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蘇在20世紀70年代曾有過一段“大三角”的著名歷史，這段歷史對中俄美關系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成為后來認識中俄美關系的一種習慣途徑。查閱有關中俄美關系的資料，可以看到大量以“大三角”為題的文章，也可以看到許多以“大三角”為名的研討會，這都反映了“大三角”仍是看待中俄美關系的重要視角和思維模式。

那么，現今的中俄美關系是“大三角”嗎，或者說它是否會成為新的“大三角”？要理解中俄美關系的性質和走向，有必要從回答這個問題開始。

首先，需要對“大三角”有一個清晰的解釋和定義。

在現代國際關系的詞匯中，“大三角”特指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關系。其他國家也可以構成三角關系，但“大三角”約定俗成是指中美蘇。這就如同“大游戲”是特指大國在中亞的競爭一樣，大國在其他地區(qū)的競爭則不稱之為“大游戲”。

“大三角”的基本性質是大國間的對峙和博弈，它的理念基礎是地緣政治競爭，它默認的規(guī)則是“零和游戲”。從根本上說，“大三角”是制衡結構，不是合作關系，合作不是“大三角”的最終追求，它選擇性的合作是基于競爭與博弈的動機和目的。因此說，三邊合作不是“大三角”，它在內涵上與“大三角”不是同一概念，不能與“大三角”相混淆。當然，三國聯盟更不是“大三角”。

還需要對三角關系和三邊關系作一區(qū)分。一般說，三角關系是指三個獨立主體構成的具有內在聯動關系的平衡和互動結構，它是一個矛盾體，可以包含競爭、沖突、博弈、合作的內容；而三邊關系是三個國家由共同興趣和議題組織起來的機制，它在性質上是合作指向，沒有或較少制衡的內涵。因此，談到合作時通常是說三邊合作，而不說三角合作；談到平衡和制衡關系時會說三角鼎立，不會說三邊鼎立。

中美蘇“大三角”雖然有三個主角，但它的結構不是三足鼎立，而是兩極對峙?！按笕恰贝嬖诘臅r間實際上很短暫，只有20世紀70年代十年左右的時間。在此之前的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中美蘇不存在“大三角”。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實行“反帝又反修”的“兩個拳頭打人”的政策，這個時期中國雖是獨立的角色，與美蘇都對立，但因其置身于兩極對抗之外，因此雖有三足鼎立之態(tài)，但沒有密切聯動，所以也沒有“大三角”。而在80年代中蘇關系正?；螅袊c美國和蘇聯同時發(fā)展關系，“大三角”也隨之悄然消失。

中美蘇“大三角”的基本效應是導致兩極格局的天平發(fā)生傾斜，而不是推動三極結構的加強。中國在“大三角”中獲得了戰(zhàn)略安全利益，不過它的途徑是與兩極結構中的一極聯手，而不是作為單獨的一極與美蘇形成鼎立。事實上，在“大三角”中，戰(zhàn)略機動空間只存在于美蘇兩極之間，而不是平行地存在于中美蘇三端之間。簡單說，就是只能是中國在美蘇兩極結構之間的戰(zhàn)略機動，或是美蘇與中國的戰(zhàn)略協作，而不可能是美蘇針對中國結成戰(zhàn)略聯盟，因為它們是對立的兩極。

“大三角”形成于特別的國際環(huán)境即冷戰(zhàn)時期。美蘇冷戰(zhàn)不僅是兩個國家的對立，實際上也是兩個世界的對立：兩個政治體系、兩個意識形態(tài)體系、兩個軍事集團、兩個經濟市場、兩個世界發(fā)展的方向。它們之間的隔絕、對立、不可調和是冷戰(zhàn)的基本特征，也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

還應該看到，中國作為“大三角”中的弱小角色之所以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與當時的特別局勢是分不開的。“大三角”只是在中蘇面臨戰(zhàn)爭威脅的形勢下才出現的。

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中蘇走到了戰(zhàn)爭的邊緣，兩國在7 600多公里的漫長邊界上部署大軍，戰(zhàn)爭的陰影籠罩在中蘇上空。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聯手使蘇聯腹背受敵，面臨兩線作戰(zhàn)的風險。不管從戰(zhàn)略還是從現實看，這對蘇聯來說都不啻是一個噩夢，中國對國際格局和中俄美關系的作用也因此成倍放大。

