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長沙，不到七點，二孩媽媽賈梅把1歲的小寶抱進小推車里，用被子緊緊裹住。推著車走了二十多分鐘，她抵達大寶的學校，隨后套上從保安處領來的“護學崗”馬甲，站在校門外的天橋上。

寒風里，她慶幸孩子沒有哭鬧。丈夫出差、婆婆回鄉(xiāng)，她只能自己站崗。

這是賈梅三年前的經(jīng)歷，和很多家長一樣，她對“護學崗”有意見，也不時刷到相關新聞。去年的12月29日，同樣是一個冬日，在湖南張家界永定區(qū)一小學門口，一名45歲的家長突然暈倒，經(jīng)送醫(yī)后搶救無效離世。永定區(qū)教育局后來通報，事發(fā)時，該家長在“護學崗”志愿執(zhí)勤。

這起事件再次引發(fā)了對“護學崗”質(zhì)疑的聲音，不少家長在網(wǎng)上發(fā)帖，“‘護學崗’還沒有取消嗎？”今年全國兩會，也有人大代表建議學校要落實主體責任，取消“護學崗”機制。

讓許多人困惑的或許不是“護學崗”本身，而是“護學崗”倡導的“志愿”，是否真的能做到“自愿”？近期，我們采訪了多名家長、老師、學者，試圖梳理“護學崗”的由來與變形。出乎意料的是，我們還聽到了許多真實的情緒，源自微妙而邊界模糊的家校關系。受訪者的講述把我們引向了更深入的問題——“護學崗”要“護”的孩子，真的被保護了嗎？我們希望孩子在怎樣的家庭、學校和社區(qū)中長大？

爭議之下，改變也在發(fā)生。今年春季學期，江蘇、廣西等地已有多所幼兒園和小學通知取消家長“護學崗”。廣西一小學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今后的校園“護學崗”將由教職員工、安保人員和公安民警共同負責，不再要求家長參與值守。

輪值、簽到、“護苗隊”

現(xiàn)在，隨著小寶進入幼兒園，賈梅家又多了一項“護學崗”的任務。而小學的值班不變，排班由老師制表，賈梅或家人需要當天在指定時間到場，簽字、拍照確認到崗。上午站崗40分鐘，下午站崗2個小時20分鐘，結(jié)束后再拍照確認。

賈梅回憶，學校安排“護學崗”時，沒有事先給家長做過培訓，也沒有相應的安全防護措施，只是讓家長守在固定的崗位上，“去了就行，把時間耗在那”。對于在天橋上站崗要做什么，她稱自己沒有被指導過，只能自行理解為“不讓小孩在天橋上逗留玩?！?。

事實上，有一半的時候是孩子奶奶去值的“護學崗”。賈梅覺得，“護學崗”流于形式，卻令他們難以拒絕。

有一回二寶流感發(fā)燒，正好輪到賈梅家值崗，她向老師說明情況：奶奶送大寶，丈夫上班，自己需要照顧生病的孩子。老師回復，讓她自己換班，她表示為難，家里兩個小孩，上學放學都在一個時間。最后，老師給的方案是“下次補”。

賈梅不反對“護學崗”本身，但對“護學崗”的攤派頗有微詞，仿佛是強制義務。更讓她感到不滿的是，“交警、老師站崗有工資，有的家長請假卻要被扣工資。甚至還有人花錢請人代崗”。

在二手交易平臺上，記者搜索“護學崗”，發(fā)現(xiàn)“代站護學崗”服務存在于全國多地，標價從幾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楊蕓也曾感受到“護學崗”難以拒絕的壓力。

2024年孩子入學幼兒園，她收到一張寫有孩子名字的值班表，“沒人向家長征求意見，幼兒園也沒說為什么要安排‘護學崗’”。老師在家長群發(fā)布通知，家長齊刷刷回復一排“收到”。有家長在群里說當天沒時間，班主任讓家長想辦法“克服困難”，有事提前請假，和其他家長協(xié)調(diào)站崗時間。

楊蕓幼兒園老師在家長群發(fā)布通知，家長齊刷刷回復一排“收到”。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 受訪者供圖

