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車駕制度，一方面被隋唐王朝繼承，另一方面經(jīng)由朝鮮半島，對日本列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牛車，成為平安時代的貴族喜愛之物，扎根于近代以前的日本，被載入松平定信《輿車圖考》（原書刊印于1804年）等優(yōu)秀的典章制度書籍。二戰(zhàn)后，遠藤元男、櫻井芳昭等以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的車為研究對象的通史亦已刊布。但研究者多將牛車視為國風文化的代表，討論范圍局限于某一國的歷史。

古代日本的牛車有兩種：一是被用作板車的“拉貨牛車”（うしぐるま），二是貴族乘坐的“帶篷牛車”（ぎっしゃ）。本文將立足于中國史的視角考察古代日本的牛車。

用于搬運貨物的牛車

3世紀的《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謂：“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睆浬鷷r代的出土資料中，亦不見先民已經(jīng)開始飼養(yǎng)牛馬的確切證據(jù)。然而，一般認為，最晚至5世紀，牛和馬已經(jīng)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列島。

關于古墳時代的馬和馬具，考古資料有很多，從各方面進行討論的研究正在不斷積累；相反，有關牛的研究卻并不多見。其中，基峰修匯總了近畿和千葉縣的古墳出土的14例牛形埴輪，認為先民多將它與馬、狗、野豬等動物埴輪搭配在一起進行排列。而且，馬形埴輪，表現(xiàn)的是裝有馬具的鞍馬，配有馬丁的例證不少；與此相對，除了兵庫縣船宮古墳有帶鼻環(huán)的牛形埴輪出土外，牛形埴輪未裝器具，看起來亦不像是用來拉車、挽犁或搭載貨物的。有關古墳時代牛的使用情況，仍有繼續(xù)探討的必要。

一方面，《日本書紀》履中天皇五年條載有車持君將筑紫部之居民征調為車持部的說話。另一方面，在《新撰姓氏錄》中有以下傳說：車持氏屬上毛野氏一族，雄略天皇時期，因獻上乘輿而被賜予車持公之姓。對此做過考證的遠藤元男認為，在5-6世紀，人們使用的不是馬車或牛車，而是人拉的車。

在日本，盡管5世紀騎馬活動已然出現(xiàn)，但車的傳入則相對滯后。主要原因可能如下：當時，在中國中原地區(qū)，作為身份標識的車馬已經(jīng)式微，而日本列島平地較少，道路設施不完善，因此，車馬自不必說，甚至連搬運貨物的牛車使用起來都不方便。然而，據(jù)史書記載，646年，高句麗在準備與唐朝作戰(zhàn)時，曾使用大量車運送軍事物資；662年，新羅在與高句麗作戰(zhàn)時，動用了2000多輛車，運輸4000石米。那時，日本亦修建了大和三道（上道、中道、下道）以及橫大路等直線道路，它們構成營造藤原京、平城京的標準，故可以推測，在防御唐王朝、新羅以及都城的營建方面，牛車已被當時的日本人大規(guī)模使用。

根據(jù)近畿的古代遺跡出土的木制部件集成，圖1左的1208是出土于藤原宮6ADC區(qū)SK6509的牛車的衡。研究者據(jù)出土紀年簡判定，這一遺跡的年代是694-709年。衡是用山桑的樹枝制成的，長84.4厘米，截面直徑為7厘米，中間部分的左右各有1孔，插有2根山茶樹樹枝制成的軛，衡兩端的孔中插入了連接車轅的四角柱狀的部件。中國的車軛一般是人字形的，不過，像張家川馬家塬57號戰(zhàn)國墓出土的2號車那樣用兩根軛夾住的例證，亦零星地出現(xiàn)。1201是兵庫縣神戶市吉田南遺跡河川1出土的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的板車輪。直徑為55.0-59.5厘米，輪部厚5.2-10.0厘米，軸孔徑為8.4厘米，軸承部位厚29.6厘米，用松木制成，兩面和圓筒形的軸承雖仍顯得粗糙，但由于長期使用，軸孔內(nèi)面已有明顯磨損。1202是平城宮6ADF區(qū)SK1979出土的8世紀的輪圈片。推測直徑為約120厘米，厚5.4厘米，被認為是將輪周四分后組合而成的輻式車輪。此處不見插車輻條的枘孔，不過，平城宮中亦有帶枘孔的輻式車輪的殘片出土。

