiàn)在我們的視野里。它們起初只是模型訓練與產品開發(fā)中的術語,如今卻越來越多地進入職場語境,并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我們對于能力、工作和人的理解。
“蒸餾”原本是模型訓練中的一個技術概念,指的是將大模型中的能力壓縮、提煉,再遷移到更輕量的模型之中,以實現(xiàn)降本增效。但當這個詞不斷被借用到現(xiàn)實語境中時,它的意味已經悄然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再只是對模型能力的提煉,而更像是在暗示人的某些經驗、判斷與能力,也可以被從完整的個體中抽取出來,經過整理之后單獨保留。仿佛一個人真正值得留下的,只是那些能夠繼續(xù)工作、也能夠被交換的部分。至于其余更復雜、更難量化的特質,則都逐漸退到了次要位置,甚至被視為可以舍棄的冗余。
“Skill”也是如此。原本它只是一個普通的英文單詞,指向某種技能、專長或能力。但在當下的智能體生態(tài)中,它已經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功能單位。伴隨著智能體應用的火熱,各大平臺相繼推出AI Skill商店,開發(fā)者將某種能力整理為可供調用的模塊,以便智能體在不同場景中接入和使用。到了這一步,skill所指的便不再只是人所擁有的能力,而是能力在被拆分、整理并重新上架之后所呈現(xiàn)出的一種數(shù)字形態(tài)。它似乎仍然來自人,卻又開始脫離具體的人而存在,甚至進一步成為一種可以流通、調用和出售的商品。
“同事.skill”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出現(xiàn)的。它是一款基于Claude Code的AI Agent工具,操作邏輯并不復雜。用戶提供同事的飛書消息、釘釘文檔、工作郵件、聊天截圖等職場材料,再輔以若干主觀描述,投喂給大模型,便可能生成一個能夠模仿該員工工作習慣、說話方式,甚至復刻其處事風格的AI分身。原本附著在具體個人身上的工作經驗,到了這里,被進一步整理為一種可以由系統(tǒng)接續(xù)下去的東西。

同事skill支持的數(shù)據(jù)來源截圖
如果說《人生切割術》寫的是人如何把自己交給制度去切割,那么到了AI時代,被切割的對象便不再只是自己,也開始轉向他人。過去,職場首先要求的是自我壓縮,也就是不斷地把人訓練得更高效、更穩(wěn)定;如今,技術卻進一步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即把一個人身上那些最有用的部分,從其本人那里分離出來,并設法留在系統(tǒng)之中。這樣一來,職場中的問題便不再只是人如何適應工作,而是人離開之后,什么還能被留下。同事也因此不再只是與你并肩做事的人,而可能在某一天,變成一個仍可被繼續(xù)調用的“部分”;但這種留下往往并不以個人意愿為前提,也未必對應任何應有的報酬。
而一旦被“蒸餾”,被保留下來的便不只是某項中性的技能,而是一個人在長期工作中形成的經驗、判斷,甚至某種難以明說卻真實存在的行事方式。表面上看,被留下的是能力;實際上,被抽取出來的,卻是一個人曾經附著其上的勞動痕跡,乃至人格的一部分。更值得警惕的是,這樣的“蒸餾”往往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它最終生成的結果也許未必真的足夠可靠、足夠有效,卻已經足以在職場中制造出一種更迫近的焦慮。人尚未離開,便已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在離開之后,仍以另一種方式被系統(tǒng)繼續(xù)使用。
“skill”與“蒸餾”的出現(xiàn),進一步暴露出一種正在逼近現(xiàn)實的職場想象。今天被開源“蒸餾”的可以是離職同事,明天也可能是前任員工、師兄師姐、導師,甚至是那些以公開內容為基礎、被不斷模仿和重組的公眾形象。例如,有人直接將近日去世的考研名師張雪峰,進行了“蒸餾”,作為一種Skill項目在網(wǎng)絡上分享。
這種荒誕怪象比《人生切割術》的劇情更加離奇且恐怖,因為這樣的“蒸餾”本身幾乎不再以是否應當、是否合宜為前提,而只是默認一切可見可得的內容,都可以進一步轉化為可用的資源。它所暴露出的,不只是技術能力的擴張,更是一種敬畏的退場,對生者如此,對逝者亦然。說到底,當一個人身上的經驗與數(shù)字痕跡,都被視作可以隨意提取和調用的材料時,真正被消耗掉的不僅僅是我們面對技術與他人時本應保有的分寸感,更是人最基本的尊嚴。
從“困于工作”的痛苦到“失去工作”的焦慮
