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愛丁堡的卡爾頓山上，極目向北，一道狹長的海域，如綢帶般平鋪在開闊的天幕下，那便是蘇格蘭東海岸著名的福斯灣。它仿若蘇格蘭的一張巨口，下顎是中世紀古城愛丁堡，上顎是隔海相望的小鎮(zhèn)柯卡爾迪（Kirkcaldy）。

乘火車從愛丁堡前往柯卡爾迪，不過半小時光景。柯卡爾迪位于古老的法夫郡（Fife），古稱“法夫王國”，蘇格蘭歷史上多位王公貴族出生于此，包括詹姆斯一世（1394–1437）和被處決的查理一世。柯卡爾迪的英文，“Kirkcaldy”，在古皮特克語里，意為“堅固堡壘之地”。早在1450年前后，它便受封為“皇家自治鎮(zhèn)”（Royal Burgh），如今是法夫郡第二大鎮(zhèn)。

柯卡爾迪之名，對中國人不算陌生，一百多年前，嚴復將其譯為“嘎谷邸”?！案鹿熔　睘橹袊撕褪澜缢懹洠灰蛞粋€人——亞當·斯密，所謂“柯卡爾迪最偉大的兒子”。

一

在蘇格蘭，斯密生前主要活躍于三個地方。

一是格拉斯哥，他求學和執(zhí)教的城市。斯密為什么選擇格拉斯哥大學，而不是距離更近、更古老的圣安德魯斯大學，或聲名更響的愛丁堡大學？據(jù)伊安·羅斯在其《斯密傳》中所述，圣安的學術在當時呈衰敗之態(tài)，加之受詹姆斯黨人叛亂的牽連，其聲譽堪憂；至于不選擇愛大，因斯密嫌棄首都城市“放蕩浮靡”，治安惡劣（[英]伊安·羅斯：《亞當·斯密傳》，張亞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63頁）。當然，還有一個現(xiàn)實因素：家族背景。斯密的父親終身職業(yè)是律師，曾擔任蘇格蘭國務卿勞頓伯爵的私人秘書。憑此身份，老斯密參與了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并事業(yè)，因此被安妮女王授予蘇格蘭軍法監(jiān)察官之職，并于同年成為格拉斯哥有公民特權的自由市民（burgesses）。老斯密在格拉斯哥的人脈關系，是斯密被送到格大讀書的重要考量。

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大學分五個年級（第五年級相當于預科），斯密十四歲入格大，因其扎實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功底，連跳兩級。格大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哲學家弗朗西斯·哈奇森，他后來緬懷為“永不會被遺忘的哈奇森”。哈奇森的道德哲學、經(jīng)濟自由思想和自然法學說，深刻啟發(fā)了青年斯密的價值觀和思想結構。哈奇森被稱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與他對斯密和休謨等年輕一輩的影響不無關系。

斯密對格大的學術氛圍和教學方法十分推崇，乃至后來去了牛津大學，私下感嘆牛津的學術不如格拉斯哥。從1751年到1764年，斯密在格大任教十三年，其間將其關于道德哲學和倫理學的課程講義，不斷擴展、打磨，最終凝練為成名作《道德情操論》。二十三年后，1787年，年近花甲的斯密競選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一職，在競選演說中，他深情回顧這段歲月，稱那十三年是其“一生中最受用、最快樂、最光榮的時期”。

格拉斯哥大學是世界斯密研究當之無愧的中心，它保持著一流的斯密研究傳統(tǒng)，除了專門成立“亞當·斯密商學院”，其圖書館還館藏了諸多與斯密有關的一手文獻，包括其部分課程講義、私人書信，和初版的《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2023年6月，斯密三百年誕辰，格大舉行了為期一周的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

除了格拉斯哥，斯密活躍的第二個地方是愛丁堡。

1746年，斯密離開牛津大學，謀得他人生第一份工作，即愛丁堡大學的編外講師，講授修辭學和語言文學。這門課的目的是幫助蘇格蘭專業(yè)人士（比如一些律師、公務員和神職人員）學習標準英語，以更好服務1707年合并后的聯(lián)合王國行政體系。正是在這段時期，斯密發(fā)表了他的處女作，在講壇與書房之間逐漸成長為一個學者。

