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4日，紀念呂思勉先生誕辰14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暨《呂思勉手稿珍本叢刊》新書發(fā)布會在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qū)人文樓5303報告廳舉行。本次活動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上海古籍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上海市“中國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與國際傳播”社科創(chuàng)新基地聯(lián)合主辦，來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常州三杰紀念館、上海社會科學館、復旦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澎湃新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等高校、機構(gòu)的五十余位專家參加，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思勉班”同學列席旁聽。紀念活動旨在回顧呂思勉先生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發(fā)展的卓越成就，傳承先生觀其會通、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shù)精神。開幕式上，與會師生共同觀看了紀念呂思勉先生誕辰140周年的短視頻。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孟鐘捷因公務出差無法到場，歷史學系黨委書記瞿駿代為宣讀致辭，向出席本次會議的各高校、機構(gòu)的專家、學者表示了誠摯的感謝，表示舉辦本次紀念活動，在于回顧我校一級教授、上海社科大師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以及先生在教育改革和教學實踐等方面的重要貢獻，更好地傳承和發(fā)揚先生的道德文章。為了紀念呂思勉先生，學校設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創(chuàng)設思勉原創(chuàng)獎，并于2020年將歷史學系“歷史＋”拔尖學生培養(yǎng)基地命名為“思勉班”。 創(chuàng)設“思勉班”的目的，就是讓同學們能浸淫于先生的學風和師風，傳承先生的治學之道與家國情懷。希望“思勉班”同學們承繼先生的治學精神，追求德性、學業(yè)、健康和創(chuàng)造力全面發(fā)展，以經(jīng)世的情懷做貫通的學問，將來能成為具備跨學科素養(yǎng)，既關(guān)切現(xiàn)實境況，又思考未來走向的史學工作者、教育實踐者和價值引領(lǐng)者，賡續(xù)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研究的綿長文脈。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呂健在致辭中回顧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從1950年代以來為出版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著作所做出的工作和成果，以及和華東師大歷史學系長期以來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自從2015年推出二十六冊千萬余字的《呂思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關(guān)注到呂思勉先生極具學術(shù)價值的未刊手稿，于2020年影印出版《宋遼金元明史札錄》，彌補了先生宋遼金元和明清兩部斷代史未能完稿成書的遺憾。本次推出的《呂思勉手稿珍本叢刊·中國古代史札錄》四十冊，系選取此前從未整理刊刻過的中國古代史手稿札記影印而成，是呂思勉先生撰著中國通史、斷代史前期工作的體現(xiàn)，這些札錄即為嚴耕望先生所說“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組織系統(tǒng)加以凝聚組合”，成“一種新的撰史體裁”最直觀的反映。

