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位于青海果洛州瑪多縣卓讓村扎陵湖北岸的“采藥昆侖”刻石，引發(fā)廣泛關注與討論。

9月15日，據(jù)新華社報道，國家文物局安排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工作專班，調(diào)集石質(zhì)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qū)I(yè)人員集中科研攻關。經(jīng)審慎研究，認定為秦代石刻，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補史之缺，意義重大，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這塊12行37字秦篆風格的刻石，經(jīng)過一段時間沸沸揚揚的學術討論，算是有了定名，也給爭論暫時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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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刻石重新回到國人視線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秦代石刻歷盡滄桑，石體殘毀，文辭漫滅。幸好《史記》著錄了其中的六篇，即《泰山石刻》《瑯邪石刻》《之罘石刻》《東觀石刻》《碣石石刻》《會稽石刻》，而《嶧山石刻》則于宋代出現(xiàn)，這就是學界常說的秦始皇在巡幸關東后留下的七篇石刻。

不過，司馬遷并未全部收錄秦始皇所刻石文，也沒有說秦始皇所刻之石究竟有幾塊，又是出于何人之手，致使魏晉以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兩千多年后，秦代刻石又重新回到國人的視線。千年的寂寥中，它歷經(jīng)風雨剝蝕，充滿了神秘的色彩，人們?yōu)榻议_這層神秘的面紗，進行了多方探索考證，此次定名的“尕日塘秦刻石”就是其中之一。

關于這塊刻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率先提出“昆侖實證說”，認為刻石中“陯翳”的古音擬測與“昆侖”存在語音對應關系，結合《史記》中秦始皇遣使求仙藥的記載，將石刻定位為秦代探索河源與昆侖神話的實物證據(jù)。這一觀點迅速獲得部分學者響應，但也立即遭遇嚴峻挑戰(zhàn)。

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院長曲安京就指出，刻石中“皇帝”稱謂存在時間悖論。直至復旦大學劉釗在“古文字微刊”公眾號發(fā)表文章，通過高清圖像重新釋讀，確認紀年應為“卅七年”，與饒尚寬《春秋戰(zhàn)國秦漢朔閏表》中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初二己卯的記載完全吻合，才化解了歷日矛盾。

隨后，北京大學董珊在今年8月《金石研究》特刊中又聚焦“皇”字寫法，指出刻石中“皇”字短橫與邊框相接，違背了里耶秦簡《更名方》規(guī)定的秦代標準寫法。對此，劉釗以龍崗秦簡、國家博物館藏始皇詔銅權等實物為證，提出秦代文字存在“官方規(guī)范與民間實踐并行”的現(xiàn)象，非詔書類文書未必嚴格執(zhí)行字形規(guī)定。

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發(fā)文《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石刻造假新高度》，直言銘文存在年代悖論；北京語言大學劉宗迪教授也在微博質(zhì)疑，“秦代方士為何寒冬赴河源采藥？”清華大學劉紹剛認為石刻章法無縱橫界格，不符合秦代官方刻石的莊嚴范式，也懷疑存在后世仿造可能；北京體育大學衣雪峰副教授進一步指出，石刻字體混用了秦簡、秦印甚至東漢碑刻風格，缺乏統(tǒng)一的時代特征。

而杭州師范大學丁萬里副教授則提出“因石賦形”的解讀，認為高原刻石的隨意性恰恰體現(xiàn)了實用記錄性質(zhì)，不應以泰山刻石的標準苛求邊疆文書。這些質(zhì)疑與辯駁，促使《光明日報》推出“秦刻石斷代小課堂”，用通俗語言解釋“歷法驗證原理”，科技考古專家更在抖音直播“刻痕顯微鏡觀察”，展示秦代“U型”鑿痕與現(xiàn)代“V型”工具的區(qū)別。

這場大討論，在社交媒體上也頗為激烈。有網(wǎng)友質(zhì)疑“秦代車輛如何抵達海拔4300米的河源地區(qū)”，考古隊通過公布刻石周邊發(fā)現(xiàn)的秦代車馬器殘件回應，推測當時可能通過牦牛隊運輸、高原適應性休整等方式完成短途科考。

可以說，昆侖刻石的發(fā)現(xiàn)引發(fā)了秦漢史學界、考古學界與古文字學界的激烈辯論，形成了多學科交叉的學術爭鳴場域，甚至突破學術圈層，形成全民參與的歷史認知討論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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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多維度、深層次的學術實踐

這場由一塊高原刻石引發(fā)的全民討論，最終演變?yōu)檎故局袊幕z產(chǎn)保護復雜性的典型案例。爭議本身已經(jīng)超越石刻真?zhèn)蔚呐袛啵蔀楣妳⑴c歷史建構、學界反思研究方法、管理者探索保護路徑的難得契機。

從這場討論中可以看出，學術爭鳴是活躍學術氣氛、促進科學繁榮的重要一環(huán)，是推動學術進步的催化劑，也是判別“真科學”“贗科學”“偽科學”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國際公認的學術判斷與評價的公正方式。學術爭鳴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多元觀點的碰撞打破認知盲區(qū)，推動研究從初步推斷走向嚴謹實證。

而且，尕日塘刻石的爭議超越了單一學科范疇，倒逼秦漢史、古文字學、科技考古、環(huán)境史等領域跨界合作，形成了“問題導向型”的多學科研究模式。更難得的是，尕日塘刻石的爭議并不只局限于學術圈，而是通過媒體傳播轉(zhuǎn)化為公共歷史教育的契機，推動公眾對考古研究的認知從“神秘發(fā)現(xiàn)”轉(zhuǎn)向“嚴謹探索”。

整體來看，尕日塘秦刻石的學術爭論，是一場多維度、深層次的學術實踐。它推動研究方法從單一考據(jù)走向多學科融合，學術規(guī)范從權威主導走向?qū)嵶C優(yōu)先，公共認知從被動接受走向主動思辨，文物保護從經(jīng)驗主義走向科技賦能。

這場多方參與、頻繁交互的大討論，打破了歷史研究的“定論思維”，讓學界意識到：邊疆文物的價值，不僅在于填補空白，更在于通過爭議激發(fā)持續(xù)探索，而這種探索精神，正是學術進步的核心動力。

未來，隨著刻石周邊考古工作的深入，新的爭議或許還會出現(xiàn)，但只要保持“開放辯論、嚴謹實證”的態(tài)度，這場圍繞一塊高原刻石的討論，必將持續(xù)為秦漢史、邊疆考古學乃至公共文化建設提供新的發(fā)現(xiàn)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