楊蕓是雙職工家庭，考慮到家里老人身體不好，現(xiàn)在多是丈夫上班前去值崗，每月一次，一次45分鐘。崗位在洗手池、樓梯轉(zhuǎn)角等處，職責包括提醒孩子慢走、協(xié)助孩子洗手等?！岸鄶?shù)時候，他就是站著，偶爾有認識的孩子打個招呼?！?/p>

楊蕓不理解為什么要設置“護學崗”，孩子幼兒園設在小區(qū)內(nèi)，本已有保安和執(zhí)勤民警，她感到足夠安全，不用額外讓家長來站崗。

家長們對“護學崗”有不同的態(tài)度。一位來自浙江的家長認為“護學崗”有必要。早上孩子上學的時間也是上班的早高峰，按照她的觀察，有些孩子自己上學會闖紅燈，會突然沖過馬路，輪值“護學崗”時，她會拿牌子擋著校門口的車輛，將孩子們引向更加安全的人行道。

此外，女兒學校放學時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一起車輛安全事故也令她心有余悸?！白o學的家長攔一攔電動車、防一防闖紅燈，是有用的?！彼f。

在上海一所初中任職的班主任胡浩宇向記者介紹，該校“護學崗”已運行至少四年，一位孩子的家長理論上一學期輪到2次左右。如果下班晚、家里遠，或有單親、祖輩幫不到忙的情況，值崗由家委會成員頂班。

胡浩宇說，學校設立“護學崗”的背景是，校門口就是馬路，路中段沒有紅綠燈。目前，上下學時段由4名家長與1名教師值守，交警也在場。家長分別站在人行道的四個角，協(xié)助攔停車輛，還要負責看住學生，當學生積攢到一定數(shù)量時再放行。

在胡浩宇看來，大部分學生是騎車上下學的，更需要護住，“現(xiàn)在小朋友騎車飛快，安全性遠遠不如步行”。

“護學崗”設立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緩解高峰時段校門口的擁堵。據(jù)可考的公開報道，“家長護學崗”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當時寧波市市級機關第二幼兒園首創(chuàng)“護苗隊”模式：家長車輛停在園門十米外，由家長志愿者將孩子接進園內(nèi)。

這一做法因效果顯著，迅速在寧波中小學推廣。2012年，在教育部門組織下，寧波市海曙區(qū)鎮(zhèn)明中心小學也組建了“護苗隊”，并培訓家長。此后，教育部刊發(fā)簡報，向全國介紹“寧波經(jīng)驗”。

2015年3月，公安部辦公廳、教育部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防范工作規(guī)范（試行）》，明確提出“完善城市學?！o學崗’、‘高峰勤務’機制”，并“組織學校與周邊單位干部、社區(qū)居民、學生家長、志愿者開展群防群治”。這標志著“護學崗”被正式納入國家層面的工作規(guī)范。

2021年1月，教育部再次發(fā)文，要求“健全落實校園周邊‘高峰勤務’和‘護學崗’機制”，并“積極組織學校安保人員、教師和家長志愿者等，配合執(zhí)勤民警做好上下學時段校門周邊防控工作”。

“我們讀書的時候沒有家長接送孩子的習慣，孩子們就近結(jié)伴到學校去?！比A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梅志罡對記者回憶，他今年58歲，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城鄉(xiāng)社會發(fā)展和社會治理，“（當時）馬路上是很安全的，孩子們進出學校沒有安全隱患，所以說不需要‘護學崗’”。

梅志罡說，“護學崗”設立的背景是，隨著社會快速發(fā)展，車輛數(shù)量增多，交通潛在風險激增。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我國私人汽車近20年間保有量漲幅超過15倍。在接送孩子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家長提前開車到校，導致學校門口更加擁堵。

他認為，僅靠公安或?qū)W校的力量，已難以完全保障學生出行安全。“公安的責任是保障交通通暢，壓力巨大，不可能無限投入人力到每一個校門口?！痹谡咴O計上，“護學崗”原本是一種志愿服務，旨在建立公眾互助的安全體系。

