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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將我的眼睛換給兒子?”|醫(yī)學的溫度
十年前,我初入病房,第一次見到韓先生。
灰黃外套、頭發(fā)蒼亂,黝黑打皺的臉龐,辛苦的勞作,日積月累,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他把兒子從西北帶來江醫(yī)生和我這里。在門診,他說著:“娃打了個噴嚏,雙眼就看不見了”,“視網(wǎng)膜脫了”,“做了手術,沒用,叫我到別處”……
在交流中,我們了解到,韓先生靠種地為生,并沒有什么廣闊的見識。他遠道而來,兒子之前做了毫無用處的手術,走了彎路,還花了很多冤枉錢,然后又來了上海。
面對我們,他從未有過什么抱怨,一切的苦都往肚子里咽,他只知道不好治,要帶兒子到大城市看一看。
疾病經(jīng)過拖延,又胡亂地一通處理,處置起來變得很棘手。
我們把真實的情況告訴韓先生,他似乎受到了絕大的打擊,哭紅眼睛,緩慢而遲疑地問:“可否將我的眼睛換給兒子?”
這種在絕望中退無可退的犧牲精神,我自以為見得多了,心忖韓先生想實現(xiàn)這道聽途說的想法未免太過輕浮,但是又真是可憐。
但當我看到他的紅眼圈,頓覺自己的可鄙,我耐心地安慰了他。
江醫(yī)生為他兒子手術完,我看著他們走出病房,暗暗欣慰:小孩還是能自己走路的。
兩年后,一個忙得團團轉的下午,江醫(yī)生叫住我,說韓先生又帶著孩子來看了。
于是我再次見到韓先生,他這次來是因為孩子眼壓高,需要做個臨時手術。我問他:“還記不記得我?”他笑著點頭說:“記得,上次在一樓。”
仿佛在艱難之時見到舊日戰(zhàn)友,勞動者特有的樸素又讓他對醫(yī)生有天然的信任。他從不談他的苦,西北到上海的舟車、照顧病人的不便,被命運虐待的抑郁,他從未提過。
他簽好字,握著我的手,緩慢地說:“見到你和江醫(yī)生,心里都是感激的,可看著小孩子的這個樣子,心里又確實難過?!?/p>
我又見到他的紅眼圈,這一剎那,我突然明白兩年前自己的混沌,不能懂得他的隱忍,不能懂得他背上的重。太陽將落未落之際,最后射出赤赭色的殘光,只勾勒出檢查室里坐著的一名焦慮的父親,和一名束手無策的年輕醫(yī)生。
第二天江醫(yī)生幫孩子做這場手術,我從未見他這樣細心過。
揭開紗布,視力保住了,江醫(yī)生點點頭說:“還是值得的?!蔽艺f:“嗯,是值得的?!?/p>
他們倆走出病房,孩子還是能自己走路的,我心知不易,他長大了,比兩年前高了,同我差不多了,到了愛美的年紀,會有自傲的脾氣及敏感的心思,會因為眼疾不自信,他甚至不能知道自己所喜愛的人美還是不美。
韓先生來到這個地處梧桐區(qū)的醫(yī)院,洋場米貴,狹巷人多。四處都是高尚的清享,這些文明的洪福,哪里能和韓先生發(fā)生聯(lián)系。
這里的街道精致又雅趣,但我每想起韓先生舉著鈔票,夾雜在普通的上海市民中間,擠在人群里掛號的樣子。我便不說話,腳下努力,希望讓自己不那么無用。
為了韓先生這過于平凡的一家。

舒秦蒙
舒秦蒙博士,主治醫(yī)師,從事玻璃體視網(wǎng)膜疾病的臨床及科研工作,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參與多項國家級科研課題的研究,首屆醫(yī)生科普大賽上海市前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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