圖1 古代日本的板車（左：遺跡出土木器；右：《扇面古寫經(jīng)》中的牛車圖）

集成圖錄的解說，將1202的車輪和1208的衡視作牛車的部件，并列舉《扇面古寫經(jīng)》中的牛車圖（圖1右）作為參考資料?！渡让婀艑懡?jīng)》是平安末期（12世紀下半葉）撰成的裝飾經(jīng)，圖中牛拉著板車，車上有裝米的草袋和放牛童。車輪由5片輪圈組合而成，釘上了1根加固的弦，輻條有15根。圖138右的車上有6個裝米的袋子，假設每袋是60千克的話，那么總共就是360千克，加上放牛童和車身的重量，總重量輕輕松松超過500千克。要運輸如此重的貨物，車輪、車身若不是相當結實的話就會破損，故畿內(nèi)應有可以制造符合此要求的車的專業(yè)工匠。

與此相對，板車輪1201，直徑不足1202的一半，故應相當于后文將討論的《造金堂所解案》中的“小車”，可能是結構相對簡單的一輪車。不僅吉田南這樣的地方聚落多用此車，奈良時代的畿內(nèi)亦是如此。

784年，桓武天皇將都城從平城京遷至此地以北40千米處的長岡京?？脊殴ぷ髡咴陂L岡京的條坊路面和宅地內(nèi)的10多處檢測出車轍的痕跡，其間隔多為1.45米，亦有1.35米或1.55米的例證。1.45米相當于天平尺的5尺，若最大值、最小值分別是1.55米、1.35米的話，那么當時很可能已統(tǒng)一車軌。長岡京是時人將平城京、難波宮中的很多建筑物拆卸、搬遷，急速建造而成的，所以營造這一都城用的板車可能是官營作坊統(tǒng)一制造的。

調查過奈良時代的正倉院文書的加藤友康認為，首先，在平城京的東西市、官署的節(jié)部省和京城附近用于卸貨的港口，為了運輸木材、薪、炭、草、稿等重物以及體積大的物品，人們會使用車；其次，營造長岡京時，人們在丹波的山作所砍伐木材，從大井津順著保津川而下，在淀津卸貨，再用車運送至京城。加藤據(jù)此認為，奈良時代，在長距離的運輸方面，人們不用車，用車的范圍只限定在京城及其附近。另外，平城京左京三條二坊八坪的長屋王邸遺跡中有記錄著“車借人六口米三升”的木簡出土，研究者推測，“車借人”即從事運輸業(yè)之人。盡管遺留下來的只有與宮都相關的記錄，但大型輻式板車是中央專用之物的可能性很大。

加藤還根據(jù)正倉院文書《造石山院所解案》計算出，在運輸22根柱子的場合，如果人來搬的話，每根木材需要9個人抬，那么總共需要198個人，而若使用車的話，每輛車可以運送2根柱子，因此，車的運輸能力是人的18倍。在《延喜式》卷三四《木工寮》中，運送瓪瓦（板瓦）的情況下，人能搬12片，車能載120片，故車的運送量是人的10倍。由此可見，在需要大量運輸重物或體積大的物品的情況下，利用車會取得顯著效果。

只是，當時人們多使用人拉的“力車”。762年的《造金堂所解案》有以下購買記錄：人們用695文購入“車”，用1貫400文購入“間車”，用1貫50文購入“牛車”，再購入1輛的話需要1貫文，以每輛車300文的價格購入5輛“小車”。遠藤認為，“車”“間車”“小車”三種車是“力車”?！伴g車”比“牛車”貴，價格甚至接近“小車”價格的5倍。論數(shù)量的話，“小車”最多，它很可能是小型的一輪車，“間車”和“牛車”可能是大型輻式車。

在746年近江國司上呈給中央的文書中，記有男女5人的名字，他們是被獻給東大寺的奴婢。其中之一是持麻呂，39歲，注曰“車匠”。他可能在近江國官署中負責制作車，由此獲得賞識，負責制作、修理營造東大寺用的板車。

綜上所述，在日本國家形成之初的7世紀，拉貨的車逐漸被廣泛使用。根據(jù)8世紀的正倉院文書可知，用車的范圍被限定在宮都及其周邊，各種類型的車中，多數(shù)是人拉的結構簡單的一輪車。以下事實逐漸清晰起來：大型輻式牛車亦逐漸增多，從營造長岡京時殘留在路面上的車轍來看，車軌間隔的規(guī)格被統(tǒng)一在1.45米左右。