如果重新回到《人生切割術》的世界,再來看今天的工作與勞動力市場,許多問題便會顯得更加復雜。我們原本以為,最壞的未來不過是“打工人”被困在一個近乎囚籠的工作體系之中,在高壓、封閉而單調的勞動中不斷消耗自身。但比這更令人不安的現(xiàn)實或許是,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甚至連進入這座“囚籠”的機會都未必還會擁有。
這也正是AI技術反復引發(fā)焦慮的原因所在。我們持續(xù)追問的,從來不只是技術會不會改變工作的方式,而是它會不會進一步擠壓人的位置,削弱就業(yè)市場,使越來越多的人失去賴以生存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之所以揮之不去,正因為它所觸及的并非抽象的技術想象,而是最現(xiàn)實的生存處境。
面對這一問題,悲觀者固然不少,也總有人認為,這類憂慮不過是杞人憂天,仿佛今日對AI的擔憂,不過重復了當年珍妮機出現(xiàn)時紡織女工對技術的本能抗拒。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樂觀還是悲觀本身,而是大多數(shù)普通人在面對如此龐大的技術系統(tǒng)時,實際上都缺乏足夠的決定權。AI不會因為個體的憂慮而停止發(fā)展,也不會因為某種善意的期待,就自然走向一個對所有人都更友善的未來。
也正因如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我們是否喜歡AI,而在于當技術持續(xù)向前推進時,普通勞動者究竟還能在其中占據(jù)怎樣的位置,又將以何種方式維持自身的生存。相比于《人生切割術》中那種被制度困住的恐懼,今天我們面對的或許是一種更為沉默的處境,我們并非被永遠關進系統(tǒng)之中,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視作可以壓縮甚至剔除的部分。
可這樣的現(xiàn)實,并非毫無先聲。早在二十年前,項飆在其著作《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yè)和印度技術勞工》中,便已從世界信息產業(yè)與印度技術勞工的關系出發(fā),觸及這一類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的勞動力困境。在他看來,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并不單純建立在某種客觀、穩(wěn)定的人才短缺之上,而是伴隨著一種被不斷生產出來的“短缺”敘事。項飆指出,在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擴張過程中,一直存在所謂“金融民主化”與IT勞動力“虛擬”短缺并存的現(xiàn)象。換言之,在IT勞動力的供需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缺口,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關鍵的是,雇主始終希望勞動力供給能夠持續(xù)擴大,以支撐業(yè)務規(guī)模的增長。也正因此,與真實的短缺不同,這種“虛擬”的勞動力短缺不可能被真正填滿。供給越多,短缺反而越容易被放大。于是,技術人才“短缺”與高失業(yè)率并存,便不再是偶然現(xiàn)象,而可能成為新經濟中的一種長期結構。正如他在考察“全球獵身”業(yè)務時所看到的,勞力行一方面讓不少工人閑置,另一方面卻仍在市場上不斷吸納新工人。(《全球“獵身”》,P25)
如果說當年的“獵身”揭示的是信息資本主義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組織勞動力的流動與儲備,那么到了今天,這一邏輯在AI時代并未消失,反而變得更加細密,也更加日常。過去,企業(yè)主要關注勞動力數(shù)量上的充裕與替換空間。隨著大模型與智能體的普及,這種關注又進一步深入到個體的技能、經驗乃至生命歷程之中。
