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歐盟建交50周年的重要年份。半個世紀以來，雙方經歷過風雨，跨越過險灘，攜手合作，為各自和全球的經濟繁榮、地區(qū)穩(wěn)定和社會進步做出過重大貢獻。如今，在國際局勢變亂交織、亂云飛渡的情勢下，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對華政策正在發(fā)生深刻調整，雙方在經貿、安全、全球熱點問題、全球治理等諸多領域的觀念沖突與立場差異也顯著增加。展望未來50年，中歐關系如何發(fā)展，中國如何看待和應對在國際局勢深刻變化背景下的、正急劇調整對華政策的歐洲，已成為我國對外政策領域需嚴肅思考的一個問題。

從中國對外戰(zhàn)略目標中確立歐洲的地位

要準確認識和處理歐洲，首先應了解我國對外戰(zhàn)略的目標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對外戰(zhàn)略目標，才能確立合適的歐洲政策，讓中歐關系為我國對外戰(zhàn)略目標服務。概括地說，我國當前對外戰(zhàn)略的核心目標是實現國家和平發(fā)展，最終為實現偉大復興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在這個核心目標之下，又可分解出三個具體目標。

第一，營造基本穩(wěn)定的國際安全環(huán)境，其中首要是穩(wěn)定好中美關系。

我國要和平發(fā)展，離不開一個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盡量不能將自身陷入一個面臨外部明顯強大軍事威脅或武力脅迫的境況下，或需對外采取較大規(guī)模軍事威脅或武力脅迫的情境下。尤其是，中國不能讓周邊生亂、生戰(zhàn)，這會嚴重損害中國和平發(fā)展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為實現這一點，中國必須管理好，尤其是穩(wěn)定好中美關系，只要中美關系能夠保持穩(wěn)定和一定程度的可預期性，不發(fā)生嚴重的雙邊沖突，美國不愿或不敢對中國發(fā)動武力攻擊，或利用代理力量使中國陷入某種地區(qū)武裝沖突中，中國的安全環(huán)境大體能得以維護?？梢哉f，只要中美關系穩(wěn)定下來，中國與在中國周邊的美國的同盟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也能保持大體的穩(wěn)定，中國臺灣地區(qū)也不會發(fā)起嚴重挑釁，歐洲也不會有強烈意愿來“印太”地區(qū)對中國“示威”。說到底，穩(wěn)定和維護好中美關系，管理好雙邊沖突，是確保我國安全環(huán)境的重要基石。

第二，維持國際社會的整體開放性，鞏固和提升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yè)主導力量的地位。

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就以逐步融入世界經濟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為目標。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的開放性更加深入和擴大。盡管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我國正加強經濟“內循環(huán)”，但實施對外開放，尤其是“高質量對外開放”的目標沒有變，也不會變，這與我國經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密切相關。我國是制造業(yè)高度發(fā)達的國家，算得上是全球制造業(yè)中心或最重要基地，其產品與產業(yè)鏈與海外高度相連。因此，確保全球經濟秩序整體上的開放性，是確保我國宏觀經濟安全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保障。

第三，促進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塑造，使我國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相匹配。

冷戰(zhàn)結束后，以國際多邊主義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被歐美代表的西方所主導，西方國家在這些機制中具有議程設置權優(yōu)勢，掌握著評判其他國家的話語權。然而，隨著中國（及新興國家）實力的增長，其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并沒有隨之增長，這嚴重損害到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實質利益，損害國際民主。因此，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和國際社會（尤其是南方國家）一道，向西方不合理的主導優(yōu)勢提出質疑，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建立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根據當前我國的主要對外戰(zhàn)略目標，我國在看待和處理歐洲時就能有的放矢。具體地說，從上述三大戰(zhàn)略目標出發(fā)，實事求是地看待和確定歐洲在我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和功能。

如何看待和處理歐洲在我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客觀認識歐洲在促進中美穩(wěn)定，塑造我國安全國際環(huán)境中的作用。

從目前來看，尤其在特朗普政府不太友好的對歐政策刺激下，歐美之間存在的嫌隙越來越大，包括在安全上，美國要逐漸放棄對歐洲安全的保護責任，逆轉俄烏沖突背景下的對俄政策立場；在經濟上，對歐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政策措施；在意識形態(tài)上批評歐洲的價值觀，并加強與歐洲民粹主義力量的勾連；等等。與此同時，歐盟也對美國采取戰(zhàn)略獨立（自主）的一些舉措。隨著歐美嫌隙的加大，中歐雙方在理論上有可能適度靠攏，通過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對沖美國帶來的沖擊。尤其在一些具體領域和案例中，比如在氣變、多邊主義、維護開放的國際環(huán)境（包括世貿組織改革）等方面可以成為一定程度的合作伙伴。

