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女性發(fā)聲控訴性騷擾的#MeToo運動在韓國蓬勃發(fā)展，從檢察官徐智賢公開指控前司法部官員性騷擾，到熱門總統(tǒng)候選人安熙正被指控強奸，再到梨花女大學生手持閃光燈抗議學校教授性騷擾學生，韓國婦女運動不僅發(fā)展迅速，而且收獲不少重要成果。不過，這些運動之所以能夠帶來碩果，并非一朝之間所得，與韓國婦女運動長期耕耘斗爭密不可分。回顧婦女運動在韓國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可以觀察韓國婦女運動從一開始缺乏性別視角從屬于其他更大的社會議題，到后來形成女性身份認同，再到深入關注與女性密切相關的性暴力問題。從這一線索來看，當下以性騷擾為中心的運動可以說是韓國婦女運動史一脈相承的進一步發(fā)展。以婦女團體如何一步一步向性別平等目標奮進，來觀察韓國婦女運動，也可以讓我們學習和借鑒推進性別平等的經(jīng)驗。

1970年前的婦女運動：婦女團體的出現(xiàn)

早期韓國婦女運動可以從朝鮮王朝末期大韓帝國期間算起，始于當時興起為爭取女性教育的婦女組織。這些婦女組織通過向女性提供正式教育去反對限制女性的官方儒家意識形態(tài)，爭取社會文化的現(xiàn)代化。在后來的日占時期，解放運動的女性領導人以及之后的新女性，大多受教育于這些女子學校。

1899年平壤社建立女子教育機構

日占時期，婦女運動有所發(fā)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工業(yè)革命在日本迅速發(fā)展，大量紡織公司遷移到朝鮮半島，使紡織工業(yè)蓬勃起來。紡織業(yè)的發(fā)展需要廉價勞動力，特別是廉價女性勞動力。所以，大量女性從農(nóng)村轉移到工業(yè)所在地。于是，為工廠女性爭取權益的婦女團體開始形成，并且通過組織頻繁的罷工來對抗殖民地工人所受的壓迫，包括反對當時女工的低薪、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等，甚至對抗當時男性工廠管理者對女工人的性騷擾。

不過，盡管這時期的婦女運動主要關注女工的情況，但運動的目標并沒有明確與性別議題相關，或者說，即便有，性別議題也并不明顯，而是從屬于當時被認為更大的社會運動議題：民族獨立。參與運動的女性積極投身到反抗日本殖民地統(tǒng)治的民族獨立運動之中，可以說，此時婦女運動更重視將女性的身份看做民族身份的一部分。

1919年抗議日本殖民統(tǒng)治

朝鮮戰(zhàn)爭之后，婦女團體出現(xiàn)分化，被看作保守派的婦女團體開始出現(xiàn)，而且大多隸屬于李承晚政府下的“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Korea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這些婦女團體大多由社會上層女性組成，包括商界和專業(yè)女性。盡管以“提高女性地位”為目標，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強調建設健康生活等目標，忽視大部分女性議題，對女性實質性的平等和權利沒有特別貢獻。例如，當時韓國的家庭法實行戶主制（???， Hoju-je/family registry system），規(guī)定在戶籍系統(tǒng)中只有男性才能登記成為家庭戶主，并且家庭戶主只由長子繼承，所以遺產(chǎn)通過男性一脈傳遞。女性，尤其是社會下層女性，在這種戶主制下深受壓迫，不僅經(jīng)濟上必須依賴于作為戶主的男性，地位上也從屬于男性，甚至萬一離婚，法律規(guī)定子女必須歸屬男方。這個最核心的制度性不平等問題并不在與政府合謀的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視野之中。事實上，僅有少數(shù)的女性團體在威權政府的壓制下關注此問題，其中包括韓國首位女性律師李兌榮（???，Lee Tai-young）創(chuàng)立的韓國家庭法中心。戶主制直到2005年國會宣布與憲法不符才被取消。

1970-1990年“民眾運動”時期的婦女運動：逐漸顯現(xiàn)的性別視角

“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一直被學界認為是保守的官方婦女團體，除了其強調“健康的家庭生活”等目標以外，與當時及后來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也頗有關系。