常州三杰紀念館副館長馮昕的致辭分享了先生故里常州在文化傳承方面的工作。常州三杰紀念館同時增掛常州名人故居管理中心牌子，直接承擔呂思勉故居的場館管理、紀念活動、陳展宣傳、學術(shù)研究等相關(guān)工作。為紀念呂思勉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館策劃開展系列活動，“筆墨書初心 墨香迎新年——呂思勉故居館藏精品對聯(lián)展”，召開《呂思勉陳展提升方案》專家論證會，以及“人類的祥瑞”——呂思勉生平臨展等活動。馮館長表示，紀念館作為社會大眾交流思想、共享知識的平臺，期待與華東師范大學相關(guān)院系以學術(shù)講座、會議研討等形式繼續(xù)加強合作，共同弘揚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遺產(chǎn)。

新書發(fā)布活動由歷史學系黨委副書記王應憲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呂健、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袁筱一、歷史學系黨委書記瞿駿和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共同為《呂思勉手稿珍本叢刊》新書揭幕。呂健社長代表出版單位向上海社會科學館、常州三杰紀念館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贈書，楊翼然老師、馮昕副館長、袁筱一院長分別代表受贈單位接受贈書。

開幕式上，歷史學系第五屆“思勉班”開班儀式同期舉行。開班儀式由歷史學系副系主任李曄夢主持。謝國榮、趙崧杰、王燕和葛君四位老師擔任第五屆“思勉班”導師組，十五位同學入選。第五屆“思勉班”導師組組長謝國榮教授在致辭中表達了 “思勉班”同學的四點要求：要有追求上乘學問境界的目標，向大師看齊，向典范學習；要做好學術(shù)規(guī)劃，以學術(shù)為志業(yè)，不懈怠，持之以恒；要多讀書、讀好書；要從世界看中國，立足中國研究世界；要以讀書筆記養(yǎng)成勤寫作的習慣。謝老師期待“思勉班”同學以開闊的學術(shù)視野、寬厚的史學基礎(chǔ)，養(yǎng)成具備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的素養(yǎng)。

歷史學系第一屆“思勉班”班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夏敬淳同學作為學生代表，分享了在“思勉班”的學習體會：首先是“通識”。“觀其會通”是呂思勉先生治學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思勉班”學習中，“史海新舟：跨學科講堂”、歷史地理聯(lián)合考察活動、“精讀精研”類課程都貫穿了“通識”理念。其次是“傳承”。在日常學習中，需要近距離地向老師學習，積極向老師請益，方能有所提高。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責任”?！八济惆唷钡膶W生應當主動承擔起傳承“思勉人文學術(shù)”精神的責任，在學業(yè)上勤奮耕耘，志存高遠；在生活中嚴于律己、不斷反求諸己。

第五屆“思勉班”童楊帥同學作為學生代表發(fā)言，分享了對“思勉班”的認識和對未來的期待。童同學表示加入以呂思勉先生之名冠名的集體，是一種榮幸和榮耀，同時更是一種責任和壓力。如果要對“思勉班”的建班精神做一個概括，那么就是“觀其會通”四字，這是前輩學者始終遵循、堅持的為學精神和治史軌跡，也和當前我們的基礎(chǔ)學科拔尖人才培養(yǎng)以及跨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不謀而合?！八济惆唷钡耐瑢W將以實際行動，將這一精神傳承下去，“稱己任”而達“思勉班”之名與實。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張耕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李文杰教授，分別主持紀念呂思勉先生誕辰14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上、下半場。與會學者圍繞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治學風格和史學傳承展開交流討論。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指出呂思勉先生學術(shù)的重要意義在于對中國文化發(fā)展方向的影響。當前我們越來越重視研究、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傳統(tǒng)文化的重點為儒家而非法家，呂思勉先生顯然代表了儒家的思想。先生在治學上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博大精深的“會通”，即將所有文獻涵養(yǎng)于個人思想內(nèi)自然地流露。與此相對，另一歷史學風格，以陳寅恪先生為代表的博大精深地“考據(jù)”，兩種方法值得今人學習，同時也要注意其局限性。相較于崇仰考據(jù)的專深之學，呂思勉先生的“會通”風格有很大啟發(fā)價值。