問題在于，“教育部門是建議而非命令家長參與。如果在執(zhí)行中變得簡單粗暴，這是要批判的。”梅志罡說，理想的狀態(tài)應是自愿參與，“如果班級里有家長報名，就組織大家參與“護學崗”；如果沒有，這個班級就不組織”。

“自愿”、家委會、模糊的邊界

楊蕓最初收到“護學崗”通知時，孩子剛進入幼兒園，她想著還有三年上學時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雖然對“護學崗”不理解，但家人仍然每次都會去站崗。

“好像是沒什么推脫的借口。老師到時候打電話問你人在哪里，想想也挺尷尬的……”楊蕓說。

楊蕓孩子幼兒園的“護學崗”排班。

和很多學生家長一樣，遇到覺得不合理的機制，楊蕓有時需要通過家委會進行家校溝通。梅志罡告訴記者，家委會應該是一個平等溝通的地方，家委會向老師表達家長對班級的建議，為孩子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教育環(huán)境。

而在楊蕓的體驗中，家委會更像是“站在學校一邊”。她孩子所在幼兒園的家委會成員由家長自薦產(chǎn)生，臨近年底填寫學校滿意度調(diào)查時，家委會成員在群里“提醒”：伙食飲水情況要填“滿意”，因為“比較滿意”相當于“不及格”。她還聽家委會家長提起過，收到老師的暗示，希望可以給老師送錦旗。平日里，她會從家委會成員那里收到會議紀要，“類似學校這個月做了哪些工作”。

楊蕓孩子幼兒園的家委會成員在群里提醒，伙食飲水情況要填“滿意”。

來自昆山的一名家長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覺得，家委會“是（學校的）傳聲筒”，“護學崗”的值班名單就是由家委會成員截圖發(fā)在班級群里的。

楊蕓想過撥打12345投訴學校的“護學崗”安排，被丈夫勸阻，擔心孩子被針對。她也有顧慮，即便投訴時要求不回訪，她投訴的相關信息最終也會轉(zhuǎn)到學校。

上述昆山的家長直言：“為了不讓孩子被針對，我只能‘被迫自愿’，請假（站‘護學崗’）。”

昆山家長班級群里，有家長表示沒有時間值“護學崗”，回復“私下調(diào)整”。

很難說清，這種心理是如何在家長心中形成的。而在多位家長的講述中，都提到長期以來家校責任邊界的模糊，以及學校和老師作為主導的一方，很容易為家長“安排任務”。

甘肅家長沈志成曾短暫擔任家委會成員，在他任職期間，班主任讓家委會成員輪流統(tǒng)計孩子所在小組學生們的課外作業(yè)打卡分數(shù)，一位成員輪值一學期，上學日每晚都要統(tǒng)計。沈志成覺得一些家長晚上會沒空，也有家長告訴他晚上“扛不住了”，只能在第二天早上補。沈志成于是建議老師用自動化工具提高效率，但被否定了。

當沈志成表示自己沒時間繼續(xù)統(tǒng)計時，班主任說：“這學期不做，下學期也要輪。如果孩子不參與，家長也可以不參與。”

“學?；蚶蠋煹囊?guī)則，似乎不允許挑戰(zhàn)?！鄙蛑境珊髞硗顺隽思椅瘯?。

還有一次，在班級群里，老師轉(zhuǎn)發(fā)通知，讓家長帶孩子看電影。沈志成發(fā)現(xiàn)，通知里實際寫的是讓班主任帶孩子看。他在群里問，讓家長做這件事，把電影發(fā)給家長是不是有盜版風險？他的消息被班主任撤回，轉(zhuǎn)為私聊處理。

沈志成稱，他曾在群里分享教育相關內(nèi)容，也多被撤回。班主任告訴他，該群僅用于學校發(fā)布通知，有事請私信。沈志成說，他因此逐漸對家校溝通感到消極，覺得溝通氛圍不平等。

