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所謂“清理廣州過多非洲人”的觀點，甚至有網民喊出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口號。作為對這種呼聲的回應，近日部分廣州職能部門稱，廣州三元里非洲人社區(qū)“登記非洲人數量明顯下降”。

由于筆者長期從事非洲業(yè)務，和非洲人打過很多交道，不少朋友在此期間多次向我詢問對這件事的看法，因此不揣冒昧，寫下以下這段文字。

要解答“如何看待三元里非洲人社區(qū)”的問題，就必須追根溯源，弄清這個社區(qū)的成因、功能和來龍去脈，弄清聚居在三元里的眾多非洲人（順便說一下，某些傳說中的人數被極大地夸張了）究竟是做什么營生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廣州和東莞都有（或曾經有、實際上有）所謂“非洲大樓”，那其實是聚集非洲商人公司、辦事處的場所，而“三元里”非洲人則是直接或間接為這些非洲商人服務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兄弟”，按國際通行說法則是“代理人”。

非洲，尤其西非和中部非洲許多國家的商業(yè)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家族經濟，比如馬里，全國商業(yè)控制在大小巴帝利、亞拉、巴布魯等6個家族手里，他們控制了從最高端批發(fā)到最底層“頂頭客”（把貨頂在頭上兜售的流動小販）的整個商業(yè)網絡，只要能切入其上層，就可以順利打通一大片地區(qū)的商圈，反之就會事倍功半。

這些大家族最早（上世紀90年代中之前）是“坐商”，也就是本人留在非洲當地，和前往當地的外國商人打交道，當時中國外貿體制未打開，最初都是專業(yè)外貿公司，后來則主要是專業(yè)公司跳出者成立或承包的私人公司，所以這種體系是適合的。

但大家族的老大們見多識廣（很多是留歐MBA或以上學歷，也有的在政府任高官），覺得這樣貨源被外籍中間商（不一定是中國人，印度、黎巴嫩和敘利亞籍大中間商在非洲司空見慣）壟斷，且價格被層層加碼，于己不利，就打算“追根溯源”，最初他們選擇在迪拜建立基地，在當地接觸中間商，但很快發(fā)現(xiàn)效果不理想，于是索性一路“追殺”到中國。

為什么是三元里？因為這里靠近當時東莞、佛山等非洲進口輕工產品集中產地，接近湖南、福建等非洲進口農產品集中產地，且靠近香港，人員、現(xiàn)金流的調動比較容易，性價比較好，且靠近外貿展會，容易獲得信息。在所謂“非洲大樓”及其周邊坐鎮(zhèn)的，是較高層的“兄弟”，相當于分公司經理，他們基本有合法身份，角色是代理家族打理一切。大生意和需要付錢的事，至少要他們拍板（有些還要“老大”親自飛過來）。

“兄弟”需要大量二級“馬仔”去各地跟單、打樣、看貨，這些“馬仔”能量巨大，我曾跟著他們跑過諸暨、義烏甚至吳橋這么遠的地方，他們有的要找貨源，有的要找樣，更多是跟蹤訂單全流程，避免“跑單”、“復單”和貨不對板，沒有這些“兄弟”，很多攸關中國幾百人飯碗的單，是做不下去的。

“馬仔”多半是“兄弟”的“兄弟”，因為攸關錢和貨，不是“兄弟”根本不會被信任，這也是非洲本土商業(yè)現(xiàn)狀所決定的。筆者在馬里巴馬科、莫菩提、多哥洛美、尼日利亞卡諾、貝寧科托努等地實際經驗所知，絕大多數當地商業(yè)家族，從最高的巨商（說“千萬富翁”絕不夸張）到一層層的大中小批發(fā)商、基層零售網點，都是同一個家族的“兄弟”和“兄弟的兄弟”在打理，甚至“頂頭客”也多半是“兄弟的兄弟的兄弟”，否則要么拿不到貨，要么雖拿到卻只能拿爛貨，或不給諸如放賬、鋪貨這類優(yōu)惠。