姚老師認為，從事中國史教學的老師應當通讀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著作，在授課時可以借助現(xiàn)代教學技術(shù)展示其間的關(guān)鍵材料、指示重要結(jié)論，如此則學生不僅可以聆聽老師的授課，也可以從中感受到呂思勉先生等史學大師對于歷史的體悟和見解。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強教授認為，中國文化兩千年綿延不絕，是由每個時代的一代之學段段綿延而來，由各個時段的典范人物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呂思勉、陳寅恪、錢穆等即是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的典范人物。其時正值古今中西天翻地覆、中華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些典范人物之所以產(chǎn)生如此重要的影響，在于其具有自主、自立的特質(zhì)。陳寅恪具有精神上的貴族氣，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敢于不合時宜，也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錢穆則在中華文化氣息奄奄之時不止不休地闡述中華文化的光明和價值，其對文化的重視，代表著中國讀書人對西化和反傳統(tǒng)潮流的反應。相較之下，呂思勉先生更加從容、通達、安定、寬容。呂思勉先生的研究注重歷史事實和能說明歷史事實的理論，他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很早就能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時，呂思勉先生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注重研究關(guān)乎大多數(shù)人口衣食住行的社會經(jīng)濟史，并首先將之編入通史中，改變了傳統(tǒng)中國歷史的寫法。呂思勉先生久居南方，且不與要人通信，一生治學如孤燈堅守，但他仍是公認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史的大師，其學術(shù)價值不會被歲月磨平。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虞云國教授從幾天前在華師大所作題為“呂思勉史學的當代意義”的講座說起。虞老師講到，呂思勉史學對當代社會、當代學術(shù)、當代史學以及當代歷史教學均有重要意義，尤其對當代中國、社會和未來人類前途非常重要。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都是重要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存在。將呂思勉先生作為巨大文化現(xiàn)象宣傳的工作已經(jīng)做了很多，但仍然有可進一步推進的空間。例如，呂思勉先生手稿中的大量私稿、日記、來往書信等資料，都是宣傳呂思勉文化現(xiàn)象、將其作為文化坐標弘揚的重要材料，既可以讓讀者更有親切感，又能讓研究者讀到更多東西。此外，呂思勉先生的其他手稿也應該抓緊推出，弘揚他作為史學大師的文化形象。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嚴耀中教授回顧了呂思勉先生對其學術(shù)研究的影響。嚴老師同樣提到了呂思勉先生“通古今之變”的學術(shù)特點，雖然常常引用大段史料，但史料后的評論視野很廣，極有啟發(fā)性。比如呂思勉先生認為魏晉之學并非道家之學的觀點，對其思想形成影響很深。魏晉之學和理學、經(jīng)學一樣，只是儒家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種形態(tài)。如不能將宋明理學說成新佛學一般，也不能因魏晉之學多引用老莊的觀點而認為其屬于道家思想。呂思勉先生曾說：儒學分為兩派，一派是理論的，一派是務實的；南方的儒學是理論的，北方的儒學是經(jīng)世的。嚴老師從中獲得啟發(fā)，認為魏晉時期玄學對儒學的貢獻正在于使儒學從“荀子之學”轉(zhuǎn)向“孟子之學”，轉(zhuǎn)折點就在魏晉六朝時期。

