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新世紀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年初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海嘯橫掃了華爾街的金融巨頭，數(shù)十年未見的金融危機在美國浮現(xiàn)，隨即沖擊了全球經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中國的知識界有關未來向何處去的討論如火如荼。未來究竟應該是何種道路，怎樣的意識形態(tài)？經濟危機說明了什么？圍繞這種種問題，人們爭執(zhí)不休，乃至劍拔弩張。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知識分子、社會精英與文化人中興起了一股溝通觀點、尋求共識、求索未來重要議題的風潮。至今為止已經創(chuàng)刊10年，出版了60余期雜志的《文化縱橫》，則是其中堅持到今天的一員。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中國經驗、政黨政治與國家發(fā)展、城鄉(xiāng)中國與社會變遷、人工智能新技術與社會之類的一系列問題，從中國的世界形象，到氣候政治，從國家-社會體制，到互聯(lián)網公共輿論場，從左右之爭，到民族、宗教、邊疆問題，都在這十年的討論之列。11月30日，《文化縱橫》雜志社在北京舉辦了“價值重建論壇”暨創(chuàng)刊十周年活動。其間，來自不同領域的嘉賓就2008年至今的價值危機，就“后真相”時代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的“公共知識危機”展開了兩場討論。

公共知識危機，在于知識界的貧乏

會上的其中一場論壇，討論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公共知識危機”問題。在如今，許多國家都出現(xiàn)了深刻的社會割裂，民粹主義和各類其他思潮迸發(fā)，學術界、思想界都陷入深深的危機感之中。如何思考和面對這樣的問題，對知識分子乃至社會精英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zhàn)。

在場的嘉賓首先討論的是，談到“公共知識危機”，它具體表現(xiàn)為什么樣的形式。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認為這其中存在著一個時代變化的問題： 過去中國在處理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問題的時候，是看著西方怎么處理的。因為西方工業(yè)化已經起步很久，有很多的經驗，可以說“他們是大人我們是小孩，他們在前頭，我們在后頭”。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做的，就是把西方的概念和方法引用到，轉移到中國來，有一整代學人——從郭沫若、范文瀾到馮友蘭，都是這樣研究問題的。而這種用西方的范式研究中國問題的方法，在當時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但今天的問題在房寧看來，在于中國已經是一個現(xiàn)代化的“過來人”，自身也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現(xiàn)代化過程，與此同時西方自己也遇到了大量的問題，兩邊都進入了一種“深水區(qū)”的狀態(tài)。那么在這個領域中，大家陷入知識不夠用的情況，或者危機感增長的情況，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北京大學文研院的渠敬東教授認為缺乏真正的好的知識提供給公共思考是當今的一大危機。他提到，近30年、40年的中國知識的成長是越來越“美國化”的。美國的知識生產依賴一套行為科學系統(tǒng)的預設——基本假設是理性選擇，接下來用的是假設檢驗。也就是說，研究者想出一個假設，然后通過材料、統(tǒng)計來驗證假設是否正確。但渠敬東認為這樣一來，學問就跟人的真實的生活越來越沒有關系了。

渠敬東說，美國今天的社會學家都成長于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這些人心里面沒有經典的崇高感，所以這個學問的背后都是一些政治正確的觀念，雖然形式復雜，但腦子是簡單的?！鼻礀|不認同今天的“政治正確”，在他看來，公共知識不應該是由無數(shù)的專業(yè)方向，一堆碎片化的知識提供的，而應該“通古今之變”?！拔覀兘裉熳非笠粋€單純的研究范式，結果是我們把整個世界都丟掉，甚至把西方都丟掉，變成很表面化的理解”。

華工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則著重談了知識界的“語詞問題”。在他看來，近代以來人們討論問題的詞匯都是舶來品，傳統(tǒng)的基于科舉的知識分類也被替代了，這就導致中國的知識系統(tǒng)完全西方化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很多問題無法用一套語言詞匯表述，甚至很多思想被“胡亂地塞到”一些語詞里面。他舉例說，用“社會革命”來同時涵蓋新中國建政的革命和改革開放值得商榷，因為“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明顯的區(qū)別，和公有制，私有制的區(qū)分非常密切。這里體現(xiàn)的就是語詞問題的困境。

作家、海南省文聯(lián)名譽主席韓少功則認為，今天的一大問題是知識和實踐嚴重脫節(jié)導致的“知行不合一”的問題。在他看來，今天的知識界充滿了書本上的主義之爭，“一個個退群，拉黑，紅刀子進白刀子出……這時候以理服人真是天真，你服什么人？服不了人，正面反面都是理，你根本不可能有一個鐵板釘釘?shù)氖聦嵢フf服?！边@就是今天“公共知識危機”的一個明顯體現(xiàn)。在其深處的問題，一是知識生產太脫離實際，太“書生”。在傳統(tǒng)中國，“書生”是稀缺的，但今天并不如此。“書生”太意識形態(tài)化，而實踐中的很多問題不是簡單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其二是知識生產的鏈條太長，大家都在不斷獲取間接的知識，人們有一大堆獲取知識的終端，但就是不愿意跟人講話，跟人交流。到最后，問題就變成了“書生保守派打殺書生激進派”，或是“書生左派打殺書生右派”。