十八世紀中葉的蘇格蘭，其高等教育與社會應用的融合要遠勝英格蘭，其學術機制已頗具“現(xiàn)代性”：大學校園之外，社會上流行付費的公共講座，一次課人均收費一先令左右，“知識經(jīng)濟”作為一種商業(yè)模式，已成為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咖啡館或私人沙龍聽一場有關自然科學或哲學的公共講座，是當時中產(chǎn)階層乃至紳士淑女之間頗為流行的時尚。這種公共講座給斯密帶來了足夠的經(jīng)濟保障。休謨曾在信中提到，斯密一年講座掙了一百英鎊，而當時愛大一個正教授的年薪才一百五十英鎊。

從1778年到1790年去世，斯密定居于愛丁堡舊城的潘繆爾宮（Panmure House，建于1691年）。不夸張地說，以斯密為中心的兩個社交場——牡蠣俱樂部（Oyster Club，每周五下午兩點在草市[Grassmarket]酒吧聚會）和潘繆爾宮（每周日舉行私人晚宴），是蘇格蘭啟蒙運動最活躍的思想溫床。在斯密的主持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和文人（literati）時常聚在一起坐而論道，討論學術與時政。斯密在潘繆爾宮接待過埃德蒙·柏克和理查德·普萊斯，以及諸多從歐洲來的哲學家、作家和學者，也在這里完成對《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最終版本的修訂工作。潘繆爾宮如今是一個小型斯密博物館（屬于赫瑞瓦特大學的一部分，只在一些開放日對公眾開放)，保存了斯密的部分藏書。

斯密的愛丁堡故居——潘繆爾宮（本文所有照片由作者提供）

第三個地方便是他的故鄉(xiāng)柯卡爾迪。斯密在這里的生活可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是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從出生到十四歲赴格拉斯哥求學為止，其二是1767年到1778年。其中，從1767年到1773年這六年，斯密一直隱居在柯卡爾迪老家，創(chuàng)作他的巨著《國富論》；從1773年到1776年，斯密到倫敦生活了三年，以完成《國富論》的收尾工作和出版事宜；1776年收到休謨病危的消息，斯密從倫敦趕回蘇格蘭老家，在柯卡爾迪住到1778年，并于同年移居愛丁堡潘繆爾宮。

二

柯卡爾迪有三處地標建筑與斯密有關：柯卡爾迪美術館、亞當·斯密遺產(chǎn)中心（Adam Smith Heritage Centre）和亞當·斯密劇院（Adam Smith Theatre）。

柯卡爾迪美術館（也叫博物館）緊鄰柯卡爾迪火車站，步行不過三分鐘距離。今年是該美術館創(chuàng)建一百周年，在隨處可見中世紀建筑的法夫郡，一百年的房子過于年輕。美術館將展示斯密遺產(chǎn)作為布展的重心，但斯密在遺囑中要求燒掉其所有論文手稿（papers）和未發(fā)表的著作（據(jù)羅斯的《斯密傳》，到1790年，斯密約有十八卷文稿，大都已焚毀），他留下的私人物品也很少，柯卡爾迪能向世界展示的斯密遺物十分有限。

柯卡爾迪美術館

即便如此，該美術館依然有幾件珍貴文物值得一觀。一是斯密的鼻煙壺，象牙材質(zhì)，小巧精致，蓋上有其姓名首字母“A. S.”。該鼻煙壺色澤瑩潤，或許陪伴斯密多年。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曾以鼻煙壺為例，說明人的情感不僅指向他人，也會延伸至“無生命之物”（inanimated object）；一個人若長期使用某件物品或與某物相處，會對其產(chǎn)生“真實的愛與依戀”，并賦予其道德意義和人格屬性，這正是古代圖騰崇拜和宗教神話形成的心理基礎。斯密所處的時代，鼻煙文化在歐洲風靡一時，煙草更是蘇格蘭的支柱產(chǎn)業(yè)之一。到斯密寫作《國富論》的1760年代，蘇格蘭已控制著英國煙草進口的四成之多，當時的格拉斯哥是歐洲煙草貿(mào)易的中心，其煙草商人有“煙草大王”（Tobacco Lords）的美譽。