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歷史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周靖老師著重講述了呂思勉先生的著作和上海中學歷史教育的關(guān)聯(lián)。周老師講到，曾由華東師大教育集團牽頭、上海市歷史學會和上海市所有市級、區(qū)級中學歷史教育培訓基地共同舉辦一場中學歷史教師閱讀呂思勉先生著作的讀書會，張耕華教授為讀書會設計了“緒論：史學和教學的關(guān)系”“呂思勉上古思想和教學啟示”“如何認識王朝的治理得失”“如何評價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遷”等專題。參加讀書會的三十四位中學歷史教師，目前獲評上海市級特級教師2人、市級正高職稱5人、市級四有好老師1人、市基地主持人1名、市考試院命題專家6人，數(shù)位老師獲得區(qū)級教學榮譽，承擔學校的教學管理工作?？梢哉f，從呂氏著作中成長起來的老師在教學領(lǐng)域得到了很好的發(fā)展，也有老師在《歷史教學問題》發(fā)表有關(guān)呂思勉著作和中學歷史教育的論文。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成為了一門師訓課程，成為了中學歷史教學的基礎(chǔ)讀本，更是成就了一批優(yōu)秀的中學歷史教師。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周武研究員將呂思勉先生的治學特點概括為三個字：第一是“博”，呂思勉先生于學無所不窺，不僅博涉經(jīng)史子集，對現(xiàn)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亦有極濃厚的興趣。他雖以史學名家，但其學問并不限于史學，在經(jīng)學、文字學、文學、哲學、倫理學、地理學，甚至醫(yī)學等眾多領(lǐng)域，亦各有重要建樹，如他寫作的醫(yī)學專書《醫(yī)籍知津》，即被奉為經(jīng)典，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的史學以中國史為依歸，卻放眼世界，對世界各國的史事亦做過不少札錄，現(xiàn)存尚有“世界史前史”、“世界史札錄”等。博代表學問的寬度，沒有寬度，也不可能有深度，先生之學為人所不及，正在于他是建立在廣博之上的。所以，譚其驤先生說：“近世承學之士，能如先生之于書幾無所不讀，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jīng)、子、集三部。述作累數(shù)百萬言，淹博而多所創(chuàng)獲者，吾未聞有第二人?！钡诙€字是“通”。呂先生治史以“觀其會通”為旨趣，他先后完成的兩部通古今之變的中國通史，以及從先秦至隋唐五代的四部斷代史，即是他畢生苦心孤詣“觀其會通”的具體實踐。多年前我專訪孔飛力教授時，他曾說，中國歷史太浩瀚，一個歷史學家能讀通其中一兩百年的歷史就已不容易了，要讀通從古至今的歷史是很難想象的，編一部溝通古今的教材或許可以，要寫一部貫通古今的著作則幾乎是不可能的?？紫壬f的是通古今之變的不易，其實，呂先生自己也曾一再感嘆“讀書之人百，通者無一焉”，但正因為難，往時罕見，今也無有，呂先生以一己之力會通古今之變，成就呂著中國通史典范，“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就尤為難得。第三個字是“神”。呂著中國通史以“理亂興亡”和“典章制度”為主軸，不僅勾勒出中國“社會整體及其變遷”的歷史脈絡，而且即事而深求其所以然之理，事理不違，非常傳神地寫照了中國大歷史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和獨具神韻。因為博通，所以傳神。他的通史中，神思妙解，甚至是石破天驚之論，隨處可見，這是一種很難企及的境界。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沈潔研究員著重從呂思勉先生身歷的近代史和書寫的近代史出發(fā)，講述了呂思勉先生的治學特點。沈老師認為，呂思勉先生的古代史研究注重治亂興亡、典章制度，而近代史研究則注重戰(zhàn)爭和外交，其中差別體現(xiàn)了呂思勉先生的抱負和關(guān)懷。呂思勉先生的近代史不只是在寫史，而是在寫他的親故友朋的經(jīng)歷，寫他艱苦和激憤的感受，從中可以看到歷史學家背后的深情。沈老師將呂思勉先生稱為“不斷趨新的保守主義者”。盡管呂思勉先生常被視為保守主義的代表，但將其放在文化遺民的角度看待，又是不斷趨新的。例如，呂思勉先生在文章《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中概括檢討了晚清以后的風氣變遷，認為晚清的譯書、出版雖然魚龍混雜，但一時風起云涌，使社會耳目一新，一方面稱贊他們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新紀元，同時又批評他們魚龍混雜。講整理國故運動時，一方面肯定整理國故是對歐化的因應，同時也批評他們以古拒新。又如，在《蔡孑民論》中，呂思勉先生在康有為被新青年大力批判時肯定了康有為的成就和貢獻。這都體現(xiàn)了呂思勉先生在學問中摒棄個人情感好惡，在大視野下不偏不倚，在趨新中維持保守主義的立場。呂思勉先生認為學術(shù)是國家興衰的根源，越在時局艱困之時，學人研究的問題越應接近根本，這啟示我們學人在時代中應該擔負什么責任呂思勉先生的作品可以不朽，也正因為他不僅有智性，還帶有情感而又超越了情感。