那么，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能夠采取哪些對策呢？韓少功、渠敬東和房寧都強調知識要接地，不能簡單化，必須面對實際的世界和實踐中的問題。房寧提到，在今天這個時代，實踐往往走在理論前面。面對這種狀況，理論上更適合的是歸納法、觀察法，他說自己提倡“用腳底板做學問”，多調研觀察，了解實際情況。

韓少功則講述了自己在農村的觀察，他說他20年來，每年都要在農村住半年。走出知識圈的感覺是，跟工人、農民、商人、基層干部接觸，完全沒有知識圈中爭吵的那些問題，比如國企私有化的問題，具體問題非常不同，有些國企有大量問題，工人被領導坑得不行，而有些則就是領導想通過私有化賺錢，撈取好處，搞腐敗。所以這里面他看不到絕對的好，也看不到絕對的壞。在基層，人們沒有那么多知識上的包袱，談問題不談主義，“天生地就對各種教條主義有防御能力”。韓少功認為，這樣的問題必須通過大幅度改革教育制度才能實現(xiàn)，而在這一點尚未做到之前，他就只能在里面“搗搗亂”，多鼓勵學生去社會上歷練，而不要悶頭在書齋里變成書呆子。在場的另一位嘉賓，原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

渠敬東把對“不接地氣”的批評擴展到了我們的國際視野上。他指出我們對世界各地的了解還是太少，尤其是我們言必稱歐美，卻不見得對歐美了解很多?！拔覀兘裉煊袔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真正地在美國、在歐洲、在全世界范圍里做田野？沒有的。我們送出去的留學生都是研究中國的，模仿美國的范式，回過頭研究中國?！彼峙e例說，今天很多對西方的研究還是在左派右派的框架里轉，但這種框架其實基于數(shù)百年來的世俗主義政治，這種政治今天遭遇了難民問題、世界性的宗教問題、民族問題和各類問題的沖擊，已經不能持續(xù)了?！爱敋W洲只是在內部有著不同的民族和語言宗教的時候，還不太會產生這么大的問題，但是當世界的其它部分進入的時候，就構成一個自身背反的邏輯。一方面，所有的宗教問題都不能公開講，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權利保護使得不同意義上的宗教全部可以在歐洲扎下根來，用潛在的方式形成暗流、洪流……我們今天因為表面的知識、和世界無關的知識、和具體生活完全沒有關聯(lián)的知識造成一大堆的知識泡沫。這個局面如果繼續(xù)，將來中國在各個意義上——還不止是知識意義上——在政治、戰(zhàn)略一定會吃大虧……千人一面的研究模式，一定要打碎掉?！?/p>

曹錦清則從對語詞的思考中，提出以類似“語詞置換”的思路在微觀層面應對這個問題，他提到，今天有很多公共討論中的語詞不可能得以替換，但是可以通過延伸、變化其中具體的意思，來表述今天需要的意義。

從2008年到2018年，全球經歷了經濟危機之后的一系列地緣政治危機——中東的政權更迭、敘利亞和也門的綿延戰(zhàn)火、東歐的僵局、難民問題、移民問題，直到民粹政治和反全球化的政治。這些都意味著，過去數(shù)十年的后冷戰(zhàn)時代世界格局即將耗盡其自身的能量。與此同時，新技術與新問題的迭出——互聯(lián)網公共空間、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大數(shù)據(jù)、虛擬現(xiàn)實、區(qū)塊鏈等等又不斷為全球治理增添著難題。在這之中的另一變化是，中國逐漸從2008年那個剛剛步入小康狀態(tài)的國家，走向一個逐漸擁有極為重要的全球身份的大國。這些都構成了新時代的挑戰(zhàn)。在這種情境下，應該如何思考中國道路？

在場的北京大學社科部副部長強世功、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潘世偉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黨委書記王立勝，主要從“大”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強世功提到，當今世界有一個根本的變化，那就是自從西方航海實現(xiàn)“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來的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正在面臨崩潰的過程。在未來這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而如何理解這個過程就顯得尤為關鍵。強世功說，以往人們理解這種歷史進程，都是在一個時間軸線上——比如把人類社會劃分成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或是前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代社會，后現(xiàn)代社會等等。但這是一個非常哲學的抽象的概念。他認為我們應該看到另一種理解方式——空間秩序中的理解，地理的理解。強世功舉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地理學走向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家哈爾福德·麥金德。在他1904年前后題為《歷史的地理樞紐》的一篇演講中，麥金德提到，從1900年開始，世界史就進入了一個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爭奪全球統(tǒng)治權的時代。