斯密的鼻煙壺

另一件是斯密的墨盒，錫鉛合制，工藝精巧，據(jù)說斯密寫作《國富論》時用的正是這個墨盒。此外，館內(nèi)還有一幅斯密的版畫和一枚像章（斯密生前沒有請人畫過肖像），以及其母親瑪格麗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的唯一一幅肖像畫。斯密出生前五個月喪父，瑪格麗特獨自將其撫養(yǎng)成人，支持其求學和做學術，后來一直照顧斯密的生活，讓其專心寫作。斯密長期與母親相依為命，素以孝聞。1778年斯密舉家遷入潘繆爾宮，選址理由之一，是那里臨近教堂，方便年邁的母親前去做禱告。

斯密的墨盒

斯密母親瑪格麗特唯一存世肖像畫

斯密版畫，畫家為斯密生前朋友。

除了為數(shù)不多的幾件遺物，柯卡爾迪美術館最寶貴的珍藏，可能是斯密的七本藏書，尤其以展柜中那本首版《國富論》最為矚目，可稱鎮(zhèn)館之寶（另一件是1644年查理一世授予的“皇家自治鎮(zhèn)”特許狀）?！秶徽摗酚?776年3月9日正式出版，一經(jīng)問世，洛陽紙貴，僅用半年售罄（首印五百冊，每冊定價一磅十六便士），斯密生前共出了五版。

柯卡爾迪保存的首版《國富論》

《國富論》寫作于北美殖民地危機期間，斯密在書中嚴辭抨擊歐洲重商主義政策，指責英國政府在北美推行壟斷貿(mào)易，破壞當?shù)氐纳虡I(yè)體系和勞資關系，稱其是“對最神圣人權的侵犯”。像朋友柏克一樣，斯密堅定維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有人懷疑斯密出版《國富論》有向英國當權者進諫之意，而它確實也影響了英國后來的經(jīng)濟政策。老皮特、諾斯勛爵、謝爾本勛爵和柏克，都深受斯密關于自由市場理論的啟發(fā)。

除了《國富論》，該美術館還有斯密的一本中學教科書——古羅馬史學家尤特羅庇烏斯（Eutropius）的《羅馬國史大綱》，以及盧梭和法國銀行家雅克·內(nèi)克爾的著作，這些書因為質(zhì)量問題未在柜臺展示，目前公開展出的，僅有一本1728年版的洛克《政府論》，此書很可能是斯密上哈奇森道德哲學課時的用書。

斯密使用過的1728年版洛克《政府論》

斯密生前是藏書愛好者，曾有言：“平生無所好，獨嗜書耳。”（I am a beau in nothing but my books.）他的私人圖書多語種，多門類，規(guī)?？捎^。這批書的數(shù)量、目錄和最終去向，直到二十世紀經(jīng)由蘇格蘭學者和日本學者的整理，才變得清晰?？驴柕厦佬g館的七本書均來自捐贈。關于它們與斯密藏書整體流轉的曲折經(jīng)歷，該美術館雖略有提及，但更完整的介紹，可參考《亞當·斯密評論》（Adam Smith Review）第十一卷（Nicholas Phillipson, Shinji Nohara, Craig Smith,“Adam Smith’s Library: Recent Work on His Books and Marginalia”, Fonna Forman eds., Routledge，2019）。

斯密去世后，其私人圖書館由侄子大衛(wèi)·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繼承，后來，道格拉斯的兩個女兒平分了這些書，一女將其名下部分捐贈至蘇格蘭教會的新學院（后來的愛大神學院），現(xiàn)均保存于愛丁堡大學的主圖。愛大目前是擁有斯密藏書最多的地方，共八百九十八冊，約占斯密原始藏書的一半。另一女將所分藏書傳給其子，其中一小批于1878年流入市場，后來被英美大學圖書館購回，大部分則于1918年流入市場。1920年，日本大學者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ō）在倫敦時，意外發(fā)現(xiàn)這批圖書正在出售，遂傾力購下，共計三百十五卷，約占斯密全部藏書的十分之一。新渡戶稻造將其悉數(shù)捐給其供職的東京大學。自此東京大學經(jīng)濟學系成為斯密研究重鎮(zhèn)。

2014年，斯密學者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教授（Nicholas Phillipson）、克雷格·斯密教授（Craig Smith）和米歇爾·施瓦澤博士（Michelle Schwarze）聯(lián)合其他專家，試圖根據(jù)斯密的旁注筆跡和書寫習慣（尤其是他寫A的習慣），對其藏書作目錄整理。2015年他們發(fā)現(xiàn)，遠在日本東京大學，一些學者在做同樣的工作。2017年，菲利普森等人奔赴東京，促成了兩股研究力量的合流，最終匯聚成兩個互補的數(shù)據(jù)庫，后來被稱為“東京目錄”（Tokyo catalogue）和“格拉斯哥文庫”（Glasgow database）。這一整理的重要成果，即2000年水田洋編訂出版的《亞當·斯密藏書目錄》（Adam Smith's Library：A Catalogue），此書是對斯密著作和藏書的完整歸檔，成為現(xiàn)代斯密研究的必備文獻。

