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學會看報紙？努力追索，模模糊糊。

大約小學三年級吧。字匯夠多了，沒有注音也能把握文意，便開始讀報，讀父親從公司包物回家的隔日晚報：《大華晚報》。亂看亂想，尤其副刊，竟有些趣味，有個赤松子專寫民國人物逸事，至今記憶猶新。

只是家貧孩子多，從來也沒訂報紙，都看隔天的。父親見我能懂，便多帶幾張回來。到了國中，據(jù)說聯(lián)考作文要看社論才行，暑假工讀生上門推銷優(yōu)惠訂報，便訂了。于是每天清晨“噗”的一聲，一折報紙像回力棒穿過鐵窗直直落到家里陽臺。有時早起，站在鐵窗前看送報人派報，一樓二樓三樓四樓，順手一拋，例不虛發(fā)，簡直像射飛刀！

戒嚴時代報紙三大張，擠得密密麻麻，每天從頭版一直看到小廣告，什么都看什么都新鮮有趣，尤其社會版，殺人放火撞車溺斃情變……“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心里不停告訴自己。社會版看膩，轉(zhuǎn)向國際版、要聞版，然后知道了“特派員”這個名詞。

特派員，即“特別派遣人員”的簡稱。彼時報社為特許行業(yè)，幾家壟斷，又逢經(jīng)濟起飛時期，賺翻了！幾大報東派西派，漢城、倫敦、巴黎、紐約、華府……甚至非洲都有特派員，實時掌握現(xiàn)場消息，迅速拍發(fā)專電，好與同業(yè)“大火并”！——競爭出好貨，臺灣國際新聞最紅火的年代就這樣產(chǎn)生的。

特別喜歡看東京特派員的特稿或?qū)?，無論政治、文化，甚至經(jīng)濟都看得津津有味。這些文章日后多半結(jié)集出版，買來再看，挖深口袋。早期司馬桑敦、余阿勛、李嘉、樂恕人等人作品，一直到后來的陳世昌、劉黎兒，幾乎讀了又讀，讀翻天了。

特派員專稿篇幅相對長，敘事余裕，文筆相對細膩，加上現(xiàn)場感，常常塑造出某種引人入勝的新奇。尤其《聯(lián)合報》司馬桑敦跟“中央社”李嘉，詩酒風流，政經(jīng)報導之外，特別擅長文化隨筆，講文學講作家談歷史人物談地理風土，都好！我對日本的印象與想望，與兩人的啟蒙脫離不了關(guān)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識被譽為“中國知日第一人”的李長聲先生，締交禮物便是這奉上這兩位先生所有作品。日后喝酒閑聊，長聲先生常慨言：“什么知日第一人？都是瞎捧！臺灣這些特派員才真知日，我等今日所講，不過拾人牙慧耳?！边@當然是客氣話，卻也可見出特派員真的很夠力，很給力！

“特派員”三字，還經(jīng)常讓我連想到“情報員”、“地下工作人員”，腦海里遂描繪出一幅“潛伏外國，刺探機密，寫成報告，發(fā)回祖國”的神秘畫面，從而更加崇拜了。——誰曉得，因為愛看特派員的日本專欄，往前追索討舊書讀，竟然真就追出了一名情報員！

“報館的設備簡陋，除了送稿子來的朋友，我多半約在外面的茶館會面，對喜歡喝中國茶的朋友，我往往約他們在南京路新雅飲茶，對外國留學回來或愛好洋派生活的朋友，則多半約在霞飛路的DDS咖啡館或RENAISSANCE喝咖啡?！贝奕f秋先生追憶1930年代上海往事時說。霞飛路即今日的淮海路，一直是上海最時髦的鬧區(qū)。

當時的他，剛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一頭栽進十里洋場，因其才情際遇，能寫也能編，很快嶄露頭角，膺任《大晚報》副刊“火炬”主編。在當時，黎烈文所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最受矚目，接下來大約就是“火炬”了?；蛞蛉绱?，上海文化圈里，從文學到電影，三教九流他都頗有接觸，日后“四人幫”之二的張春橋、江青，因著同鄉(xiāng)情誼，竟也與他多所交陪。十九歲的張春橋當時化名“狄克”，在“火炬”寫了《我們要執(zhí)行自我批評？》曲射炮打當時臥病在床的魯迅，掀起一場大風波。這筆賬日后都算到崔萬秋頭上。

藝名“藍蘋”，本名“李云鶴”的江青，則同樣因為鄉(xiāng)誼，因為想進入電影圈，崔萬秋介紹她認識同樣留日的田漢，自己也寫文章多所吹捧，尤其她演出易卜生名劇《娜拉》之后，更是大加揄揚。日后傳聞非常多，到了始亂終棄地步。但其實“僅止于跳過舞而已”，晚年隱居舊金山的崔萬秋為了講清楚這事，特別寫了一本《江青前傳》，哄傳一時。

崔萬秋不過一報人，一度卻顯得忌諱，罪過直往他頭上栽。原因無他，1949年春天解放軍打進南京，國民黨保密局檔案外流，翻出了一張“崔萬秋”口卡，上面赫然注明“上海站情報員”，換言之，他是軍統(tǒng)！國特！1985年，“棄暗投明”的軍統(tǒng)頭子沈醉出書《軍統(tǒng)內(nèi)幕》，坐實崔萬秋是“上海特區(qū)領(lǐng)導的直屬通訊員，每月薪金八十元”，“情報相當多，還經(jīng)常給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獎金’和‘特別費’”。當時“四人幫”早垮臺，干脆供稱：“我當時去崔家，經(jīng)常看到藍蘋，她有時還給我倒茶……”直接拉江青下水！

但這些早都與崔無涉。早在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深諳日語的崔萬秋便轉(zhuǎn)入外交系統(tǒng)，負責“對敵廣播”，戰(zhàn)后則隨著湯恩伯飛回上海，協(xié)助遣送日僑，而后到了日本大使館擔任參贊。使館工作之余，他也抽閑在報紙寫專欄，后來結(jié)集成《東京見聞記》《日本見聞錄》二書。他自稱筆隨武者小路篤實，確實也有其味道，算得上見多識廣，觀察入微，光是讀他夾敘夾議佐藤春夫與谷崎潤一郎換妻的幾篇文章，便值回票價，相較于今日滿坑滿谷的日本文化書籍，果然姜還是老的辣！

一本舊書，一個簽名，許多往事聯(lián)想，紙上行腳竟也走過八十多年，幾千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