強世功認為英國和德國的爭霸，俄國的興起，包括冷戰(zhàn)歷史，都能夠放到這個框架里面來解釋——“我們今天所接受的西方整個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乃至于社會的東西，可以概括為大陸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道路和海洋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道路兩條道路。”他說，中國今天的重新崛起，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到底走哪種道路——一個海洋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反資本主義的道路。在他看來，中國是最后一個大陸國家，而今天的一系列戰(zhàn)略，包括一帶一路在內，也并不是完全的海洋國家道路。

所以在強世功看來，中國在這場大變局中需要考慮的道路，是一條反資本主義的路線，要反對以資本作為整個社會道德價值、一切秩序的基礎。 “我們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再來看全部的問題，現(xiàn)代性全部的問題可以理解成資本和德性的轉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說的道德秩序，是道德高還是資本高，我們的價值是以資本為中心形成的價值，還是說我們的價值要高于資本？”于是，他給出的藥方是，要同時要把各種各樣的其他“主義”整合起來投入反資本主義的路線中，把中國傳統(tǒng)、儒家、社會主義、宗教，乃至社群主義等等各種力量，結合成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關系。“如果不敢說出我們的價值重建是反資本主義的，那么你的力量就建立不起來”。

潘世偉和王立勝則共同提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理論問題。潘世偉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創(chuàng)立之初是一種“后現(xiàn)代”的理論，即在通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入現(xiàn)代之后，如何超越資本主義，超越現(xiàn)代。但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是和前現(xiàn)代國家的現(xiàn)代化進程相連接的，這就導致了沒有現(xiàn)成理論能處理這些問題，所以這是今天面對的一個如何建構自身認同，如何論述自身道路的重要問題。

王立勝同樣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歷史上，存在著歷史觀敘事的范式轉移問題。前三十年革命時代的實踐是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進行的，而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則是在現(xiàn)代化史觀指導下。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割裂，因而他認為，在今天很有必要用一種“社會革命”的理解，去概括整個共和國70年歷史中的前后不同階段，處理我們之前歷史中留下的“連續(xù)性”不足的問題。

在場的另外兩位嘉賓，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所研究員張平，則從另外兩個層面看待時代變化的問題。戴志康認為，如今隨著一帶一路和全球格局的重新整合，中國需要面對“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以前我們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我們自己”，那么如今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如何讓中國的崛起成為一件為全球謀福利的，具有足夠“公心”的事情？

張平則提出，作為經濟學家，自己較為審慎、漸進，他認為當今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新技術爆炸，技術疊加越來越明顯的時代中誕生一個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能夠讓價值流通、討論、交換的平臺。他提到，工業(yè)化時代中往往是單一價值觀主導，但這樣的傳統(tǒng)的價值觀崩潰以后，大家的認知、價值多種多樣，其中的問題是缺少一種可以去溝通執(zhí)行的價值觀，使得整個社會的效率大幅度下降，所以社會必然需要謀求一個價值可交換的平臺，“形成認知最短化的群落”。

就這些討論，《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指出，凡此種種問題的出現(xiàn)，都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從一個匱乏的社會過渡到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我們的文化問題是在這樣的土壤中才催生出來的。但分析之外，我們又能提出怎樣的解決方案？

在這一點上，潘世偉強調的是強化中國人的共同體意識。“14億人能不能團結起來，能不能凝聚起來，能不能在整個國家發(fā)展的現(xiàn)代化進程各種各樣的挑戰(zhàn)，各種各樣的風險面前，形成集體的共識，這個非常重要……這種共識能不能有效地既做到活躍而不斷裂？”

而戴志康和強世功都指出需要用中國傳統(tǒng)智慧應對當下問題。強世功指出，中華文明的復興也是一場道德的復興，“中醫(yī)背后的中國人根本的價值觀念就是上至天子，下到百姓，以修身為本，如果以修身為本，根本不用擔心技術，也不用擔心資本，因為資本不是根本，企業(yè)不是根本?；氐饺吮旧?，人的身體，人的道德，這樣的話就不可能會出現(xiàn)歐洲人所擔心的滅亡問題。”他認為要通過強調“修身”，來避免一種自我毀滅的資本主義文化。潘世偉認為，中國歷史上多元包容的傳統(tǒng)對今天的世界來說富有參考價值，天人合一的東方文明可以作為“中國引領世界的價值”。而這套價值觀上的技術，則是中醫(yī)生命科學。他指出，這一方向能夠避免人類走向通過控制自然、掠奪自然來實現(xiàn)自身解放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