明白了這一點，就應該理解，“用雇員代替”（尤其用中國雇員代替），至少在現(xiàn)實中暫時只能是空想，這些非洲商人也雇傭了很多中國雇員，但他們的身份往往只能是翻譯或助手。

“兄弟的兄弟”多半沒有合法身份（有的沒有合法在華務工身份，是留學生或者訪客，有的干脆什么合法身份也沒有），因為數量太大，而且流動性也大（那點薪水，人家還是要過家庭生活的好么），實際上讓他們都“合法”是不可能的，他們所做的工作在中國管理方看，也不夠“高檔”，不應該讓他們這些外國人來搶飯碗——但不讓他們也就沒了這些飯碗，以及由此衍生的更多飯碗。

為這些“馬仔”配套，就需要各種專做非洲人生意的“馬仔外圍”，他們許多是“馬仔兄弟的兄弟”，依托馬仔為生，也有些原本是馬仔，“老大”撤了他們不肯撤，就淪為“外圍”，他們的存在有助于這個非洲人社區(qū)的完整、穩(wěn)定和自循環(huán)，但他們的營生就更“地下”了。

正是這層層疊疊的“套娃式兄弟體系”，構建了龐大的“非洲在華商務網”，“非洲大樓”是綱，各級“兄弟”是目，最基層的“馬仔”，則是觸須和傳感器。

那么，這樣一個“非洲在華商務網”，對中國究竟有何幫助？

筆者常用“非洲是中國的‘外掛’”，形容非洲對中國的意義，這絕非夸大其詞。

政治上，非洲和中國幾乎無實質性戰(zhàn)略沖突，在聯(lián)合國改革問題上擁有最多利益重合點，對中國抱持負面印象的非洲人比例恐怕是除南極洲外各大洲最小的（由于話語權關系，非洲對中國的抱怨被人為放大了，這在英印系知識分子較多的國家如贊比亞、肯尼亞顯得更突出，這也是英國智庫對中贊、中肯關系屢屢“測不準”的奧妙所在）。

經濟上，非洲和中國存在得天獨厚的互補關系，且這種互補成為有來有往的循環(huán)，可以自成體系：非洲需要性價比高的工業(yè)品，而中國恰好有門類齊全、性價比高的工業(yè)品，而且過剩；中國需要大量資源、原材料和市場，而非洲恰好這一切全有。非洲要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基礎設施的大投入，中國在這方面恰是強項；基礎設施需要資金，而非洲國家出售資源的錢正好有了去處；非洲制訂了“2063”計劃，目標是城市化、工業(yè)化，而最現(xiàn)實可引進的，正是中國的過剩產能和投資資金……舉個例子，馬士基是全球最大海運公司，其周轉集裝箱21世紀以來在中非航線上可以做到“滿載來，滿載回”，這是除中美外任何航線都很難做到的——被炒得很熱的中歐定班貨運專列，至少到目前為止，從歐洲返程仍清一色是空車空箱。

中美貿易看似熱鬧、量大，很多都是零利潤、靠退稅維持盈利；中歐貿易利潤率不低，但“量走不動”，且要求苛刻，許多出口廠家疲于奔命。而中非貿易不然，筆者當年在紡織品領域做到過100%的毛利，現(xiàn)在雖然不如過去，20%左右毛利仍是許多商家可以完成的。

不僅如此，由于美國近年來推動“美非普惠制”，規(guī)定在非洲制造的工業(yè)品出口美國免稅，轉移到非洲的中國輕工產能還可更輕松地繞開美國“雙反”壁壘。

2008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次貸”，這和非洲無關，但后果卻是歐美市場購買力的大崩盤，和中國傳統(tǒng)出口市場的崩潰。當時中國剛剛成長為“世界工廠”，成為嚴重依賴制造業(yè)和出口經濟的經濟體，如果出口大崩盤，不僅意味著貿易體系的崩潰，外匯儲備和經濟增長率的墜落，更意味著大批工廠的倒閉，許多行業(yè)的總體崩盤，以及數以百萬、千萬計產業(yè)工人的失業(yè)，并造成嚴重社會問題。