項飆還提醒我們,IT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力量,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它被嵌入其他技術與操作體系之中,從而提升整體效率;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新的生產管理范式,沒有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沒有圍繞“新經濟”形成的觀念支撐,技術本身并不會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效應。因此,“IT本身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個社會性的建構”。(同上,P158)這句話放到今天來看,依然極具解釋力。AI所帶來的焦慮,并不只是因為它更強大,而在于它正在被納入企業(yè)管理與勞動組織的體系之中,并不斷滲入日常生活。無論身處什么學科、什么行業(yè),我們都很難回避AI的影響,也無法不去思考它將如何改變自己的工作、未來的職業(yè)規(guī)劃以及整個就業(yè)市場。
行文至此,《人生切割術》的寓言意味再次顯現(xiàn)出來。劇中的副人格至少仍被市場系統(tǒng)所需要,因此才會被長期留置于公司之中;而在現(xiàn)實中,未來的市場系統(tǒng)未必還需要一個完整的人。它更關心的,可能只是我們身上那些可以被拆分并繼續(xù)使用的部分;至于其余難以量化、難以轉化為效率的內容,則越來越容易被視為無關緊要。到了這一步,技術帶來的變化便不再只是效率層面的調整,而開始直接逼近人的邊界本身。也因此,我們不得不反復追問在AI日益強大的學習與模仿能力面前,我們作為人的價值,究竟將安放在何處。
結語
也許,仍然會有人質疑,當下大多數(shù)AI生成內容還不足以替代最頂尖的人才。又或者認為,AI始終缺乏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這些看法當然有其依據(jù)。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盡管大語言模型有著長期的技術積累,但以ChatGPT為代表的AI應用迅速進入知識與內容生產領域,實際上僅發(fā)生在近幾年。而也正是在這短短幾年間,寫作、檢索、學習、辦公乃至創(chuàng)作的方式,已經發(fā)生了劇烈變化。未來將會走向哪里,沒有人能夠斷言,但至少可以確定,它絕不會停留在今天這個樣子。
未來的我們未必都會成為被“蒸餾”的對象。對于大多數(shù)普通人而言,AI真正能夠提煉出來的,也許只是某些可以整理、可以調用的技能與經驗;但人之所以為人,終究并不只在于這些。那些真正珍貴的部分,往往恰恰不是一套可以被封裝的 skill,而是人的talent,即我們的才能與想象力,是面對未知時仍愿意繼續(xù)追問、繼續(xù)探索的能力。技術或許能夠不斷逼近人的外部形式,卻未必能夠真正取代這種面向未知的勇氣。
《人生切割術》中的盧蒙公司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當一個組織失去敬畏之心,人的完整性也會被讓位于效率和商業(yè)保密措施。先河一開,接下來的一切總能找到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邊界便會隨之松動,甚至再難回頭。
我們今天面對AI與形形色色的 skill,或許也是如此。無論是將離職者做成 skill,還是將逝者轉化為一種可以繼續(xù)調用的數(shù)字存在,其背后所顯露的,都是某種敬畏的缺失。尤其是當這一切以戲謔、玩笑甚至輕松的互聯(lián)網(wǎng)語氣被不斷傳播時,人們反而更容易忽視其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征兆。技術當然可以不斷推進,但問題從來不只是技術本身,更在于它將如何改變我們理解他人的方式,又將如何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也許,人文的意義也正在這里。它未必總能進入技術內部,解釋每一個模型、每一種機制究竟如何運作。但它至少應當持續(xù)追問,技術正在把我們帶向何處,又正在怎樣改變社會關系、勞動倫理與人的位置?!度松懈钚g》中的幾位主角,他們的副人格不斷試圖逃離那座牢籠,追問盧蒙公司背后的秘密與真相。打動我們的,不只是他們的痛苦與掙扎,更是那種即使身處封閉秩序之中,也仍然沒有放棄追問外部世界的沖動。那里既有對自由的恐懼,也有對自由的向往。說到底,本文以及《人生切割術》真正想要闡明的,或許并不是簡單地反對技術或資本主義運作體制,而是在技術愈發(fā)強大的時代,重新喚回一種對于人的主體性、人的邊界,以及技術本身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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