然而，我國不能指望與歐洲成為反對美國的合作伙伴。歐洲在事實上依然與美國構建了堅強的軍事和政治同盟關系，歐洲對美國的軍事依賴非常深厚，在可見的未來無法擺脫對美國核保護的依賴；經濟上，美國也是歐洲最為重要的外部市場；文化和價值觀念上，雙方價值觀相同或相似，彼此屬于“自己人”?？傊?，歐美擁有同盟關系，在戰(zhàn)略利益上相互捆綁和共享，在價值觀念上相互認同，這使歐洲不可能也不愿意和我國在戰(zhàn)略上共同反對美國。事實上，在共同面臨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的情勢下，歐洲部分政客依然表示中國才是歐洲最主要對手。

對此，為營造一個有利于我國的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促進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性，在此方面，我國對歐政策應盡量以不刺激歐洲站在美國一邊聯合遏華（或與美國相向而行）為目標，而不是以尋求與歐洲共同對抗美國壓力為目標。當歐洲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相對中立立場時，這有利于我國處理和應對對美關系和維護中美關系穩(wěn)定。

同時，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國際社會一支和平力量，我國可借助歐洲不愿國際社會生變生亂及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與其在維和、和平建設及地區(qū)沖突治理等領域開展適當合作，并尋求與其在中國周邊地區(qū)的沖突中進行共同管理，這也有助于促進我國安全國際環(huán)境的塑造。

第二，盡量與歐洲共同推動國際社會的開放性。

從宏觀來說，歐洲是一個開放經濟體，其主要經濟體都實施外向型經濟政策。中國也堅持高質量對外開放。雙方具有共同維護對外開放，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的一般性共識。事實上，雙方都在擴大對外經濟關系空間，包括不斷尋求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機會。比如，歐盟在加速和全球各地區(qū)開展自貿區(qū)談判，中國也通過與不同地區(qū)的機制化合作擴大了與世界不同市場的經貿聯系。然而，歐盟對華實施“去風險”政策，對中國企業(yè)和產品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現象也越來越頻繁，這使雙邊經貿關系的穩(wěn)定性受到強烈沖擊，并對彼此的經濟開放性造成嚴重影響。

對此，我國的對歐政策應盡量減少歐盟對華“去風險”和保護主義政策造成的沖擊，以談判方式盡量維持和推動提高相互經貿開放的深度與廣度，同時積極促進“地區(qū)間主義”（主要通過各自與共同的第三方合作）來實現中歐供應鏈的再融合，維持雙方經貿關系與整個國際經濟關系的深度融合與經濟全球化的繼續(xù)發(fā)展。

第三，應認識到歐洲在促進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方面有成為中國伙伴的潛力，盡管潛力有限。

如今，歐洲逐漸承認多極化乃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并積極尋求成為其中的一極力量。與此同時，中國支持歐洲成為一極，支持其戰(zhàn)略自主主張。在都認可多極化的同時，中歐雙方也都強調和支持多極化的有序發(fā)展或發(fā)展中的穩(wěn)定性。另外，中歐還共同強調多邊主義對促進多極秩序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的意義。尤其值得強調的是，歐洲一定程度上認可二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權威，尤其是尊重聯合國在多邊主義當中的核心地位，這一點與我國不謀而合。

然而，在認可和強調多極秩序穩(wěn)定性與多邊主義在其中所起重要作用的同時，歐洲更多強調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意義，并質疑中國對多極秩序的穩(wěn)定性帶來了“破壞作用”。基于此，歐盟和諸多歐洲國家對華采取所謂地緣政治競爭與制度對抗的政策。中國則一貫不支持基于西方價值觀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觀，因為它包含霸權主義色彩，忽略和損害中國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

對此，為維護有利于我國的國際秩序，促進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塑造，鑒于歐洲認同多極化，贊同維護國際秩序的穩(wěn)定性，我國可積極支持歐洲成為多極化中的一極，共同反對美國霸權爭奪和強權政治的多極秩序觀。同時，可與歐洲一道共同維護聯合國體系的權威，促進雙方在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領域的更密切合作。當然，雙方在國際秩序領域超越上述范圍的更進一步合作會存在困難，比如中國無法認真指望歐洲支持中國獲得在多邊主義機制中更多的話語權或標準與規(guī)范的創(chuàng)設能力。