平安貴族乘坐的牛車

關于貴族的乘坐物，松平定信《輿車圖考》有詳細記載。根據(jù)松平氏的考證，首先，天皇乘坐人抬的“御輿”或“輦”。據(jù)《唐六典》等所見唐代車制，天子使用路車、傍車、輦、輿四種車；而日本則不同，路車、傍車未被使用，輦被稱為“御輿”，輿被稱為“腰輿”“輦”“鳳輦”，皇后、齋王亦乘坐輿。平安末期的《年中行事繪卷》中，繪有十數(shù)人抬著帶低四角錐形（四注式）房頂?shù)妮浀膱雒妫^察松平所繪考證圖，我們亦能看出其車頂?shù)男螤钣袆e于下文將討論的牛車。

圖2中展示了檳榔毛車、絲毛車、網(wǎng)代車這三種日本1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牛車及其部件名稱。三種車的結構基本相同，只有車廂的裝飾不同。而且，它們與帶拱形車頂?shù)奈簳x南北朝時期的牛車基本相同，一定是受到了中國車制的影響。如果硬要找差異的話，大概就是車頂中軸加入了前后彎成弓形的骨架（棟）。

圖2 日本古代的牛車（1：檳榔毛車、2：絲毛車、3：網(wǎng)代車、4：牛車部件名稱）

檳榔毛車，是指將棕櫚科的檳榔的葉子撕成如絲般纖細之物，再葺成屋頂形的牛車，乘坐者是上皇、親王、攝政、關白、公卿以下四位以上的公家、女官、僧正等。圖2中繪有穿著正裝的貴族從停下的車前面下來的場景。黑牛已被卸下車軛，戴著烏帽子的放牛童牽著連在牛鼻環(huán)中的韁繩。絲毛車，是指青、赤、紫等捻線覆蓋了整個車廂、帶鎏金銅飾的牛車。青絲毛車，是皇后、中宮、東宮、準后、親王、執(zhí)政等人乘坐之車；紫絲毛車，是女御、女御代、更衣、典侍、尚侍所乘之車。網(wǎng)代車，是指房屋形車頂以青竹條編織而成或用檜木薄板制成的車，此類形制的牛車規(guī)格稍低，不過為11世紀以后的人們所繼承。

再往前追溯，奈良時代的天皇乘坐輦輿，而貴族官員則一般騎馬。然而，在平安京逐漸有步道和車道的區(qū)分，作為乘坐車的牛車出現(xiàn)。換言之，《日本后紀》弘仁六年（815）十月條有如下記載：

內(nèi)親王、孫王及女御已上，四位已上內(nèi)命婦，四位參議已上嫡妻子，大臣孫，并聽乘金銀裝車。自余一切禁斷。

據(jù)此，內(nèi)親王、作為天皇之孫的王，女御以上的天皇配偶，四位以上的內(nèi)命婦（本人是有位階的女官），四位參議以上之官的妻子，大臣之孫，皆被允許乘坐帶金銀裝飾的車。概言之，此處所載之人全是女性，無法判斷男性是否能夠乘坐牛車。男性乘坐牛車的史料直至9世紀末才出現(xiàn)。寬平六年（894）五月十二日的太政官符稱，由于最近男性無論官位尊卑皆乘坐車，現(xiàn)一概加以禁止。但是，加藤指出，翌年八月十七日的宣旨中，男性亦被允許乘坐車，長保元年（999）七月二十七日的太政官符中出現(xiàn)了卑位凡庶之人恣意地乘坐車、用黃金裝飾車或使用朱涂車頂?shù)痊F(xiàn)象，故朝廷一概禁止六位以下的人乘坐牛車。

一言以蔽之，可知存在以下現(xiàn)象：首先，遷都平安京以后，貴族女性開始乘坐牛車，9世紀末，乘牛車之風在一般騎馬的男性貴族之間亦開始盛行；其次，上文所述檳榔毛車、絲毛車、網(wǎng)代車這樣根據(jù)身份、官位而定的車制并未定型，盡管朝廷禁止不分尊卑地用金銀、朱涂等將車打扮得很華麗的行為，但亦未被時人嚴格遵守。

只是，以上貴族使用牛車的情況是私人出行的場合，關于官方出行的情況，有必要另外再進行討論。換言之，中國皇帝有視禮儀重要程度而定的大駕、法駕、小駕三駕鹵簿制度；與此相對，在日本，根據(jù)天皇行幸目的地是京外還是京中、宮內(nèi)，相應地有不同的鹵簿。而且，天皇行幸在天平時期有遠行幸與近行幸之別，在平安初期則分為大、小或大、中、少幾種類型。由此，雖然日本仿照唐制，完善了天皇鹵簿制度，但平安前期以后，只有天皇乘坐御輿，此制并未與皇族、貴族的車制結合在一起。

（本文摘自岡村秀典著《古代東亞的車輿社會史》，楊雅婷譯，于保田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10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