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出版業(yè)一直是傳播文明、開啟民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正如中華書局創(chuàng)始人陸費逵所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yè)進步?！苯衲晔侵腥A書局成立110周年，作為我國現(xiàn)代出版重鎮(zhèn)，中華書局的誕生、發(fā)展與各時期社會變遷緊密相連。近日，《光明日報》特邀年逾九旬的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家金沖及先生撰寫文章，講述他與中華書局的故事。這不只是一部生動的個人閱讀史，還是一部鮮活的出版史和文化史，更是一份值得記錄的黨史材料。

今年是中華書局誕生110周年，中國的出版單位，能夠如此長期存在并且對中國文化事業(yè)作出重大貢獻的，大概只有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

中學時期

我今年92歲了，但知道中華書局大約已有八十多年。知道的最初媒介是教科書。

我1941年進入復旦附中讀書，上初中那年還不到11歲。母校至今保存著我的成績單：初一的成績并不好，英文在補考后才及格，歷史卻得了98分。我讀的歷史教科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本國史由中華書局編輯所副所長金兆梓先生編寫，外國史由金兆梓和耿淡如兩位先生編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相隔八十多年仍能記得，可見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在當時社會上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

本文作者

編寫新教科書，是中華書局誕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書局在1912年1月1日成立，正是辛亥革命推倒帝制、創(chuàng)立共和政體的同一天，這就給了它“咸與維新”的鮮明色彩。那時，中小學教育已逐步普及，學堂改稱學校，但原有教材很多已不適用。原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長陸費逵先生創(chuàng)辦中華書局，一開始就主張編輯出版中華教科書，結果風行全國，使人耳目一新，可見他是富有眼光和遠見的。以后一段時間內(nèi)，出版教科書成為中華書局的主要業(yè)務。中華書局所編歷史教科書，可以說是我在這方面最初的啟蒙教育。

中華書局教科書

到高中時期，也就是抗戰(zhàn)勝利前夕，我開始自己逛書店，每月都要到福州路（通常稱為四馬路，是書店最集中的地方）去轉轉，一轉就是半天，像進圖書館一樣。那條路上門面最大的是世界書局。而我每次都要去的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上海舊書店。那時許多次做夢，夢見在舊書店墻角邊找到一本對自己有用的好書，如獲至寶，驚醒過來。這是事實，不是夸張。記得在舊書店買到過李劍農(nóng)在太平洋書店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這本書，我至今還保存著（它后經(jīng)作者增補，改名為《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中華和商務也是一定要去的。記得中華書局在福州路和河南路的轉角處。我在那里買過著名記者陶菊隱的《菊隱叢談》三種：《六君子傳》《督軍團傳》和《吳佩孚將軍傳》（抗戰(zhàn)勝利后，又買過一種《天亮前的孤島》）。這幾本書，我都看過多遍。當時我只有十四五歲，完全是出于興趣，根本談不上什么分析和認識，但確是以后特別愛好閱讀中國近代史的發(fā)端，從中也可以看到出版社對一個少年能產(chǎn)生多么深遠的影響。

中華書局總店舊址。1912年，陸費逵等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華書局，此建筑1916年8月落成，位于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今福州路河南路口）。

當然，中華書局留給我的印象并不限于這些。令我肅然起敬的更是幾部大書，這種感受往往是同商務印書館連在一起的，如商務出《四部叢刊》，中華出《四部備要》；商務出《辭源》，中華出《辭?！罚簧虅沼坝　栋亳谋径氖贰?，中華就影印《古今圖書集成》等。這些都是規(guī)模宏大、在學術界有著巨大影響的皇皇巨著。我那時年紀小，對它們只能說是肅然起敬而已。

《四部備要》《辭?！?p>

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時局的深刻變化，加上自己從少年步入青年，關心的重點轉到社會和政治方面，讀書的方向也發(fā)生變化。最常去的是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沒有去過，但它出的書也常讀，特別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讀過不知多少遍。在這種情況下，中華和商務就去得少了。

新中國初期

1951年，我從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第二年，教育部規(guī)定綜合性大學文科要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而老教授們很少專治中國近代史。在這種情況下，我從1953年起開始講授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直到1964年。當時閱讀的專業(yè)書籍大體圍繞著備課需要，數(shù)量很多，而各出版社的專業(yè)方向在解放初還不很明確，又經(jīng)常發(fā)生變動，所以我對許多出版單位已記不清了。但中華書局出過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稿》等，我也買來讀，獲益良多。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論著集）