換句話說，“大三角”的突出作用在于它首先直指國家的軍事和戰(zhàn)略安全，如果沒有美蘇全面軍事對抗的背景，如果中蘇關系沒有惡化到戰(zhàn)爭的邊緣，“大三角”也產生不了如此巨大的影響。

在確定了“大三角”的基本性質和特征后，可以看出，在當今條件下，冷戰(zhàn)式“大三角”的復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認為俄羅斯綜合國力太過弱小，不能與中美并駕齊驅，因此無法形成“大三角”。不過，這否定的實際上是三足鼎立結構的可能，而不是“大三角”本身。如前所說，中美蘇“大三角”的基本結構是兩極對立，而不是三足鼎立。

現在俄羅斯的綜合國力雖不能與中美比肩，但相對而言，它比當年中國在“大三角”時還是強很多。那時更為弱小的中國可以與美蘇形成“大三角”，現在的俄羅斯也足以與中美形成“大三角”，俄羅斯的相對弱勢不是問題，問題只在于其他條件是否具備。

應該看到，國際政治中的三角關系并不一定是力量對稱的三角形。它有多種類型，既有對稱三角，也有不對稱三角。不對稱三角可以是兩強一弱，也可以是兩弱一強。當然，這里的對稱和不對稱都是相對而言，對稱不可能完全等量，不對稱也不是差距大到失去實質性意義的程度。

冷戰(zhàn)式“大三角”之所以難以再現，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和環(huán)境。

大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和對抗是“大三角”形成的前提，沒有大國間的地緣政治對抗關系，就不會有“大三角”的產生。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這個大前提不充分具備。在現今的中俄美關系中，矛盾和沖突主要發(fā)生在俄美和中美關系中，但就其基本性質而言，它尚維持在競爭與合作的框架之下，與冷戰(zhàn)時期有明顯不同。

在雙方的理念上，對抗與合作皆有；在相互定位上，競爭者與合作者并存，更確切地說，是相互不同定位的博弈和混合；在利益關系上，相互交織而不是涇渭分明；在國際事務中，沖突利益和共同利益兼具。因此說，在目前階段，盡管中美和俄美關系的戰(zhàn)略競爭性在增加，但不論俄美還是中美都還未達到整體性和固化的敵對和對抗關系。

“大三角”的歷史還有一個重要提示，那就是只有在兩國都受到另一國威脅，而且這種威脅通常是關系到國家戰(zhàn)略和軍事安全時，才會出現“大三角”。如果兩個國家沒有受到同一個國家的安全威脅，或是其中一個國家受到的威脅達不到嚴重程度，那這個國家雖然與另外兩個大國疏密有別，但通常會選擇保持一定的戰(zhàn)略機動空間，而不是完全加入其中一邊，與另一邊形成敵對。這也符合三角關系的一般規(guī)律，即每個國家都力圖與另兩國的關系好于它們之間的關系。

另外，國際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深刻改變，不復是冷戰(zhàn)時代的樣子，總的說它對中俄美“大三角”的形成有更多的政治和結構性限制。從政治上說，“大三角”與時代潮流背離；從結構上看，冷戰(zhàn)時兩極強大，幾乎代表了大半個世界，有分量的變量只有中國一個?，F在的國際形勢則不同，如以中美為最大的兩極，還存在其他眾多重要變量，除了俄羅斯之外，還有歐洲、印度、日本，以及許多地區(qū)組織、區(qū)域機制、非國家行為體等等。與冷戰(zhàn)時期相比，它們有更高的國際地位，也有更獨立的政策和更大的影響，這使新“大三角”不可能具有冷戰(zhàn)時的國際地位，也不可能有冷戰(zhàn)時的覆蓋性影響，這對出現具有冷戰(zhàn)時期的地位和影響的新“大三角”是結構性的制約。

還需要指出，中國的立場也是制約“大三角”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國不追求集團政策，不認同“零和博弈”，不僅無意于地緣政治競爭，而且反對地緣政治競爭，主張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因此，“大三角”不是中國的選項，至少不是中國的主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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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本文節(jié)選自作者刊于《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6期的論文“論中俄美新三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