楊蕓也感受到，家庭和學校的職責邊界似乎在互相滲透，變得不那么明晰。孩子所在的幼兒園，從小班開始就讓孩子們畫主題小板報，或用繪畫形式回答問題。她發(fā)現(xiàn)，老師會表揚那些明顯是家長完成的畫作。有時，幼兒園老師會讓孩子們回家看涉及安全的電視節(jié)目，要求家長拍攝孩子正在看電視的視頻。

在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官網(wǎng)上，也可以看到家長的抱怨。2025年2月，有廈門家長反映：“家長為什么要去門口執(zhí)勤站崗……家長不用上班嗎？”“學校打掃衛(wèi)生，為什么讓家長去掃？為什么讓家長去幫孩子值日？這到底是誰上學？”對此，廈門市教育局回復，市教育局已多次提醒學校，在組織家長參與志愿服務時，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得強制參加。

事實上，近年來，多地家長在網(wǎng)上留言，建議取消或規(guī)范“護學崗”，但似乎都被“自愿”卡住了。

2023年12月，在南京市教育局網(wǎng)站上，有家長反映“強制站崗影響工作”。教育局回應稱，“護學崗”依據(jù)本地工作規(guī)范設立，“如您因工作生活確有不便，可向?qū)W校（幼兒園）提出，以便妥善做出安排”。

2024年9月，包頭一家長在人民網(wǎng)“領導留言板”上反映“一周輪四次，假都請不來”，當?shù)卣貜头Q將“靈活安排值崗”。

同年10月及次年9月，武漢、長沙亦有家長在武漢城市留言板、紅網(wǎng)《問政湖南》欄目呼吁叫停“強制輪值”，兩地均回復應“堅持自愿原則”。有武漢家長在評論區(qū)留言：希望至少要把這個強制“自愿”問題解決，而不是明知執(zhí)行變樣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紅網(wǎng)《問政湖南》欄目，搜索“護學崗”，可看到不少家長意見。

瑣事、考核、“責任無限大”

山西的班主任王越理解家長的心情，“自己需要上班，生活的瑣事繁多，還要專門請假去學校門口維持秩序，煩上加煩?！比簟o學崗’有家長不來，她感到作為老師，“夾在中間很難辦”。

她也不太理解為什么要安排家長來校門口站崗，雖然認可校門口擁擠、需要維持秩序，但她覺得家長沒有經(jīng)過專業(yè)培訓，卻承擔本應由交警、保安負責的工作，容易引發(fā)安全與法律風險 ，反而讓事態(tài)更加復雜。

“這件事本身就很沒有說服力。”王越觀察中，“護學崗”存在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現(xiàn)在學校和老師的責任越來越重，所以會讓家長盡可能地參與到校園生活中，“家校合力”。

王越所說的老師的責任并非指教學，更多指教學過程管理和安全監(jiān)督等事項。她舉例，比如（上級部門要）給家長宣傳戴頭盔，會讓老師監(jiān)督家長；她同學所在的學校，寒暑假老師還要去巡河，擔心有學生落水。

平時她要處理許多瑣事，因為“事事講求留痕”，一個班五十幾個學生，每個學生都要完成觀看視頻、拍照打卡的任務，如果留守孩子的爺爺奶奶不會操作，或者家長不配合，她要一個一個打電話催家長完成。在王越看來，這是教育的一種讓步，“越來越多”的額外任務壓在老師和家長身上，她時常覺得沒辦法純粹關注教學。

這類“家校共育”任務，楊蕓沒有都完成。她記得，老師會在家長會上說，“我們這個班級任務完成率是最低的”。她心想，家長也不是機器人。

在她的理解中，“護學崗”也是“家校共育”的一部分，在校門口、樓道、洗手臺等地方站崗，“只是增加機會讓家長進校看看”。

對于種種落在老師頭上的任務，王越吐槽，“網(wǎng)上說‘各部門都能給老師安排任務’，確實是真的。”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的學者宋萑、吳健健在論文《我國中小學教師負擔生成機制的質(zhì)性研究》中曾提到，在政府“管辦評”包辦的制度結(jié)構(gòu)下，多個行政部門都負有“辦教育”的責任。除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能給學校安排任務外，研究中，教師們提到的其他行政部門和機關有縣委、縣團委、衛(wèi)健委、交通局、派出所、安全辦等。論文稱，在本研究中，有效落實“管辦評分離”改革的某地教師的增量負擔遠遠少于其他地區(qū)的受訪教師。

