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一個不解之惑，即在當今社會的技術發(fā)展及其運用已經非常普遍的情況下，為什么幾乎所有人的事情反而越來越多越來越煩瑣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筆者初涉公共管理的教學與研究。那時候這個領域津津樂道的一個前沿議題就是所謂“OA革命”。當時人們對“OA”的認知和期待就是，一旦“OA”得以普遍運用，各個方面的管理效率便得到極大提高，人的很多工作也就會減輕很多。

然而，隨著技術的發(fā)展，現在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等已經完全不是那個時候的“OA”所能比擬的了，但帶來的實際結果似乎與原來人們對技術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馳。就拿我們的基層治理來說，現在的基層干部常在手機App打卡、填表、留痕、報批、走流程……，應付于各種各樣的繁雜事務。本來是減負的技術運用，現實卻常有增負的感覺。這里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走向數字賦能：基層減負的新技術應用邏輯》，鐘偉軍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浙江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鐘偉軍教授《走向數字賦能：基層減負的新技術應用邏輯》一書，就這樣的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作者通過對一些案例的分析，認為問題的癥結不是技術問題，技術本沒錯，錯就錯在有人恰恰“偏愛”技術、“善用”技術做了很多沒有技術條件下做不了的事情。

一個鄉(xiāng)鎮(zhèn)干部手機里裝有十幾個政務App，每天定位簽到、入戶拍照、工作群五分鐘內回復，否則通報批評。技術讓上級“看得更清楚”，“管得更流暢”，基層干部的時間就這樣被消磨，被切碎，太多的精力耗在了永無止境的數字指令上，深入基層、服務群眾的時間反而減少。作者在書中稱之為“數字形式主義”——技術成了新官僚主義的生存載體，制造了大量無用功。

為何如此？鐘偉軍指出，技術非中性，其設計邏輯主要以“管控優(yōu)先”為導向——首先考慮上級如何留痕、追溯、考核，而非基層實際需要。結果人淪為技術的工具，每天“伺候”系統(tǒng)，為留痕而留痕。這叫“技術綁定”：本應松綁，反被綁緊。

技術落地也常有問題。數字項目多“自上而下”強制推行，基層被動執(zhí)行，毫無調適空間。系統(tǒng)好不好用沒人問，脫離實際就成了新問題。更深層的是，工作群、移動終端打破了時空邊界，基層干部“永遠在線”，半夜被@是常事。這種“時空消融”帶來持續(xù)緊繃與倦怠，書中稱為“行動者的空間擠壓”。

那么技術能否為基層減負？鐘偉軍在書中提出了一些思考，應該還是富有啟迪的。

一是從“管控導向”轉向“服務導向”。技術設計應問“如何方便你干活”，而非“如何方便我監(jiān)督”。比如整合App、數據一次錄入多處共享、自動處理重復填表—這些才是服務導向的基本要求。

二是從“剛性考核”轉向“柔性適配”。當前問題在于考核與技術綁得過死，系統(tǒng)數據直接決定績效，逼著基層“為數據工作”。應建立緩沖地帶，數據作為參考而非唯一標準，允許基層根據實際靈活調整，避免一刀切。

三是讓基層干部從“被動執(zhí)行者”變成“協(xié)同參與者”。一線干部最有發(fā)言權，卻缺席技術開發(fā)流程。應建立有效反饋渠道，讓基層參與設計迭代，合理化建議被認真采納，技術才能真正貼合實際。

本書所要表達的基本思想是，技術要服務于人，而非人服務于技術。這些看似常識，卻常被遺忘，或者難以真正得到遵循。我們太迷戀技術神話，以為上了先進系統(tǒng)就能解決一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嵌入技術的制度邏輯不變，管理者的思維仍停留在“控制”與“監(jiān)控”上，再好的技術也會成為新的枷鎖。

這本書還讓人重新思考“減負”的內涵。減負不是讓基層少干活，而是把精力花在刀刃上——服務群眾、解決實際問題。數字化浪潮恰恰把大量精力吸到打卡、留痕、填表、回消息這些無休無止的形式上。真正的數字賦能，應該用技術砍掉或自動消除這些負擔，讓基層回歸本職。

數字真正“賦能”，恰恰在于如何打破“數字神話”，讓問題浮出水面。技術不是壞東西，也不是萬能藥。能否減負，關鍵不在技術本身，而在使用技術的人和組織。說到底，數字時代的基層減負，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關于“人應該如何被對待”的價值問題。

當然，該書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還是挺初步的，很多關于技術及其運用本身、技術與組織及制度的關系、技術的未來特別是如何影響基層治理的走向等更為深層次的問題，作者很少有所涉及。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領域，期待有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成果。     

（作者桑玉成為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政治學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