我國對歐政策的適當調整

第一，從“擱置爭議，著眼合作”轉向“正視爭議，管理沖突，尋求合作”。

總體而言，中歐作為兩大市場和兩大文明，可以在諸多領域開展戰(zhàn)略性合作。然而，目前兩大市場的競爭性越來越激烈，雙方對市場安全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兩大市場間的沖突因此日益明顯。作為兩大文明，本應開展豐富的相互借鑒、共同發(fā)展，然而雙方的價值觀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增加，歐盟對華“制度對抗”的意愿正在拉大。面對雙方日益增加的諸多矛盾和沖突，一味擱置爭議已不太合乎時宜，因此，雙方可在共同正視各自關切的前提下，先將諸多雙邊矛盾和沖突管理好，甚至解決好，不讓它們損害到雙方戰(zhàn)略性合作與各自戰(zhàn)略利益，在此基礎上，雙方尋求更深入合作的機會就會更容易。

第二，對歐洲的認知從“非黑即白”轉向“既黑也白”。

歐洲將我國視作“伙伴、競爭者和對手”的定位在認知邏輯上沒有問題，但在實際操作上會帶來重大困擾。這是歐洲的問題。反觀我國對歐定位，與歐洲對華定位相比，可能在認知上又顯得過于簡單。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將歐洲視作“戰(zhàn)略合作伙伴”及“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伙伴，強調伙伴關系的情況多，突出矛盾和沖突的情況少。尤其在我國媒體報道中，用“非黑即白”方式描述歐洲或特定國家的情況比較常見，對有些國家或團體，要么被描述為“伙伴”，要么被視作“反華”力量，要么是“親華、友華”力量。這一看待歐洲或歐洲國家的方式可能顯得過于隨意，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因此，在看待歐洲或特定歐洲國家時，應摒棄“非黑即白”的認知方式，采用“既黑也白”的認知方式，將歐洲看做既是伙伴也是一定程度的對手或潛在的沖突方。在這種認知下，對中歐關系中的問題需進行逐案處理，能合作時就應合作，需斗爭時就堅決斗爭，不能局限于某種單一認知而在實際對歐工作中投鼠忌器，最終損害自身利益。

第三，“對歐政策服從中美關系”轉向“適當獨立的歐洲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我國的國家和地區(qū)政策需要服務于對美政策。然而，在歐洲政策方面，需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而不能將全部的歐洲政策用以對沖或制衡美國的壓力為目的。盡管歐洲對美依賴依然很深，但它在經濟上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獨立性，戰(zhàn)略上也基本可視作一支全球性力量，意愿上正推動戰(zhàn)略自主進程。因此，盡管對歐政策要放在處理中美關系和對美博弈的框架內進行考慮，但也應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從而可與歐洲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關系發(fā)展議程，使對歐政策不完全成為對美政策的工具，這在較大程度上能擴展我國對外戰(zhàn)略空間，并在事實上更有助于對沖美國的戰(zhàn)略壓力。

第四，在整體上，應將歐洲視作國際和平的力量。

從戰(zhàn)略上看，歐洲是一支國際和平力量，而不是引發(fā)國際沖突的力量。歐洲一體化進程已經使歐盟成員國間杜絕了其內部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同時作為一支非軍事力量，它在國際社會主動實施或發(fā)動重大武裝沖突的能力和意愿有限。整體上它也支持聯合國憲章及尊重主權原則?；诖?，我國可積極尋求與歐洲在維和、地區(qū)沖突治理和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空間，包括在反核武與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反中小武器擴散、反海盜和地區(qū)恐怖主義等方面的合作，在戰(zhàn)略上尋求共同推動和平主義理念在全球的發(fā)展，共同反對軍事冒險主義與擴張主義，維護二戰(zhàn)后秩序。這些對促進國際和平與穩(wěn)定，維護有利于我國安全的國際環(huán)境具有較大益處。

當然，歐洲不少國家在俄烏沖突背景下正大幅提升軍事能力，歐盟也在向地緣政治力量轉型，歐洲作為和平力量的成色有所弱化。對此，我國也應保持足夠警惕，不能固化其作為和平力量的認知一成不變。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