李承晚政權之后，短暫出現(xiàn)了八個月的民主政權被軍方背景的樸正熙推翻。樸正熙政權實行嚴格的威權主義，背后有強大的軍人集團支撐。當時政府以民族分裂、保障國家安全為由打壓民主運動。同時，威權政府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通過各種運動來動員人民參與經(jīng)濟建設。與其說“動員”，其實更多是調動人民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比如，1971年政府發(fā)起“新村運動”，以彌補當時因為工業(yè)發(fā)快速發(fā)展而導致的城鄉(xiāng)巨大差距。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及各種資金和材料，資助農(nóng)村地區(qū)進行建設。在事實上的確為農(nóng)村地區(qū)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帶來好處。但是，新村運動帶來的成果往往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代價，同時也要求農(nóng)村女性作出犧牲。農(nóng)村婦女被動員參與到各種政府推動的運動之中，如“每天攢下一勺飯”。另外，為了應對當時人口密度大問題，政府向女性推行計劃生育，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在經(jīng)濟方面，政府通過經(jīng)濟計劃進行工業(yè)化發(fā)展和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其中重要的動力是女性提供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女性工人長期在低收入的狀態(tài)下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如鞋帽、紡織、服裝、電子組裝等等。沒有這些廉價的勞動力，韓國的經(jīng)濟奇跡恐怕難以實現(xiàn)。

1977年婦女團體在推廣會上支持新村運動

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讓“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更加支持樸正熙政權，除了因為它的官方性質以外，它的主要成員是來自商界和法律等行業(yè)的專業(yè)人士，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獲益最大。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采用“女性發(fā)展”（Women in Development）的策略，參與關于女性權益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很少關注女工階層的實際狀況，這是后來婦女運動團體認定其為保守團體的一個理由。另外，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十分支持帶來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樸正熙政權，并且繼續(xù)支持其后更為專制的全斗煥政權。這種對軍政府威權統(tǒng)治的擁護，也是后來婦女運動和學界認定“韓國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為保守官方團體的關鍵理由。

1977年為韓國的出口增長作出巨大貢獻的假發(fā)工廠女工

作為更廣的“民眾運動”（????，Minjung Undong/Minjung movement）一部分，婦女運動加入到反對軍人獨裁，追求民主化的運動之中。光州事件后，全斗煥政權為了挽回政府形象，在1983年實行安撫政策，使得進步婦女團體得以公開組織和活動。這些新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關注不同女性議題。例如1983年成立的“女性正義平等會”（Women’s Society for Justice and Equality）主要關注女性工人階層議題；“婦女熱線”（Women’s Hotline）主要關注針對女性的暴力問題；1986年成立的“又一個文化”（Alternative Culture, 中譯名來自崔鮮香《1970年》）以出版書籍和組織教育項目來推動文化變遷。這只是新成立婦女團體的一部分。不過，這些婦女團體雖然關注特定的女性議題，但作為“民眾運動”的一部分，往往將女性議題放進民眾運動的語境中思考其行動，包括將“民眾運動”實現(xiàn)民主化的目標當做優(yōu)先于特定女性議題。Palley的描述中寫道，“當時這些女性頗為愿意將女性議題暫時擱置，直到民主化、人權、統(tǒng)一等更大的政治目標實現(xiàn)。”與主動尋求獨立議題的西方第二波女權運動不同，這時期的韓國婦女運動拒絕與民主化運動切割。

在實際行動中，此時的婦女運動并沒有明確形成“女性作為女性”的身份認同，用以處理女性面對的問題。例如，在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時期，年輕女工的收入?yún)s只有男性的一半，但婦女團體通常只將此問題看做是資本主義和威權統(tǒng)治的問題，而非特定針對女性的問題。另一個著名例子是性暴力。除了女性每天需要承受的來自家庭的性暴力以外，在當時民主化運動越演越烈的情況下，越來愈多來自警方的性暴力事件發(fā)生。比如1984年多名女大學生因抗議全斗煥訪問日本而遭到警方逮捕。在派出所里，警察不僅對女學生拳打腳踢，還對她們進行襲胸，強迫她們脫衣等等。婦女團體為此組織更多的抗議活動，反對警察使用的性暴力，但是，這些抗議活動更多將這些事件定義為侵犯人權，而不是特定針對女性的性侵。在她們看來，性侵只是警察和政府用于打壓民主化運動的手段。又如1987年坡州女子高中八名女學生抗議學校腐敗和非民主管理，遭到學校男體育老師的性攻擊以及警察暴力。當她們將事件告知“婦女熱線”，“婦女熱線”將這個問題當做是教育問題而非針對女性的性暴力，稱應該交由教育相關團體來處理。（Jung，Practicing）