或許正因為日本學者在斯密研究上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柯卡爾迪美術館的斯密展覽，第一張海報便融入了濃厚的日本元素：不僅印有“國富論”的日語譯名，還配有最早的日譯本《國富論》封面圖像。

柯卡爾迪美術館斯密展海報

三

柯卡爾迪美術館門前，是一個古木參天的小公園。初春時節(jié)，青草初醒，黃水仙正遍地盛開。公園左側，隔著一條馬路，便是斯密劇院。該劇院大樓竣工于1899年，是柯卡爾迪市專為紀念亞當·斯密而建。落成典禮那天，由法夫郡出生的著名工業(yè)家安德魯·卡內(nèi)基親自主持開門儀式。不過，該劇院只在名號上與斯密有關，內(nèi)部并無斯密遺物。

亞當·斯密劇院

在斯密劇院的斜對面，坐落著柯卡爾迪的兩座Kirk（教堂），一老一新。老Kirk是柯卡爾迪最古老的教堂，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至1244年，這里是斯密受洗之地。在春日陽光的照耀下，古老的石墻呈現(xiàn)出質(zhì)樸的土黃色，流露出中世紀老凱爾特教堂特有的厚重與古拙；八百多年的墓園里，歪歪斜斜地矗立著一排排苔痕斑駁的墓碑。老教堂的斜對面，是1881年建成的“新”教堂——圣布萊斯教堂（St Bryce Kirk），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熱心的管理員告訴我，這里每年會承辦一些亞當·斯密學術活動。

柯卡爾迪老教堂，斯密于1723年6月5日受洗于此。

老教堂位于小鎮(zhèn)的一處高地，從教堂出來，沿著一個斜坡走到底，是橫向的柯卡爾迪老街（High Street）。這個丁字路口的斜對面，一眼能看到老街“220號”，那正是亞當·斯密的故居舊址。220號大門通道兩邊，豎立著經(jīng)典的愛奧尼克柱，右側墻上掛著一塊銘牌，寫著“亞當·斯密故居，《國富論》寫作于此”等字樣。不過，斯密的故居，除了原有的花園遺址尚存，原始房屋建筑已于1834年被拆毀，只留下一副十九世紀的水彩房屋圖紙（保存在柯卡爾迪美術館），如今的房子建于十九世紀。2012年，為了保護和推廣斯密的思想遺產(chǎn)，在法夫郡議會的資助下，亞當·斯密全球基金會（Adam Smith Global Foundation）宣告成立，該基金會首個重要項目，即將斯密故居改造為亞當·斯密遺產(chǎn)中心，并于2016年正式開放。

斯密故居舊址銘牌

斯密故居舊址

斯密故居房屋圖紙

斯密故居的花園

該遺產(chǎn)中心試圖將自己打造為斯密粉絲的“朝圣之地”，有大量的文字和圖片介紹斯密在柯卡爾迪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展館內(nèi)有一尊斯密雕像、幾本早期版本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和一些十八世紀的器具，不過由于斯密留下的遺物太少，這個遺產(chǎn)中心與其說是歷史博物館，不如說更像一個斯密文化品牌館。從鋼筆、筆記本、挎包到明信片，各種印著斯密頭像和姓名的產(chǎn)品，在遺產(chǎn)中心的大廳里擺放著，琳瑯滿目?？驴柕先藢λ姑艿闹匾曈纱丝梢娨话?，畢竟，千百年來，他是這個小鎮(zhèn)誕生的唯一一個世界名人。從2017年起，每年6月，也即斯密的生日月，該遺產(chǎn)中心會舉辦“亞當·斯密思想節(jié)”（Adam Smith Festival of Ideas，基金會人員告訴我，該思想節(jié)始辦于1973年），那幾天不只有學術講座，還有一些文化娛樂，小鎮(zhèn)居民也會參加?；蛟S再過些年頭，它就會像彭斯節(jié)一樣成為蘇格蘭人的傳統(tǒng)節(jié)日。2026年是《國富論》發(fā)表二百五十周年，該遺產(chǎn)中心正在籌備相關紀念活動。