復旦大學中文系楊焄教授結(jié)合個人閱讀經(jīng)歷談到了呂思勉先生的治學方法對其的啟示。楊老師回憶稱最早在本科學習期間閱讀了呂思勉先生的《經(jīng)子解題》，此后廣泛地搜集先生的著作來閱讀。在張耕華教授整理出版《呂思勉文集》后，又對其進行了系統(tǒng)地閱讀，其中很多關(guān)于文學的精辟觀點，很受裨益。作為史學家在文學上有如此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令人敬佩。楊老師還講到，呂思勉先生在《從我學習歷史的經(jīng)過說到現(xiàn)在學習歷史的方法》一文，特別強調(diào)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于治學的重要價值：“蘇常一帶讀書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系于其初能讀書時，使其閱《四庫全書書目提要》一過。使其知天下共有學問若干種？每種的源流派別如何？重要的書共有幾部？實不啻于讀書之前，使其泛覽一部學術(shù)史，于治學頗有裨益”。呂思勉先生的學問呈現(xiàn)出廣博的特征，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從傳統(tǒng)目錄學入手，于治學之初已有通盤的宏觀把握。

上海大學文學院王培軍教授講到，呂思勉先生雖被公認為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的四大家之一，與南北二陳及其學生錢穆并稱，但實際上，二陳是一派，呂錢是一派，二陳是當時學術(shù)的主流，在學術(shù)中心，是新考證學，而呂思勉先生和錢穆則是舊派，是代表傳統(tǒng)學問的史家，在當時實較邊緣。錢穆尚努力要躋身于主流，要“預流”，呂思勉先生則始終甘于淡泊，“不動心”。呂思勉先生的治史，其實是治通史的做法，他所著的幾部斷代史，也是通史中的斷代史，其氣脈是通貫的。反之，后來學者所做的通史，其實是斷代史累疊成的通史，其本質(zhì)是加在一起的斷代史。呂思勉先生一生通讀二十四史多遍，其胸中自有一部全史，就史學功力而言，這在近三四百年中，也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呂思勉先生對歷史的看法，是基于這樣的一個整體的把握，而不是局部的考證。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眼光，有時具有驚人的穿透力，歷史中的事件、人物，經(jīng)他的巨眼一照，真能“撥開迷霧”、“如見肺肝”。呂思勉先生對經(jīng)學、文學也都有湛深的修養(yǎng)、高明的見解，在四大家中也無人可比。王老師還比較了呂思勉先生和錢鍾書先生的治學風格。二人雖一文一史，在精神上卻有共通處，都是屬于通人，他們都注重學問的博和通，都是遍覽典籍的功力深厚的人。但錢鐘書先生讀史不關(guān)注典章制度，只關(guān)注典故、文辭、歷史人物和事件，而呂思勉先生則包羅萬有，舉凡職官、地理、兵刑、賦稅、食貨、水利、交通等等，歷史的一切門類，皆在其注意中；錢先生主要關(guān)注文學領(lǐng)域，而呂思勉先生的學問興趣則更為博雜、廣闊。這也體現(xiàn)了呂思勉先生治學的精神和學術(shù)的價值。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牟發(fā)松教授講述了呂思勉先生和唐長孺先生的交往。唐長孺先生在歷史研究方面受到陳寅恪、呂思勉兩位先生的影響。唐先生對于陳先生以“講堂著籍恨無緣”的“教外別傳”自稱，對于呂思勉先生則終身尊以為師，自稱“受業(yè)”弟子。唐先生1947年在致呂思勉先生的信中說：“又我?guī)煼Q謂太謙。生致力史學，實由《白話本國史》之啟迪；濫竽大庠，亦由我?guī)熤釘y。抗戰(zhàn)之前，私淑者累年；抗戰(zhàn)以后，承教者復多。心悅誠服，但冀勿加鄙棄，稱謂之間，齒之弟子之列，實為厚幸。”唐先生曾在光華大學附中旁聽呂思勉先生史學通論課獲得史學啟迪，后來又經(jīng)呂思勉先生舉薦受聘為光華大學歷史系教師，講授斷代史。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唐先生離滬任教于湖南國立師范學院史地系也得到呂思勉先生的介紹。唐先生在漢魏南北朝史、遼金元史領(lǐng)域的學術(shù)研究均受到呂思勉先生的影響，呂思勉先生大中見小、綱舉目張的治學風格對唐先生影響尤深。1957年8月26日，唐先生回滬時專程看望了呂思勉先生。同年10月9日，呂思勉先生遂歸道山。1987年常州呂思勉故居博物館開館，唐先生作詩表達對恩師的感恩懷念：“夫子今長往，開編題拂存。滄波涵德量，學海接微言。故居遺書在，名山一老尊。升堂吾豈敢，白首愧師門。誠之師故居開幕志慶 受業(yè)唐長孺?！?/p>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胡逢祥教授指出，呂思勉先生印象第一是“獨立”。與之同一時期的其他學者，如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處于一種集團性的“學群”，而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則非常獨立，很難將其歸到某一學術(shù)流派中。