1986年抗議警察性折磨的集會

1987年權仁淑在酷刑案中的講道

更著名的案件是富川警察署性拷問事件。當時還是首爾大學學生的權仁淑（???，Kwon Insook/In-suk）隱藏身份到工廠里工作和組織參與工人運動，后來被捕。在警察署中，權仁淑受到整整兩天的性暴力折磨。根據(jù)后來首爾高等法院決定將文貴童交付審判的文件內(nèi)容描述，涉事警察文貴童掀起權仁淑的上衣，雙手觸摸她的乳房要求她供出學生運動其他成員。文貴童還將手伸進她的內(nèi)褲多次撫摸她的陰部，甚至將生殖器掏出，觸摸她的陰部，在她無法反抗的情況下對她進行非禮。

當外界得知此事后，二十多個婦女團體聯(lián)合進行抗議，要求政府懲治相關警察。當時婦女團體組建聯(lián)合委員會反對警方的性暴力，得到大眾的支持，幾乎每天都有集會和抗議發(fā)生，韓國律師組織也出面聲援。金泳三也發(fā)起示威聲援權仁淑，最終被警方施放催淚彈鎮(zhèn)壓。入獄13個月后，權仁淑終于被釋放，并獲得政府賠償。不過，按照Jung的分析，盡管權仁淑案在性暴力議題上非常重要，但是當時包括權仁淑在內(nèi)的女性運動者并沒有將性暴力看做特定針對女性的議題，而是一個民主議題，是政府壓迫民主運動的手段。

1988年的權仁淑

可見，此時的婦女運動并沒有形成明確的女性性別身份作為運動的目標，可以說，這時候的婦女運動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性別視角（gender perspective）。不過，婦女運動也漸漸形成以進步婦女團體為核心獲得發(fā)展。當婦女團體成為運動的主要動力后，盡管運動從屬于更大的社會議題，婦女團體所關注的議題本身也會生成自主性，特別是當婦女團體因為某一特定的議題而聯(lián)合，這使得特定的女性議題成為被獨立關注的問題。盡管權仁淑案更多被視作“民眾運動”的一部分，但同時也會使得性暴力現(xiàn)象本身成為焦點議題。圍繞性暴力現(xiàn)象推進運動，也會使得婦女團體的形成更明確的女性身份，運動不再優(yōu)先服務于民主化運動，而是服務女性。由某一特定議題而聯(lián)合的婦女團體成為新一輪婦女運動的特征之一。

1990年代的反性暴力運動：婦女團體推動特定的性別議題

權仁淑案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是引起后來1987年六月抗爭的導火線之一。在婦女運動方面，權仁淑案中組成聯(lián)盟的二十多個婦女團體于1987年成立了“韓國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 Korean Women’s Association United)，以聯(lián)合婦女團體的力量共同推進婦女運動和社會民主化。作為民眾運動的一部分，韓國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成立之初將社會民主化視作女性議題解決的前提。不過，隨著民主化運動取得成功，婦女運動慢慢開始出現(xiàn)其獨立于其他社會運動的自主性，以性別視角推進女性議題。這里面，除了民主化運動得到成功，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開始出現(xiàn)對女性議題的新認識。

上文提到，1977年梨花女大成立韓國首個女性研究系，以發(fā)展女權理論和培養(yǎng)女性領導者推進婦女運動為目標。組建之時，因缺乏資源，組建委員會向美國開設女性研究課程的150所大學發(fā)信請求相關課程材料和資源。80多所大學回信支持，寄來各種參考書目和課程大綱。（Jung，Practicing）這對于即將成立的女性研究系是巨大的鼓勵。新的女性研究系采用跨學科路線，教員的研究方向包括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等。除了多樣的跨學科課程以外，女性研究系還會不時邀請運動的參與者來講課。在教學方法上，該系在韓國首次引入本科生團隊項目的教學方式，學生在實驗性課程中能夠參與到具體的討論之中。許多女性研究項目的學生和導師，后來成為婦女運動的領導者或者女性研究領域的專家。（Jung，Practicing）