斯密遺產(chǎn)中心

斯密銅像，斯密遺產(chǎn)中心。

遺產(chǎn)中心旁邊，有一條著名的“亞當·斯密小巷”。小巷蜿蜒向前，每隔幾步，地上便鐫刻著斯密生平的重要節(jié)點。這條狹長而靜謐的小巷，很像斯密作為思想家的一生，所謂“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只不過，斯密小巷的盡頭，不是超然世外的“禪房”，而是通向世界的大海。

亞當·斯密小巷

四

1767年，從歐洲回到柯卡爾迪后，斯密潛心投入《國富論》的寫作。接下來六年，他說自己過著歸隱的生活，“幾乎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休謨多次敦促他離開那“離群索居”之地，到愛丁堡居住，但斯密不為所動。1767年6月，在給休謨的回信中，斯密寫道，他非常享受柯卡爾迪寧靜的生活，“非常幸福、安逸和滿足。這可能是我這輩子最滿足的時刻”。

斯密故居到海邊僅幾步之遙?？驴柕下L的海岸線給了斯密諸多安慰，他每天最鐘愛的放松方式，就是獨自一人沿著海邊散步?？梢韵胍姡秶徽摗返暮芏囔`感和構思，正是在那潮聲低語、海鷗盤旋的沙灘上醞釀而成。

柯卡爾迪海邊

斯密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幾乎都在海港老街度過。彼時的柯卡爾迪，港口中檣帆林立，鎮(zhèn)上商賈云集。從小對商業(yè)的耳濡目染，對商人和工匠的觀察，讓斯密很早就形成了對勞動分工、貨幣交易和走私現(xiàn)象的樸素理解。可以說，柯卡爾迪為斯密研究自由貿(mào)易和市場化社會提供了最早的現(xiàn)實土壤。

柯卡爾迪在1450年成為皇家自治鎮(zhèn)后，擁有了海外貿(mào)易和進出口特權。到十六世紀，這里成為蘇格蘭與歐陸國家進行海運貿(mào)易的樞紐，其三大出口物資是煤炭、海鹽和亞麻（其采煤業(yè)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中期，柯卡爾迪美術館當前另一個展覽，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當?shù)氐拿旱V工人影像展）。但繁榮未能持續(xù)，十七世紀的內(nèi)戰(zhàn)和大西洋殖民貿(mào)易的繁榮，讓蘇格蘭的經(jīng)濟中心西移至格拉斯哥；克倫威爾政府出臺的《航海法案》，對英格蘭船只予以特權保護，嚴重壓縮了蘇格蘭商人和海運貿(mào)易的生存空間。1707年《聯(lián)合法案》的簽署，雖然從長期看，讓蘇格蘭從此可受益于聯(lián)合王國更大的殖民市場，并且得到了關稅保護，但在短期內(nèi)，在接下來三十年里，由于缺乏開發(fā)新市場需要的技術和資本，加之面臨英格蘭商人的激烈排擠，蘇格蘭的經(jīng)濟遭遇嚴重困境，“亞當·斯密的早年生活是在蘇格蘭經(jīng)濟充滿混亂和不確定的痛苦的調(diào)整期中度過的”（[英]杰西·諾曼:《亞當·斯密傳》，李燁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

這些大殖民主義時代下的經(jīng)濟動蕩，尤其政策對市場貿(mào)易的影響，既影響了斯密家族的經(jīng)濟生活，更是斯密在《國富論》中構建其自由市場理論的素材來源。這里最好的例子是斯密對待“走私”的態(tài)度。

