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劇照。

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認為我們的時代不能產(chǎn)生悲劇，因為悲劇要承受負罪感、渴求、比例、眼力和責任心。五世紀的雅典或詹姆斯一世的英國似乎處于一種特殊的負罪感的壓力之下，或似乎處于一種體面感的壓力之下，這種體面感中夾雜著某種負責任的優(yōu)越感。哪里有這樣的情感在流行，悲劇都是一出壓軸戲。

依照這樣的標準判斷，《烏合之眾》不是悲劇，這不是編劇或?qū)а莸呢熑危@是社會共謀的結(jié)果。負罪感是我們在生活中選擇逃避的主要內(nèi)容。因為我們的現(xiàn)實感從卑微中建立起來，哪怕有了再多的錢或權力也依然卑微，因為依照必須得放上臺面的游戲規(guī)則，那些錢的來路可疑，那些權力的來路很難說清楚合法性，所以優(yōu)越感——如果有的話——只能是裝模作樣，紙糊的，或是類似偷工減料的材料，比如用于制作免費發(fā)放牌照的民族主義電動汽車的材料，一下暴雨，車里的人就仿佛坐在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刑場。

“烏”是烏鴉，所以演員扮作烏鴉開場，表演嘴大而直，表演周身漆黑，忽略翼有綠光，烏鴉群居，樹林中，田野間，吞食所有找得到的東西，烏鴉也很聰明，《伊索寓言》說烏鴉會使用工具而從瓶子里喝水，伊索這是什么意思——馬克思說只有人類才會實用工具。反正扮演烏鴉的人類表演烏鴉喝水，真聰明。人類也很聰明，識時務者為俊杰，哪怕時務“烏煙瘴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管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是不是這個意思，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烏合之眾。烏合之眾就是雜牌軍，臨時聚合,受驚易散，心不齊，無素養(yǎng)，一盤散沙？《后漢書·耿弇傳》云：“歸發(fā)突騎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鼻濉|魯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二回亦云：“外邊雖有些人，也是烏合之眾，不相統(tǒng)攝。”仿佛是這個道理。然而，“烏”也是金烏，也是比喻昌明盛世的烏陽，地中海的太陽是阿波羅，東方的太陽是三足烏，烏飛兔走，烏星暗沒，終究還是一輪紅太陽，烏焰舔噬四方，如果烏焰就是烏托邦。

《烏合之眾》劇照。
舞臺上的烏鴉扮演不同角色，他們就像阿里斯托芬喜劇中那些卡通式的形象（后者一定曾給予迪士尼公司巨大的啟發(fā)）——當然，有時候也習慣性地回到斯坦尼拉夫斯基——在身份迅速變換的角色之間蕩來蕩去，但講述的是一個線性的故事，如果能夠通過層層審查，足以拍攝一部電視連續(xù)劇。故事起始于重慶，說的是武斗年代中一次意外的殺戮事件：一位年輕人從前輩手中接過鋼槍，射倒了他也不知道是誰的一個路人，路人帶著孩子，因為城里兵荒馬亂，母子倆正要躲到鄉(xiāng)下去。

殺人者與被殺者是否懷有私仇？沒有，絕對沒有。將鋼槍遞給年輕人的前輩甚至就是被殺者的丈夫。殺人者與被殺者是否懷有階級仇恨？應該也沒有。他們屬于同一個階級，代表歷史發(fā)展方向的階級，盡管這個階級中的兩個工廠正在開動坦克與大炮互相攻擊。那么這一切何以發(fā)生，如何解釋？

作為戲劇的《烏合之眾》當然不負責解釋，藝術沒有這個義務，而應該承擔這一義務的群體已經(jīng)逃避了幾十年。關于烏合之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大西洋兩岸生產(chǎn)初許多學術成果，也有一部分被翻譯成中文，但是那些資料，對于我們曾經(jīng)經(jīng)歷與正在經(jīng)歷的歷史與現(xiàn)實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烏合之眾》中那一次意外的殺戮事件，的確讓我想起了素有“行為藝術之母”之稱的塞爾維亞女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潛能》：三十多年前，她與戀人相對斜立，張弓引箭，箭頭有毒，直指她的心臟，弓弦與箭羽卻勾在他的手中。二者之間的確有類似的問題：究竟是誰把武器交到了可能傷害你的人手中？對于阿布拉莫維奇來說，可能是愛和信任，但那份愛和信任理性嗎，值得考驗嗎？在那件作品中，愛和信任的確經(jīng)受住了考驗。但是在《烏合之眾》的故事里，甚至故事背后的歷史中，情況又是怎么樣呢？對于那位撲倒在地的母親來說，殺死自己的權力，究竟是如何轉(zhuǎn)交出去的？

托馬斯·莫爾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名字叫做《烏托邦》——真不知道英國佬為什么也要湊“烏”的熱鬧——描述了他所能想象的沒有階級的幸福社會。烏者，子虛烏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狈路鸪靶Φ氖峭旭R斯·莫爾。但烏托邦的確是一個美好的夢想，既然一個人類已經(jīng)夢到了，其他人類似乎就有義務去實現(xiàn)它。因為那個夢非常正確，哪位識時務者為俊杰的聰明人愿意反對正確呢——你還想不想喝水了？