在梨花女大的帶領下，韓國的其他大學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相繼成立各種女性研究課程。女性研究課程的受歡迎，直接推進在各個領域中以女性視角進行的研究。這些課程對于新一代男女大學生的性別意識的提升具有關鍵貢獻，同時對于婦女運動和當時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對女性議題的認識的改變產(chǎn)生關鍵的影響。

1991年的女工抗議

影響結果之一是許多議題得到從女性視角出發(fā)的重新審視，新一輪反性暴力的運動便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新的反性暴力運動開始將對女性的性暴力視作普通女性普遍面對的問題，而不再將其視作其他社會議題的從屬。

在梨花女大女性研究的影響下，“韓國性暴力救助中心”（????????，Korea Sexual Violence Relief Center，或稱為韓國性暴力咨詢所，英譯名為官方譯名）于1991年成立，主要關注性暴力問題，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通過運動方式推進社會文化變遷以及性暴力立法。在救助中心成立之初，性暴力一詞在當時韓國社會仍然陌生，性還是當時社會言論之禁忌。

在韓國主流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下，性暴力問題一直被忽視，甚至連“性暴力”的名稱也不存在。性侵犯在儒家價值觀中被看做是對女性貞潔的侵犯，直到1994年修改以前，性暴力在韓國法律中被歸類為“貞潔犯罪”（Crimes concerning Chastity）。這意味著，強奸、性侵等性暴力犯罪所侵犯的并不是女性個人本身，而是女性的貞潔。所以獲得法律保護的并非女性作為女性本身，而是其貞潔，這象征著女性對自己的身體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權。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下，女性受害者也會遭受雙重傷害，不僅被性暴力侵害，而且女性還需要受到來自社會文化以及自身的壓力，失去貞潔的女性被認為“有瑕疵”，“不再純潔”，影響她們以后作為妻子、母親的身位。

推動改變這種儒家傳統(tǒng)觀念，并且讓反性暴力運動成為新一輪婦女運動核心的是1990年代初發(fā)生的兩個案件：金富男案和金甫垠案。

1991年1月，30歲的金富男（???，Kim Bu-nam）在經(jīng)歷過兩次婚姻后回到兒時的故鄉(xiāng)，用刀殺死了她的鄰居。該鄰居在金富男8歲時強奸了她，并且對她造成了長久的心理創(chuàng)傷，但她從沒有說出這次事件。她最終決定殺死強奸者，并稱自己殺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頭動物。（根據(jù)洛杉磯時報1991年的報道）

1992年，在經(jīng)歷其繼父長達13年的性侵，并且在其男友金鎮(zhèn)寬（???，Kim Jin-kwan）求情未果后，當時仍是大學生的金甫垠（???，Kim Bo-eun）和男友合謀殺死了她的繼父。（根據(jù)韓國中央日報的報道）

兩起案件在當時韓國社會引起巨大的反響，媒體也大力報道。性暴力在社會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其中關鍵原因是，兩起案件都涉及兒童受性侵，并且對受害者產(chǎn)生持續(xù)的巨大創(chuàng)傷。這在某種程度上破除了對性暴力的一些迷思，譬如認為受害者本身肯定做了某些錯誤的行為，誘發(fā)了對方的犯罪。同時，社會也見識到性暴力存在于普通人之間。在金富男案中，多個婦女團體，包括期間成立的“性暴力救助中心”，積極為金富男提供幫助，包括成立委員會為金富男提供法律援助，組織運動引起更多市民關注此案和性暴力本身。在金甫垠中，除了婦女團體為金甫垠和金鎮(zhèn)寬提供法律援助以外，不少大學生團體組織起來，掀起校園里的反性暴力運動，并且直指家庭內(nèi)部的性暴力行為。

最終，金富男被判監(jiān)禁兩年半，三年緩刑并進行心理治療。金鎮(zhèn)寬被判監(jiān)禁五年，金甫垠被判監(jiān)禁三年，五年緩刑。兩起案件的辯護都采用了自衛(wèi)殺人的策略。特別是金甫垠的審判中，獲得了韓國歷史是首個謀殺罪獲緩刑的先例，判罰理由之一是防衛(wèi)過當。這都意味著，受害者得到承認，性暴力是對受害者本人的侵犯，而不僅僅只是其所謂的貞潔。兩起案件使得社會開始改變對性暴力的認識，性暴力不再是不能談論的禁忌或者家庭瑣事，而是女性長期面臨的問題。而且一系列的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使得社會開始意識到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持的重要性。