正是這種中非“互為外掛”的互補關系，讓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突襲、歐美傳統(tǒng)市場需求崩盤的非常時刻，較為平穩(wěn)地渡過難關，爭取到數年的轉型寶貴時機，避免了經濟“硬著陸”和就業(yè)形勢惡化所可能帶來的綜合性危機，也幫助非洲擺脫“失敗大陸”陰影，在過去10年間成為全球平均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qū)?？梢哉f，自中國改革開放后，近20年里，中非經貿關系的發(fā)展是“雙贏”的，自2000-2009年，中非貿易總額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13年達2103億美元，是1965年的近2000倍，2000年的21倍多，自2009年起，中國已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按照IMF的計算，中非合作對非洲發(fā)展的貢獻度，如今已高達20%?？梢院敛缓卣f，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對外援助、投資的總體情況，對非花錢最多，但實在是效益最好、回報最輝煌的地區(qū)——沒有之一。

當然，非洲這個“外掛”存在許多問題，比如基礎設施薄弱制約可持續(xù)發(fā)展，而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投入資金量大、投資周期長、風險高、見效慢；比如最好賺的國家往往也是最腐敗的（如尼日利亞、加納、南非）；比如非洲法律制度、工會體制、工人素質和人文習慣和中國差異太大，一不小心容易水土不服（并非都是比中國落后，許多非洲國家的民法體系因照搬英法，比中國成熟得多）；又比如如前所述，非洲許多國家市場基礎單薄，管理不足，“庫容”太淺，一旦出現(xiàn)“扎堆效應”，后來者會承受巨大風險……但相較于“外掛效應”，這些問題顯然是可以“慢慢改”的。

而“三元里社區(qū)”對“外掛效應”的貢獻和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把這個社區(qū)打掉，中國和非洲間、至少制造業(yè)和農副產品的紐帶就會變得單薄脆弱，這個被一些人認為“低級”的產業(yè)，恰是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最嚴重、吸附剩余勞力最多的產業(yè)，一旦徹底垮臺，后果不堪設想，而這地球上并無第二個非洲可以做新一輪“接盤俠”。

對于三元里非洲人社區(qū)的“三非”和其他種種弊端，必須依法給予規(guī)范、整頓，其側重點，應放在“助推其正面作用、限制和消除其負面作用”上，這就必須正視三元里非洲人社區(qū)的歷史成因（中非貿易發(fā)展的需要）、現(xiàn)實地位（非洲在中國采購網的樞紐，和整個網絡的綱目），正視社區(qū)成員的不同角色（“兄弟”-“馬仔”-外圍，以及他們的不同身份和在網絡中地位），正視中非貿易和“非洲在華采購網”對中國經濟、就業(yè)和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意義，摒棄單純、片面將之視作“落后淘汰產能”棄若敝帚的錯誤心態(tài)——認真說，中國還沒闊到開這種玩笑的程度。

目前該社區(qū)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管理、體制跟進不夠、不到位的問題，需要通過在這方面的強化，需要“勤政”去解決，“一刀切”式懶政難以消除“負能量”，卻很容易將“正能量”打壓下去。

為什么這么說？

就以“當地登記的非洲人口數減少”而論，這一消息倘若屬實，則意味著頂層“兄弟”這一“非洲在華采購網”體系中最核心、最正能量也最具合法性的階層在衰退，這樣不僅會導致該網絡變得稀疏、遲鈍、活力下降，且就規(guī)范、整頓和管理而言也未必是福音——首先，問題最多的是“三非”階層，而非頂層；其次，頂層“兄弟”作為家族經濟體的核心，以及其他附著階層的“衣食父母”，作為“合法僑民”，如果政策配套，引導得法，原本可以成為對非洲人社區(qū)建立、健全規(guī)范、管理的得力臂助和通暢渠道，將他們“搞掉”，等于把一張脈絡分明的大網，硬生生撕扯成一大團亂麻，管理、規(guī)范的難度，只恐有增無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