第二是“堅定”。即使在戰(zhàn)爭年代，呂思勉先生仍能取得非常多學術(shù)成就，正在于其在學術(shù)上有非常強的定力，始終堅定自己的學術(shù)理想，不因社會和外界潮流而變動，依自己的計劃不斷推進。呂思勉先生的為學精神，對于我們今天應對浮躁學風極具啟示價值。胡老師特別期盼我們的“思勉班”的同學，在專業(yè)學習中尤其保持這份學術(shù)的“堅定”精神。歷史學的治學路徑多元而復雜，同學們應當關(guān)注各家的長處。在史學研究中，以材料為基礎(chǔ)，同時運用思辨能力進行分析闡述，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學術(shù)訓練的研究者，應當以海納百川的胸懷來思考、研究復雜的人類社會歷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總編胡文波講述了《呂思勉手稿珍本叢刊》出版過程，最初看到這批手稿的第一反應是嘆為觀止，驚嘆于呂思勉先生所留下的體量龐大且分類明晰的手稿，每個專題多從三代延伸至近現(xiàn)代，是為呂思勉先生治學通貫的直接反映。呂翼仁、李永圻、張耕華等先生精心保存手稿令人敬佩不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組織力量掃描手稿之后，為如何向讀者呈現(xiàn)這批手稿做了很多思考和嘗試，考慮到呂著通史后兩部宋遼金元和明清史未能完稿，先推出了《宋遼金元明史札錄》；繼而選取呂思勉先生論中國古代史的札錄，分門別類，影印出版，以供學術(shù)界參考。展望未來計劃，上海古籍出版社計劃繼續(xù)推出手稿的其他部分，并著手準備相關(guān)的數(shù)字化工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編輯王婧婭表示，與民國四大家的其他三位相比，呂思勉先生作為巨大文化存在和重要學術(shù)遺產(chǎn)，宣傳和推廣工作還有很大的推進空間。三聯(lián)書店今年計劃出版的“名家伴讀經(jīng)典”叢書，即邀請了張耕華教授為讀者伴讀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本次伴讀的最大特色是“以呂注呂”。這一特色的成功實踐，一是由于呂思勉先生為不同層次的讀者、就不同的主題，寫過詳略、深淺各不相同的多種作品，其內(nèi)容可互為補充；二則依托于張耕華教授本人對呂思勉先生的所有著作爛熟于胸，可信手拈來。在全集、年譜長編、影印手稿陸續(xù)面世的基礎(chǔ)上，作為一家非古籍專業(yè)的出版社，三聯(lián)書店也希望能夠在推廣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上略盡綿薄之力。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周健副教授談到，今天我們對呂思勉先生學術(shù)思想的價值已有了越來越充分的認識，但正如張耕華教授所指出的，不應忘記的是，1957年呂思勉先生去世后的很長時間里，他的學說即便在華東師范大學都“消失”了，直到21世紀初才真正地回到應有的位置。以此為例，20世紀學術(shù)史中主動、被動的中斷，以及延續(xù)與翻新，是很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另外，從會議主辦方贈送的手稿本《中國史籍讀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呂思勉先生對舊史之弊以及如何從舊史讀出新意，有著清楚的示范。比如他指出，舊史的《食貨志》《百官志》自有其局限，但以新的眼光來看，亦可發(fā)現(xiàn)新問題。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當下處理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問題，仍應思考如何將食貨志傳統(tǒng)與社會科學理論有機結(jié)合，以便形成具有真正解釋力的學說。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趙思淵教授講到，自己對“思勉”有兩重不同感情：其一是在王家范先生的影響下一直從呂思勉先生的通史教學、著述中汲取營養(yǎng)，學習通史的教法與寫法。其二自己是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第一屆學生，“思勉”是自己的學緣所在。自己在工作后主要從事通史教學，呂思勉先生的《白話本國史》是主要的參考資料。教學過程中，更能夠感到呂思勉先生在剪裁史料與敘論史事方面之眼光獨到、視野開闊。家范師反復提及，呂思勉先生是梁任公“新史學”理念的實踐者，他能夠?qū)⒅袊鴤鹘y(tǒng)史學脈絡之內(nèi)的議題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史學問題，令“新史學”落地。例如他將“典章制度”與“治亂興亡”兩個敘史傳統(tǒng)轉(zhuǎn)換說法，稱為“靜的史實”與“動的史實”，讀史料的眼光面貌一新。這其實與后來社會史研究中“結(jié)構(gòu)過程”的分析方法也有相通之處。呂思勉先生更為張大“新史學”之處則在于他強調(diào)史學之意義不能局限于傳統(tǒng)史家的“前車之鑒”“以史為鏡”之說，史學應是探究人類社會之沿革，擴充個人對于世界之經(jīng)驗的學問?，F(xiàn)代歷史學研究的“用處”應落腳于何處，呂思勉先生提供了一個范本。