反性暴力運動成為1990年代婦女運動的核心議題。反性暴力運動中，婦女團體在多個方面推動社會的改變。正如在上述兩案中看到，很多婦女團體看到，使用法律為女性爭取權益和保護是有效的方法，所以不少婦女團體開始為女性提供更多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援助。一方面，這讓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獲得救助和保護的機會。根據(jù)Jung的統(tǒng)計，從1991年成立之初到2010年，性暴力救助中心總共提供了44303宗法律咨詢和援助，共收到66868個求助電話。另一方面，這也讓“性暴力”一詞得到認可，使得以往甚至無名可述的經(jīng)歷有了名稱，受害者可以確認自己曾經(jīng)受過的侵害。

除此之外，婦女團體還積極推動性暴力立法，修改以往不恰當?shù)姆?。在性暴力救助中心和韓國婦女熱線的共同呼吁和推動下，韓國于1994年通過《性暴力犯罪處罰與受害者保護法案》，修改了以往將性犯罪定義為針對貞潔的犯罪，并且強調了對受害者的保護，以及提高庭審中對受害者證詞的信任等等。

在法律方面以外，反性暴力運動的各個婦女團體也通過開展一系列宣傳活動，破除傳統(tǒng)思想中對性暴力的誤解，例如破除將性暴力視作個人、私人事件。通過運動，婦女團體如性暴力救助中心旨在向社會指出，性暴力不僅僅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女性普遍要面對的“我們的問題”。在教育方面，婦女團體也與學術界合作，例如共同翻譯出國外關于性暴力的著作，出版許多討論如兒童性侵、約會強奸、性騷擾等議題的著作。（Jung，Practicing）。同時，婦女團體也開展一系列性教育項目，提高社會對性暴力和性的認識。

性暴力救助中心還在1994年開始組織起關于性暴力的面談會，讓女性性暴力受害者能夠獲得說出自身受害經(jīng)歷的機會。此后，在2003年，救助中心還舉辦了幸存者分享會（speak-out），使得幸存者不再只是私下對救助人員談論自身的經(jīng)歷，還能在分享會中與其他幸存者進行交流。這種互助會形式的分享在韓國婦女運動中是前所未見的，將性暴力作為女性之為女性所面對的問題變成需要關注的公共議題。2004年，“韓國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向24位幸存者頒發(fā)獎項，稱這些分享會是邁向性別平等的重要基石。

從1990年代開始，婦女運動以反性暴力運動為核心得到更進一步的推動。在這新一輪的婦女運動中，女性議題不再從屬于其他的社會議題。同時，不同的婦女團體通過圍繞同一議題而合力推動運動的發(fā)展，在新顯形的性別視角下推動運動，是這時期婦女運動重要特征。同時期的女性議題也在此模式下得到關注和解決，例如女工問題、慰安婦問題、職場性別歧視問題等等。婦女團體的性別視角對于婦女運動作為婦女運動就有重要的意義。

1995年呼吁女性參與市政府選舉的活動

新世紀的婦女運動：失去活力的婦女團體？

韓國民主化以后，經(jīng)歷了金泳三和金大中等親民主運動的政府，進入到了新的二十一世紀。在兩屆民主政府下，婦女運動的發(fā)展獲得很多重要的成果。在韓國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的推動下，韓國通過了如平等就業(yè)機會法案（1989年），兒童看護法案（1991年），賣淫預防法案（1993年），性暴力犯罪懲罰法案（1994年），慰安婦救助法案（1995年），家庭暴力預防法案（1997年），誘使賣淫懲罰法案（2002年）等等等等。（Hur，“Mapping”）在政治參與方面，韓國也實行了配額制：全國性選舉中，政黨必須有30%候選人為女性；地方選舉中，必須要50%。這些都是1990年代婦女運動的重要成果。