柯卡爾迪繁榮的海運貿(mào)易一直伴隨著猖獗的走私活動。1707年合并之后，蘇格蘭人雖然可以與海外殖民地進行合法貿(mào)易，但中央政府對蘇格蘭實施了更嚴格的關稅制度和新稅種，這引起蘇格蘭人的極大反感。歷史學家托馬斯·馬丁·迪瓦恩（Thomas Martin Devine）教授認為，1707年聯(lián)合之后，蘇格蘭反抗帝國關稅和英格蘭競爭者的最大法寶，就是走私；聯(lián)合之后的幾十年，走私成為“蘇格蘭增長最快的‘產(chǎn)業(yè)’”。在蘇格蘭，走私從來不是孤立個體的冒險，而是一種全社會“默許”的灰色產(chǎn)業(yè)。蘇格蘭海關官員甚至和商人聯(lián)合起來進行系統(tǒng)性欺詐，比如低報貨物重量、偽造清單等，格拉斯哥正是這樣力壓倫敦和利物浦成為英國最大的煙草進口中心。迪瓦恩教授研究發(fā)現(xiàn)，蘇格蘭商人可能只為他們一半到三分之二的進口貨物繳納了關稅。但是，蘇格蘭商人的成功不能因此歸功于聯(lián)合，聯(lián)合只是提供了一個機遇。真正推動蘇格蘭商業(yè)崛起的，是他們在遭受排擠和打壓的環(huán)境中摸索出的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這決定性地提升了其競爭力（Thomas Martin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A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 2012）。

蘇格蘭的大規(guī)模走私嚴重損害了英格蘭商人的利益，遂引發(fā)廣泛抗議。作為回應，聯(lián)合王國政府全面重組海關系統(tǒng)，創(chuàng)設了專門的蘇格蘭稅務局和海關委員會，實施更嚴厲的稅務監(jiān)管。斯密的父親便是在此背景下成為柯卡爾迪的海關審計員。斯密家族多有在海關從業(yè)的背景，他們也是帝國邊界灰色經(jīng)濟的受益者。老斯密作為海關審計員的年薪只有三十磅，但通過發(fā)放“海關通行證”獲取灰色收入，其年收入達到兩百多磅。斯密1778年直到去世，一直供職于愛丁堡海關委員會，負責稽查海上走私，雖然一向恪盡職守，但他也曾從走私販手中為自己和休謨購買紅酒，這大概印證了他那種溫和而復雜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

或許正因為“走私”在蘇格蘭經(jīng)濟生活中如此習以為常，在《國富論》中，斯密對“走私”顯得并不苛刻，反而帶有幾分同情。他認為走私并非罪惡，而是高關稅政策下的自然反應；走私商人不是壞人，而是逐利的投機分子；他們雖然違背一個國家的實在法，但不違背自然正義；他們可能是值得尊敬的市民，只是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做出迫不得已的選擇。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斯密為走私辯護，他對走私的曖昧態(tài)度有其時代背景。不過，這一態(tài)度或許再好不過地反映了斯密“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哲學的內(nèi)核：捍衛(wèi)自由貿(mào)易，反對不合理的政策干預，尊重個體私利動機，強調(diào)同情心，相信自由市場秩序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

五

如今的柯卡爾迪，已不復往日的繁華，海灣里甚至看不到一艘船舶。彎彎斜斜的老街，偶有行人經(jīng)過，沒有音樂，沒有喧囂，多數(shù)時候顯得沉寂。

斯密1790年去世，經(jīng)過兩個世紀的市場經(jīng)濟積累與制度演化，現(xiàn)代蘇格蘭已建立了良好的薪資體系和福利政策?？驴柕先藷o需再像斯密時代的人那樣，冒著生命風險去商海沉浮。如今在這里，一份普通工作，就足以支撐一份體面的生活；而成熟的法制條件為商業(yè)提供了穩(wěn)定的信用保障，使得一個小小炸魚薯條店甚至能經(jīng)營三代人。這一切很難說沒有斯密的功勞。

柯卡爾迪的“啟蒙運動”店，本為斯密全球基金的建設項目之一

更讓人意外的是，這個有著數(shù)百年商貿(mào)傳統(tǒng)的海港小鎮(zhèn)，并未被商業(yè)社會的物質(zhì)主義和功利主義吞噬。行走在滿載歲月痕跡的老街，會邂逅一些特別的店鋪，其店名仿佛在悄聲訴說：這里不只有生意，還有哲學理念。比如：“啟蒙運動”店、“共和國”夜店、“傳統(tǒng)自由屋”酒吧、“人民”俱樂部——在五花八門的招牌中，它們或許只是“少數(shù)”，卻默默彰顯著曾屬于啟蒙時代的思想底色：即斯密和休謨等人曾努力闡發(fā)的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的政治倫理。這些店名也提醒著五湖四海的來客：柯卡爾迪，這個看似其貌不揚的小鎮(zhèn)，曾是一位啟蒙哲人的故鄉(xiāng)，也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文明的一個發(fā)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