不過，在劇中，時代驟然一變。武斗中干出傷天害理之事的人被抓起來了，盡管不是全部——男孩的父親就是漏網(wǎng)之魚，他手中也有好幾條人命。男孩已成少年，他期盼正義，就像《哈姆雷特》中的鬼魂，期盼一個高于人或超越人的上訴法庭。莎士比亞的這一招學的是希臘戲劇，后者為虛空的呼喊提供了臨時的公開場所。但在《烏合之眾》的情節(jié)里，“正義”蜻蜓點水，殺人者只被輕輕松松判了幾年。男孩繼續(xù)成長，長大成人，他的人生已被扭曲，他的存在只有一種價值：復仇。既然并不存在超越于烏煙瘴氣的上訴法庭，他就只能自己去干了。他的后半生都耗在里面。這就是他存在的唯一意義，否則他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很可怕：一種存在被仇恨規(guī)定，反倒成為意義。而終極意義在哪兒呢？

二十世紀。既然上帝被尼采宣布死了，愛因斯坦也發(fā)現(xiàn)時間不是絕對的，弗洛伊德斷定所有人都是有病的，已經(jīng)被人信任了十幾個甚至二十個世紀的絕對唯一便不再被人信任，出現(xiàn)一片巨大的價值真空?？辞鍟r務的聰明人中的聰明人便跳出來假扮絕對唯一，他們成為赫拉克勒斯那樣的惡魔，成為不受限制的力量的人格化，成為阿布拉莫維奇之弓的最壞情況，他們這些少數(shù)人以多數(shù)人的名義決定多數(shù)人的命運，他們?yōu)槿祟悮v史創(chuàng)造出無數(shù)空前的災難，一如阿里斯托芬所說：“當宙斯被推翻之時，混沌接替了他，于是混亂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

《烏合之眾》劇照。

1980年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經(jīng)感慨，“許多歐洲國家的居民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痛苦地意識到，復雜而又晦澀難懂的哲學著作對它們的命運有著直接的影響”，因為有人利用那些代表美好夢想的哲學著作，“以那些美麗的普遍性理念的名義殺人”。倒在舞臺上的稻草中的那位母親就是受害者之一。

但殺人者并非只是假扮絕對唯一的形形色色的獨裁者，蒸汽機與現(xiàn)代社會釋放出來的烏合之眾也是這樣一出戲的出色配角，他們利用柏拉圖洞穴中的火燭之影殺人，他們通過信奉斗爭哲學獲取存在價值。當主角通過可以快速傳播的箴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配角們也轉(zhuǎn)向修辭學的研習，成為掌握了短小而簡練的爆發(fā)式語句的民間修辭學家，無論他們的行為如何荒謬，也能借助帶有激勵群眾的信息的修辭學贏得辯論，并獲得充分的自我安慰。

《烏合之眾》后半部分的復仇故事非?；恼Q而滑稽，這是悲劇不可能之后的必然結(jié)果。時代的確虎軀一震，為之一變。但是當年那個哭倒在母親身上的男孩自由了嗎？他其實依然滑行在斗爭哲學的軌道上，盡管他似乎獲得了“財務自由”，可以為了跟蹤仇家買上四輛汽車并分別雇傭司機，但他擁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嗎？

他只有一種權利——繼續(xù)與人斗，其樂無窮，直至將本應是正義的復仇，化作肥皂劇一樣的低級表演，意識的囚徒?jīng)]有選擇的自由，二元對立的雙方既不螺旋式上升，也不波浪式前進，前進的只是線性的時間，雙方都在等待死亡的追逐，夢當好處成烏有。

《烏合之眾》的舞臺呈現(xiàn)方式值得稱道，這與編劇常年觀摩歐洲戲劇有關，但其實也是對于希臘戲劇傳統(tǒng)的一種接受。作為戲劇內(nèi)核的故事依靠演員的敘述建構而成，而且是臺詞語言的敘述，臺詞語言不僅沒有被貶低（近年來“肢體劇”入侵造就的一種局面），而且被放大。希臘-羅馬世界的古代戲劇即是朗誦的戲劇，而不是人物交往的戲劇，表現(xiàn)的是一種觀念而不是介入談話之網(wǎng)的欲望，一些現(xiàn)代戲劇工作者的“創(chuàng)新”實際上是向傳統(tǒng)的樸素回溯，比如塞繆爾·貝克特，他那些偽裝成對話的獨白就是試圖回到朗誦的傳統(tǒng)。

希臘悲劇和喜劇中的對話和歌曲交錯展開，特別是主人公的“史詩性散文”和歌隊的儀式性詠嘆的交錯，構成了強烈的內(nèi)部張力?！稙鹾现姟番F(xiàn)場表演的鋼琴師承擔了類似歌隊的職能，他的琴鍵演奏，以及通過將乒乓球等雜物傾瀉入敞開的鋼琴而制造的音效的交替，甚至筑成了整部戲劇的聲音結(jié)構體系。

（注：《烏合之眾》系上海話劇中心劇目，編劇喻榮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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