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盧鋒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全面總結2023年經濟工作，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全面部署了2024年經濟工作。

此次會議傳遞出了哪些重要信息和政策信號？較之前的會議，有哪些新重點、新提法？新部署新要求將如何發(fā)揮作用？推動中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還需要哪些具體政策措施？

11月13日，澎湃新聞（m.school126.cn）記者就上述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盧鋒。他指出，相比于往年習慣高度概括困難和問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困難和問題的表述更加具體，這說明中央層面對當前經濟形勢與挑戰(zhàn)是有共識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將出臺更有針對性的方針和政策。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申了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并將非經濟性政策也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說明未來對行業(yè)的監(jiān)管政策會趨于更加溫和，更加常態(tài)化。

此外，盧鋒還分析稱，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還有潛力，仍有政策空間。房地產“三條紅線”可能很難放棄或者直接宣布取消，而會在實際執(zhí)行中采取一些變通的方式來減小“三條紅線”對房地產企業(yè)的沖擊。對于促消費，他建議財政政策應加力轉移收入的支持，同時也要盡量讓宏觀經濟增長更穩(wěn)健，推動就業(yè)、居民收入等方面實現增長。

以下為采訪實錄：

宏觀經濟“供強需弱”，中央對困難挑戰(zhàn)有共識

澎湃新聞：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告中，您看到了哪些亮點？讓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盧鋒：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對當前經濟形勢以及明年經濟工作原則進行定調。今年是后疫情時期的第一年，經濟恢復性增長如期而至，但從宏觀指標看，經濟復蘇的強勁程度和內生增長動力似乎并沒有達到預期。去年這個時候，很多人預計2023年中國的GDP增速或會達到6%，而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是5.2%，從高頻數據看，宏觀增長不夠強勁。

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特點可以用“供強需弱”四個字來概括，這種情況并不是今年一年的特點，也不止是疫情以來，至少從2018年就開始了，至今已持續(xù)了六年。

可以發(fā)現，相比于往年習慣高度概括困難和問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困難和問題的表述更加具體，包括了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huán)存在堵點，外部環(huán)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等，這說明中央層面對當前經濟形勢與挑戰(zhàn)是有共識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將出臺更有針對性的方針和政策。

會議要求，明年要堅持穩(wěn)中求進、以進促穩(wěn)、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wěn)預期、穩(wěn)增長、穩(wěn)就業(yè)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wěn)中向好的基礎。其中“以進促穩(wěn)”是在強調要進一步推動經濟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界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經濟運行就像騎自行車，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平穩(wěn)運行”。而“先立后破”則指出了解決中國當下問題需要先有替代方案，要注意一些過于急迫的政策可能帶來意料之外的影響。

會議還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yè)、產業(yè)、區(qū)域、科技、環(huán)保等政策協(xié)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tǒng)籌，確保同向發(fā)力、形成合力。

長期以來，國家在制定重大政策的時候，都會評估政策是否可能導致宏觀領域出現哪些問題，避免重大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而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這個極為特殊的窗口期中，在對房地產、互聯網、教培等行業(yè)進行調整的過程中，沒有特別強調對宏觀政策一致性的評估。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申了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并將非經濟性政策也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說明未來對行業(yè)出臺重大監(jiān)管政策會更重視審慎，下一步會努力朝常態(tài)化方向調整。

澎湃新聞：當前，很多國外市場機構相繼發(fā)布了對中國明年經濟增速的預期，摩根士丹利給出的預測是4.2%，世界銀行和瑞銀是4.4%，IMF是4.6%。您對此怎么看？

盧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明年要堅持“穩(wěn)中求進”“以進促穩(wěn)”，但怎么理解這個“進”？能實現什么程度的增長？什么又是合理的增長速度？關于這個問題當前還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

經濟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合理的增長速度要盡量達到潛在增長率，但潛在增長率往往是一個數值區(qū)間，目前業(yè)界基本認為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是在5%至6%左右。從我國供給端產業(yè)升級和演進活力角度看，目前仍具有6%上下的潛在增長率。