該論文還提到，本研究（研究涉及5所公辦小學，分布于華北、西北、長三角地區(qū)）中的學校每個學期都有檢查，而且每有新的政策出臺或有與教育相關的社會熱點事件發(fā)生，相關的行政部門和單位都會去學校檢查?！爸行W校面臨著‘責任無限大’的艱難處境，最典型的就體現(xiàn)在學生的安全問題上?！?/p>

“護學崗”有時會與對學校的考核掛鉤。據(jù)《新京報》報道，廣東一所小學的家長從校領導處看到，“護學崗”開展情況直接與校級評優(yōu)評分掛鉤。

在昆明經(jīng)開區(qū)的官方公眾號文章中，有這樣的表述：“建立由學校領導、值班教師、保安員、學生家長和公安機關共同組成的安全護學隊伍”，要“確定人員名單，制定排班計劃”，將“平安學?！奔{入全市平安目標管理責任制考核評價之中。

梅志罡對此進一步解釋說，“護學崗”執(zhí)行上的變形與長期的“行政命令式”管理體制有關?！耙恍┬姓挝粸榱藞?zhí)行成本更低，執(zhí)行政策時直接命令，把倡導性規(guī)定轉(zhuǎn)化為考核指標?！?/p>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胡伶長期關注教育政策監(jiān)測與評估、教育治理研究，在她的觀察中，許多教師大量精力被非教學瑣事消耗，家庭被裹挾成為學校的“校外執(zhí)行部”。

家長吐槽的學校任務。圖源：網(wǎng)易數(shù)讀

具體到“護學崗”的安排，“學校作為主要的執(zhí)行主體，必須找到成本最低的解決方案”。胡伶分析，當純粹的自愿失靈時，通過班級群體“軟性強制”排班，就成為了一種穩(wěn)定、高效且能快速分攤責任的非正式規(guī)則?！皩W校在不堪重負面前，將壓力外溢給家長。”

壓力層層下達。楊蕓記得，“護學崗”的任務攤派下來后，班主任對家長們說，自覺準時到崗，“不要讓她打電話催”。

“家校都是承擔者。”梅志罡感嘆，“護學崗”是當下教育問題的一個縮影。

他試圖從另一個視角理解家長感受到的“強制”——回到學校的辦學自主權(quán)和教育過程的民主性來看?！懊總€學校怎么發(fā)展，除了國家大政方針，還應由學校和家校委員會共同協(xié)商決定，不是教育局或?qū)W校單方面說了算?！?/p>

糾紛、“公眾”、敏感的孩子

這些年，王越感覺到，學校和家長的糾紛變多，因此像“護學崗”這樣的安排，“也可以理解為是分擔一部分責任”。

上述《我國中小學教師負擔生成機制的質(zhì)性研究》的論文中，一位受訪的校長向研究者談到責任認定的問題：當學生出現(xiàn)任何安全問題，如果學生家長要求追責，那么在目前的責任認定中，學校和教師“難辭其咎”?！熬褪钦f白了，學校是公家的，你代表的是集體，家長是個人，是弱勢，所以家長因為這個孩子出事去告學校的過程當中，法律判決的時候，即便這個學校沒錯，但是你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對學校職責界定的模糊，使得教師對學生安全工作處于高度警戒的狀態(tài)，學校安排安全教育班會、發(fā)放各類安全教育通知、要求班主任坐班等大量工作，還刻意“留下證據(jù)”，生怕學生“出事”后學校被追責。

胡浩宇對此也有過思考，家長質(zhì)疑“護學崗”以及“自愿原則”的背后，是道路安全隱患、早高峰特殊情況和家長工作繁忙等諸多矛盾而復雜情況的集合。他覺得核心問題是：“校外發(fā)生事故，是否過錯方在于學校？”