在民主政府下，婦女團體也獲得了更多的機會。除了政府成立關注性別平等的婦女事務特別委員會和性別平等部以外，政府也開始向婦女團體提供資助。韓國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下的大部分團體在這段時期開始獲得政府資助。從80年代非法團體到90年代公開注冊再到獲得政府資助，聯(lián)合會下的婦女團體開始正式參與到國家政策的決策過程，這是婦女運動取得的重大成果。

不過，新世紀以來涌現(xiàn)的許多獨立的新女權主義團體開始不滿看似取得重大成果的舊婦女團體。

一如“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將“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看做是親政府的保守團體一樣，新的女權主義團體也將“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看做親體制的保守團體。一方面，因為聯(lián)合會進入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婦女團體開始變得制度化，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同時，因為接受政府的資助，這些婦女團體還需要互相競爭政府項目和資金，婦女團體間的運動也變得更傾向使用體制化的策略。這些實際上影響到婦女團體內(nèi)部的運作，讓團體本身變得體制化。例如因為接受政府項目資助需要互相競爭，那么組織越體制化的婦女團體就更容易獲得資金，同時也更能在競爭中排斥掉小型的團體，只要通過體制化組織開發(fā)新的部門，就可以涵蓋小型新團體關注的議題。婦女團體變得更像體制內(nèi)的部門，而非運動中的部分。（Jung，Practicing）

當下發(fā)生在韓國的＃Metoo運動

另一方面，新的女權主義團體認為，舊的婦女團體盡管成果頗豐，但更強調同質化的女性身份，以及相對而言更關注政治與經(jīng)濟議題，而沒有留意到女性之間的差異以及因此產(chǎn)生的更多文化上的議題。特別是，在保守主義的大國家黨（后來的新世界黨和自由韓國黨）上臺后，新女權主義團體認為，舊的婦女團體以及“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逐漸變成保守政府的一部分，只關注經(jīng)濟和政治議題不過是維系男性中心文化的手段。（Hur，“Mapping”）

于是，新一代的女權主義團體認為，以往婦女運動堅持和強調的單一的女性作為女性的身份不再足夠，因為這種身份認同過分同質化，忽略了女性更細致的差異和需求。體制化之后的婦女團體和舊的婦女團體已經(jīng)失去了活力。新一代婦女運動或許不再強調女性身份，但是同時也強調作為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女權主義者身份或許可以看做是新的身份認同，不過這種身份認同更加松散，能夠包容更多的人，更能真正代表所有的韓國女性。新的女權主義團體不再像以往婦女運動那樣追求一個集體式的身份，更加強調作為個體的女性之間的經(jīng)驗和差異，著重關注更“個人化”（the personal）的議題。(Hur, “Mapping”)

當然，現(xiàn)在下判斷似乎未必準確。我們也看到，當下婦女運動在韓國仍然在蓬勃發(fā)展，例如反性騷擾的#MeToo正在韓國快速發(fā)展，在面對新的婦女運動難題中，似乎仍有充滿活力。觀察#MeToo運動的發(fā)展過程，似乎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以往婦女運動的影子。比如學界和婦女團體合力厘清“性騷擾”的概念，讓市民對性騷擾有更多了解；婦女團體圍繞同一議題聯(lián)合推動運動，由“婦女團體聯(lián)合會”發(fā)起的反性騷擾游行，得到包括“女大學生團體”、“梨花女大校友會”、“女性團體協(xié)議”會等等新舊婦女團體的支持；#MeToo運動中，傳統(tǒng)婦女團體開始推動關于性騷擾的立法，同時為性騷擾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而新一代婦女團體開展“罷課”“占領課室”“性騷擾經(jīng)歷分享會”等等的運動……從這些運動和成果可以看出，當下#MeToo運動的發(fā)展離不開歷史上韓國婦女運動的推進。特別是婦女團體的發(fā)展和運作，更是整個韓國婦女運動的關鍵。

這些對于我們推進性別平等也許非常值得借鑒。

主要參考資料：

Hur, Soo-woo, 2011 “Mapping South Korean Women’s Movements During and After Democratization: Shifting Identities” in Broadlend & Brockman (eds)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Jung, Kyungja, 2014, Practicing Feminism in South Korea

Palley, Marian Lief, 1994, “Feminism in a Confucian Socie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Korea” in Gelp &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崔鮮香，2010，《1970年以后韓國婦女運動的發(fā)展與變化》，《當代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