從這些年來的實際情況，以及當前宏觀經濟的形勢特點來說，對明年的經濟增速可能并不能太過樂觀，我認為能到5%左右就不錯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只能增長這么快。

需要看到，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依然客觀存在，近幾年經濟表現在需求側呈現偏弱態(tài)勢，此外還有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監(jiān)管政策也需要消化期等等，綜合這些因素看，國外市場機構給出的預測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還有潛力，仍有政策空間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政策做了哪些部署？您怎么看宏觀政策將如何顯效發(fā)力？還有政策空間么？

盧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九方面的政策應對，我覺得還是符合預期的，特別是關于宏觀政策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有積極的表述，這兩個方面也很有潛力，特別是財政政策。

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要用好財政政策空間，提高資金效益和政策效果。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zhàn)略任務財力保障。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作資本金范圍。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chuàng)新和制造業(yè)發(fā)展。增強財政可持續(xù)性，兜牢基層“三?！钡拙€。嚴控一般性支出。

從今年前十個月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支情況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速顯著高于支出增速。與此同時，由于房地產市場調整，導致了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大幅下降。這些顯示落實積極財政政策方針其實面臨不少困難，也可以說實際上未能真正落地。我認為在總量上財政政策還需要更加積極，在結構上可以更多去支持受疫情影響比較大的領域，比如加強對家庭部門的支持。

我認為當前財政政策還是有空間的，需要加大力度。但有些人又會認為加大財政政策力度可能會引發(fā)債務率上升危機?？紤]使用結轉結余、預算穩(wěn)定調節(jié)基金、專項債后的實際赤字率確實早已突破3%，2020-2022年分別達到10.9%、6.9%和7.7%；考慮到準財政活動的債務融資后，廣義財政赤字率可能會更高。但中國公共財政的脆弱性并不是主要就是經濟體里面最高的，與此同時也要考慮有些財政政策有沒有必要用，什么時候用，能否起到比較好的效果。

會議提出，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社會融資規(guī)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發(fā)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盤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chuàng)新、綠色轉型、普惠小微、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wěn)中有降。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wěn)定。

我國貨幣政策實施特點表現為，在總量和結構性政策工具中較為重視采用結構性工具，在價格和數量性干預手段中主要采用數量性手段。貨幣政策更加重視市場經濟規(guī)律，或需更充分利用總量工具和價格手段尤其是利率工具。我覺得明年在貨幣政策領域或許會有一些新的機會，當前美國通脹回落快于預期，從最新的數據看，美聯儲的利率政策可能穩(wěn)中有降。這樣對于中國央行在貨幣政策中降息、降準或者使用公開市場操作都會提供較大空間。

或會采取變通方式減小“三條紅線”對房企的沖擊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到要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yè)的合理融資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三條紅線”自此放開？對房地產領域的調整已經結束了么？下一步您怎么看房地產行業(yè)發(fā)展走勢？

盧鋒：房地產領域的問題也是非常急迫需要解決的關鍵。2020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三條紅線”，在2022年就已經開始有了調整，我相信這個調整力度會越來越大。對于“三條紅線”，我個人覺得官方可能很難表示放棄或者直接宣布取消，而是會在實際執(zhí)行中采取一些變通的方式來減小“三條紅線”對房地產企業(yè)的沖擊，這個還是很有余地的，比如一些定向的資金支持，比如對面臨危機的房地產企業(yè)是否給予救助等。

與此同時，會議也要求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同過去棚戶區(qū)改造、經濟適用房建設一樣，對保障房加大投資力度同樣也可能面臨一些困難，但如果中央政府愿意出錢，通過一些融資渠道與地方政府形成合作，這也將對房地產市場起到一定的支撐作用。