他有一連串疑問：若是孩子在上學或放學路上出了問題，責任該如何分配？如需校方承擔責任，那是否可以額外增派人手給學校？若自愿原則下無人完成護導工作，出現(xiàn)事故又該怎么辦？

對于反對“護學崗”的聲音，梅志罡有另一種理解，作為學校，根據(jù)職責，每天早上家長把孩子送進校園，學校就開始負責；放學后，把孩子送出校園，學校責任就結(jié)束了。“如果每位家長都能答應這件事，“護學崗”是可以取消的?！彼f。

梅志罡認為，校園之外的校門口是公共區(qū)域，公共區(qū)域的安全，第一，由公安交管部門負責，第二，公眾是自己的安全負責人。孩子也是“公眾”，要對自己的安全負責任，家長作為監(jiān)護人，對此也有責任。在孩子走出校門、到家長接到孩子的這一段，“護學崗”原本要建立的是一個公眾互保的安全體系，“你幫我，我?guī)湍恪薄?/p>

胡伶也談到，“護學崗”試圖引入的是“群防群治”理念，動員家長這樣的社會力量作為公安專業(yè)力量的補充，彌補公共安全資源的階段性不足。

解決“護學崗”問題的核心，她認為是“讓專業(yè)歸專業(yè)，社區(qū)歸社區(qū)”。

只是，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社區(qū)的生活空間從熟悉互助的熟人社會轉(zhuǎn)向流動疏離的原子化社會，胡伶感受到，家庭在這種轉(zhuǎn)型下承擔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不同于以往一個院子、一個單位的人們相互幫襯著看“娃”，現(xiàn)在的小家庭各自分散育兒，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托舉孩子。除了經(jīng)濟上的壓力，父母還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情緒。澎湃新聞曾根據(jù)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diào)查中心發(fā)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里，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yè)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2020年，三年級學生家長每周輔導的時間更是達到了7.81小時。

從2010年到2018年，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yè)的時長變化。圖源：澎湃美術(shù)課

胡伶談到，此前的獨生子女政策有較長遠影響，在這個背景下出現(xiàn)了精英育兒理念和風險厭惡文化下的密集型養(yǎng)育。她認為，這使得家庭的介入成為常態(tài)，默認了家校責任捆綁的模式，家校都在“內(nèi)耗”。

“社會轉(zhuǎn)型中的風險與壓力最終由家校這兩個最直接、最缺乏議價能力的單元內(nèi)部消化?！焙嬲f。

作為老師，王越會感受到來自家長的不信任，家長會提醒她孩子需要脫雨鞋、滴眼藥水。孩子磕破皮，有家長聯(lián)系她，希望查監(jiān)控，看是誰推的，她曾試圖解釋孩子打鬧摔倒很正常，但家長堅持要說法。還有學生自己摔倒磕了牙，家長“沖”到辦公室罵她監(jiān)護不力，說應該把她“清出去”。

胡伶覺得，理想的家校邊界是學校承擔專業(yè)教育教學與校園管理的核心功能，家庭承擔生活養(yǎng)育、人格養(yǎng)成與情感支持的核心功能。最令她擔憂的是，現(xiàn)在家長和老師共同忙碌、疲憊的局面可能對孩子造成看不見的傷害。

“上下學由成人無縫對接守護，作業(yè)由家長打卡監(jiān)督，孩子失去了管理自己時間、評估自身風險、承擔行為后果的關鍵學習機會?！彼岬?，在“安全氣泡”中成長的孩子缺乏在真實、復雜的社會場景中識別、評估和應對適度風險的經(jīng)驗，容易走向兩個極端，要么極度缺乏安全感、對陌生環(huán)境感到恐懼，要么盲目冒險。

胡伶說，解決好“護學崗”背后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減輕家長和老師的負擔，更是在選擇我們將養(yǎng)育出怎樣的一代人：是習慣被安排、回避風險、對社會信任感低的脆弱一代，還是更具自主性、責任感、應對能力和社區(qū)公共意識的韌性一代？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除梅志罡、胡伶外，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