稍后一些時間，黨中央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發(fā)揚和中國古籍的整理出版作了許多重要指示。陳云同志曾有一句名言：“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繼承下來，是一項關系到子孫后代的重要工作?！卑堰@個工作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1958年在中華書局歷史上是一個有著決定意義的轉折點。本來，中華書局總公司已從上海遷到北京，同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合并，但對外出書仍用中華書局名義。后來，成立不久的古籍出版社并入中華書局，加強了這方面的力量。這年，國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確定中華書局作為出版文史哲古籍為主要任務的專業(yè)出版機構，任命金燦然同志為書局的總編輯兼總經(jīng)理，并確定中華書局為這個規(guī)劃小組的辦事機構。這樣，就揭開了中華書局史冊新的一頁，我心目中對它也開始形成一種和以前不同的新認識。

中華書局改組后，成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學、哲學四個編輯室，后來又增設了歷史小叢書編輯室。改革開放后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很長時間的李侃同志那時在近代史編輯室工作，曾到上海找過我組稿。我正同胡繩武同志合作撰寫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沒敢承擔更多任務，只是為中華出版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寫了一本《黃興》的小冊子。但從這時起，我就同李侃同志結成了終生好友。

有一件事不能不說。1959年，周恩來總理擔任第三屆全國政協(xié)主席，提議由親身參加或與聞有關歷史事件的老人用回憶錄的形式撰述近代歷史資料出版。這就是影響很大的《文史資料選輯》。它最初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55輯，成為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教學必須閱讀的書籍。這套書最初是有嚴格級別限制的內(nèi)部讀物。我費了很大力氣才購得一套，真是愛不釋手。

還必須講到，這時根據(jù)中央的要求，中華書局同史學界、出版界通力合作，集中一大批專家學者，用18年時間完成“二十四史”（連同《清史稿》）和《資治通鑒》的點校出版工作。在1962年前出版了前四史，以后的工作也做了安排。這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對這項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的完成，我肅然起敬。

點校本二十四史（繁體豎排，精裝，全241冊）

1965年初，我奉調(diào)隨原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同志到北京文化部工作。石西民同志作為文化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分管出版工作。他要我到中華書局去看金燦然同志了解情況。中華書局當時的辦公地點在翠微路。今天翠微路已經(jīng)是北京的繁華地帶，當時卻像是郊區(qū)農(nóng)村，但很安靜。記得金燦然同志坐在室外藤椅上，揮著蒲扇，向我談中華書局的雄圖大略，還講到“人棄我取”的用人方針。沒想到這是最后一次見到他。

正當中華書局方方面面工作蓬勃展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迅猛席卷全國。書局的工作被迫完全停頓，職工都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干?！眳⒓觿趧?。我也去咸寧干校一面勞動，一面接受無中生有的“特嫌”審查，有三年不許回家，更不許看書。如果拿起書本，就會受到訓斥：“看什么書？自己沒事啦？不考慮考慮問題？”所以，整整三年沒有看書。就是《毛選》，除要我朗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以外，也不讓看其他文章。有一次，派我到咸寧汀泗橋的出版系統(tǒng)工地支援勞動，見到老友李侃和不少中華書局的同志，感到格外高興。那時，說我自殺的傳聞在各地流傳很廣。后來李侃同志告訴我：有位朋友給他寫信問，聽說我已“畏罪自殺”，是否屬實？李侃同志回信說：我前幾天還看到他，哪有這回事！其實，我盡管處境艱難，自殺的念頭卻從未有過。

到1970年代初，因為馬王堆漢墓、滿城“金縷玉衣”等重大考古成果的發(fā)現(xiàn)，周總理批示要恢復《文物》《考古》《考古學報》三個刊物（那時除《紅旗》外，其他刊物都已?？€指示文物出版社要進口新的印刷設備出版文物圖冊。這樣，主持文物工作的國務院圖博口負責人王冶秋同志不管咸寧干校對我的“問題”有沒有作結論，就發(fā)出調(diào)令?；氐奖本┖?，任命我為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當時沒有總編輯，后來又任命我為總編輯）。調(diào)令一來，干校對我那個純屬子虛烏有的“特嫌”問題立刻作了完全否定的結論。后來聽說國務院出版口負責人徐光霄同志本來也打算調(diào)我到出版系統(tǒng)工作，但想等我的“問題”作了結論后再發(fā)調(diào)令。從這一點來看，王冶秋同志的魄力還是比徐光霄同志要大。