此外，我也希望能夠趁著當前機會，對普通商品房過去供給側的一些管制進行改革和調整，比如容積率的管制、70/90比例的管制等等。這些管制措施推出時都有一定的考慮，但實際上對于城市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也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影響，在這方面也可以有更多期待。

宏觀經濟疲弱對青年人的沖擊甚至超過對整體影響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更加突出就業(yè)優(yōu)先導向，確保重點群體就業(yè)穩(wěn)定。您怎么看青年人失業(yè)率高企這個問題？

盧鋒：近幾年，宏觀經濟增長形勢波動導致勞動力市場包括失業(yè)率等指標變化，邏輯上與經濟學所謂奧肯定律存在聯系。奧肯定律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周期波動中經濟增長率和失業(yè)率之間的經驗關系，這個理論關系在不同國家、或特定國家不同發(fā)展階段有不同經驗表現。例如當實際GDP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下降2%時，失業(yè)率可能上升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于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yè)率下降大約1%。

疫情期我國經濟環(huán)境變動比較集中體現上述關系。近年就業(yè)領域的主要指標，無論是城鎮(zhèn)調查失業(yè)率，還是勞動力轉移人口、農民工新增就業(yè)，其數據的波動都跟宏觀經濟表現出顯著聯系。疫情流行沖擊宏觀經濟并影響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一個觀察宏觀經濟漲落導致就業(yè)形勢變動的經驗案例。

而由于宏觀經濟不及預期以及背后一些結構性原因，導致了勞動力市場面臨的困難更多體現在青年人就業(yè)方面。受到疫情沖擊最大的，從區(qū)域上看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從行業(yè)上看是服務業(yè)，這兩方面相互聯系非常緊密。很多年輕人前往一線城市工作，更多從事服務業(yè)領域的工作，因此受到疫情沖擊影響最大的就是青年人。

這也與青年人在勞動力市場所呈現出來的特點相關，一旦經濟形勢不好，企業(yè)本能地就會收縮擴張計劃，招工會更加謹慎，而如果涉及裁員，則會裁掉那些還沒有融入團隊、經驗不足的青年人，這些就是青年就業(yè)的摩擦因素。

需求一旦不足，青年人受影響最大。所以要改善就業(yè)形勢必須改善宏觀經濟狀況，這就好比一條河流灌溉農田，上游的水量要充足，才能夠完整覆蓋下游，如果總量不足、力度不夠，下游還是沒有水。年輕人就處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下游，年輕人可能受到的影響甚至會超出宏觀經濟相對疲弱的整體影響，并不完全是成比例的。

財政政策或應加力轉移支持促消費

澎湃新聞：激發(fā)消費潛能還會有什么新招？您認為政策層面可能會有怎樣的部署？

盧鋒：當前談總需求不足要區(qū)分是內需還是外需。過去幾年里，我國的貿易順差總體大幅增加，今年在發(fā)生變化然而及后續(xù)可能會出現一些變化，總體看當前需求不足主要還是指內需不足，也就是投資與消費不足。

會議指出，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要激發(fā)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xù)擴大，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大力發(fā)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穩(wěn)定和擴大傳統(tǒng)消費，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增加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優(yōu)化消費環(huán)境。要以提高技術、能耗、排放等標準為牽引，推動大規(guī)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發(fā)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jié)能減排降碳，培育發(fā)展新動能。完善投融資機制，實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新機制，支持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建設。

當前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還面臨一些阻礙，今年消費確實在復蘇，但恢復的程度與速度還不夠，比如今年國內旅游預計恢復至疫情前九成。

與此同時，疫情對消費的限制并沒有隨著疫情結束而立刻完全消除，還存在一些滯后性的影響。特別是資產價格下降導致財富縮水，居民就會傾向更多儲蓄。

促消費的政策已經有很多了，在我看來還是應當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有一些轉移收入的支持，同時也要盡量讓宏觀經濟增長更穩(wěn)健，這樣會推動就業(yè)、居民收入等方面實現增長。此外，今后也可能會在消費品領域給予一定的直接補貼，這也是促消費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