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周保明老師分享了閱讀呂思勉先生著述的體會：呂思勉先生的學術(shù)傳統(tǒng)能在多年后仍然延續(xù)，張耕華教授數(shù)十年對先生著述整理、研究之功不可沒，我們在傳承先生文脈上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今人所說的“近代”對于呂思勉先生而言是其身處的“當代”，呂思勉先生對于時局多有精彩論斷，論著反映出是先生濃厚的家國情懷，同時啟示我們在深入大而通的歷史時也應當關(guān)懷現(xiàn)實。呂思勉先生是純粹的學者的典范，不論身處何種外在環(huán)境的變動，始終堅持治學，筆耕不輟，留給我們?nèi)绱素S富的學術(shù)遺產(chǎn)，令人欽佩。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進鋒教授分享了呂思勉先生對自己的啟發(fā)。在研究方法上，呂思勉先生的“匯通”啟示歷史研究者不能為求其深，而失其真。此外，王老師講到，呂思勉先生作為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輩，對現(xiàn)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老師、學子提供了五點參考：第一是呂思勉先生驚人的勤奮程度。呂思勉先生目前有1200萬字的著作出版，假設其從20歲開始工作，到其70多歲去世，那么每天要完成637字的寫作，要學習、發(fā)揚呂思勉先生恒的精神。第二是呂思勉先生的堅持。呂思勉先生的生活并非一帆風順，他經(jīng)歷了上海孤島時期，甚至有工資發(fā)不出來的情況，其生活的艱難狀況比現(xiàn)在的歷史研究者更甚。但呂思勉先生仍然能在社會動亂中保持對學術(shù)的堅持，要學習他心境的平靜和對事業(yè)的堅持。第三是呂思勉先生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這也是其文章能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原因。要學習這種現(xiàn)實關(guān)懷，要深刻地觀察社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平靜的文字展現(xiàn)出來。第四是揚長避短。呂思勉先生的學歷比不上胡適，交際能力比不上顧頡剛，但呂思勉先生的恒心更勝于其他人，把長處發(fā)揮到極致才能做出卓越的成就。第五是培養(yǎng)弟子。培養(yǎng)學生是長期的工作，有助于學術(shù)脈絡的延續(xù)和傳承。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應憲副教授講到，呂思勉先生是討論中國現(xiàn)代史學繞不開的一位歷史學家。梁啟超20世紀初批判傳統(tǒng)史學積弊，發(fā)起史界革命，而在新史學的整體建設上為功不多，呂思勉先生可以說是新史學理念的踐行者，王家范先生曾撰文指出呂思勉先生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新史學”事業(yè)。呂思勉先生主張用新方法整理舊史學，和朱希祖在北大提倡的以歐美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有著共通性。翻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古代史札錄》，可以讓我們更為真切地感受到呂思勉先生的治學方法和路徑，而札錄中存留的大量讀報資料，也可以看出呂思勉先生對于世界大勢和民生時事的關(guān)注。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裘陳江老師回憶了自己從本科階段到工作后閱讀呂思勉先生著作的經(jīng)歷，將呂思勉先生的治學風格概括為“平實從容”?；仡檯嗡济阆壬囊簧?jīng)歷豐富，治學多獨斷之見。但在學術(shù)作品的展示上，他始終保持嚴謹?shù)膽B(tài)度，文字表達克制。在治學方法上，呂思勉先生也有平實從容的特點。呂思勉先生從不將自己的治學方法藏起來，而且多次演講撰文談如何治學。如在講怎樣通讀二十四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閱讀時，可見其恒、專的治學品質(zhì)，非常值得當下的學者學習，要真正做到靜下心來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