在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前后，圖博口還為文物出版社從出版系統(tǒng)干校調(diào)入好幾位業(yè)務水平很高的干部，如人民出版社的楊瑾、葉青谷，中華書局的王代文、俞筱堯、沈玉成。從中華書局調(diào)入的好幾位來看：王代文同志先是任《文物月刊》編輯部主任，后來接我擔任出版社總編輯；俞筱堯同志先擔任總編室主任，后來當副總編輯；沈玉成同志是業(yè)務和文字素養(yǎng)都很強的優(yōu)秀骨干。我同他們朝夕相處十年，更增強了對中華書局的了解和親切感。

改革開放以后

“文革”結束后，我沒有很快回到自己原來更熟悉的專業(yè)崗位上去，而是繼續(xù)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了五年。重要原因是：當我在十分困難、沒有什么單位要我時，只有文物系統(tǒng)要了我并且委以重任，總不能在環(huán)境改善時就自奔前程，做人也不能這樣做。直到1981年5月，由組織決定借調(diào)我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從事《周恩來傳》的編寫。但同中華書局的朋友仍常有往來。記得參加紀念中華書局成立90周年的大會時，聽季羨林先生在大會發(fā)言中送給中華書局八個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蔽衣犃撕苡型小?/p>1983年，我正式調(diào)到文獻研究室，以后擔任過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和中國史學會會長。那時工作比較忙，工作頭緒也多。回想起來，中華書局在這個時期同我直接相關的，主要是兩件事：

一件是關于孫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在20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三個偉大人物之一。中央一直十分重視這項研究工作。1984年，由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同志宣布成立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由胡繩、劉大年同志分任正副會長。在他們主持下，召開了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產(chǎn)生不小影響。我擔任學會秘書長，做了些具體的組織工作。圍繞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華書局出版了一系列文獻。

中山大學林家有教授曾寫道：“研究者與出版者，對于學術的發(fā)展而言，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二者缺一不可?！薄皯斦f，近二十年的孫中山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孫中山研究已成為國內(nèi)外受人關注的一門‘顯學’。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研究態(tài)勢的形成，固然有賴于學者們的辛勤耕耘、開拓、創(chuàng)新，同時也離不開出版界的支持、配合和努力?！边@些論斷是很中肯的，我深有同感。

對推進孫中山研究工作，中華書局起了極大的作用。給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編輯出版了11卷、8千多篇著作、500多萬字的《孫中山全集》。它在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出版第一卷，到1985年孫中山誕生120周年時出齊。這是一部比較完備、編校精細的《孫中山全集》，盡管后來又發(fā)現(xiàn)了一些此前沒有征集到的佚文，但基本文稿大體都已包括在內(nèi)，引起海內(nèi)外的矚目。我把它置在書柜的醒目位置，經(jīng)常取用，有兩卷已快翻爛了。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部負責人劉德麟、何雙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的，同我都很熟悉，中華書局還主持編輯了一套“中國近代人物文集叢書”，包括黃興、宋教仁、廖仲愷、蔡元培等人的文集和章太炎的政論選集。如果沒有這些書，我和胡繩武教授合作寫完15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就會增加不少困難。

《孫中山全集》

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也給我很大助益。這部書分為民國史、人物傳、大事記三部分，從1978年開始出版“大事記”的第一冊，到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這套由李新同志擔任總主編、一百多位學者集體編寫的36卷本《中華民國史》全部出齊。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比較詳備的民國史，也是中華書局對新中國文化事業(yè)作出的又一重大貢獻。

《中華民國史》

要談我和中華書局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復興文庫”的編纂工作。

這部書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以思想史為基本線索和編選邏輯，收錄從鴉片戰(zhàn)爭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獻資料，卷帙浩繁，由幾十位各有專長的學者擔任各編、卷主編。中華書局專門成立了文庫編輯部。我因被指定為編纂工作負責人，遂與中華書局有了更多的交往。因為“復興文庫”工作還在進行過程中，這里就不多說了。

今年是中華書局成立110周年?；仡欁约簭纳倌陼r代接受啟蒙教育時起，到如今年過九十，仍在同中華書局親密合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一份微薄力量，實在深深感慨系之。深信在未來的日子里，中華書局一定會繼續(xù)為中華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為中國出版事業(yè)的繁榮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2022年7月9日第12版，作者：金沖及，系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家）

原標題：《金沖及：我心目中的中華書局》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