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港劇迷來說，拍了四部共130集的《刑事偵緝檔案》是不可磨滅的經(jīng)典，但鑒于該劇還有相當一部分觀眾是推理小說的愛好者，因此劇中大量的抄襲段落是難以逃脫他們的法眼的。

港劇抄襲早已不是秘密，尤其是探案類的劇集。首先作為香港的第一個免費電視臺，TVB從開臺以來就是走親民路線，為了獲得收視率上的壟斷，因此媚俗是不可避免的，什么受歡迎他們就抄什么。看看最近新出的《純熟意外》吧，你能看到《來自星星的你》《不死法醫(yī)》等一系列國外劇集的影子。

其次推理作品本就是香港創(chuàng)作者的軟肋，縱觀香港文壇，言情有亦舒，武俠有金庸，科幻有倪匡，可是你能說得出香港有哪位獨當一面的推理作家嗎？大陸都還有程小青和周浩輝好嗎？

可為什么同樣是借鑒與抄襲，大部分的警匪劇和推理劇抄得都很失敗，只有《刑事偵緝檔案》系列成了經(jīng)典？原因是《刑事偵緝檔案》中，人物關系和核心理念仍屬原創(chuàng)，抄襲的部分只有案情，而案情很多時候又成功推進故事主線和或鞏固了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

而那些山寨痕跡極其明顯的劇集走的創(chuàng)作路線則相反，都是竊取了外來劇集的核心理念，然后再讓劇情圍繞著這個理念發(fā)展，所以常常顯得牽強附會，比如抄襲了日劇《偵探伽里略》的《談情說案》和抄襲了美劇《別對我說謊》的《讀心神探》。

《偵探伽里略》和《談情說案》

時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對于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極其缺乏安全感的年代。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都讓大批香港人移民海外。編劇在編寫劇情的時候，將當下的時代特征也考慮進去，張大勇不就有一個在外國定居的富翁老爸嗎？所以劇情當中的許多涉案人，在香港都沒有親人，因此倘若兇手有心，這些孑然一身的受害者遇害之后，往往要過了很久警方才著手偵破，這又加大了偵破的難度，讓劇情變得跌宕起伏。

比如第四部里的警察雄哥，本身是個好賭的單身漢，老婆和他離婚了以后也出國定居了，和他關系親密的人，只有掛名妹夫徐飛。因此他失蹤的這段時間，警局的同事都以為他只是出國旅游，并未將之當作是刑事案件處理。

再比如第一部中的第二個案子，這個案子抄襲的是日本社會派推理作家西村京太郎的作品《天使的傷痕》。在這個案件中，兇手鐘可兒和被害人胡森在香港都沒有親人，若不是兇手和警局有著密切聯(lián)系迫使她成天和一群警察打交道，這個案子恐怕不會破得那么順暢。

密切關注時事、力求讓藝術創(chuàng)作接近真實生活，這也體現(xiàn)那個年代創(chuàng)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有趣的是，在筆者上文提到的鐘可兒殺人案中，鐘可兒和她的警察男友李忠義在家一起看電視的時候，看的是另一部對現(xiàn)實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TVB劇集《第三類法庭》。

主創(chuàng)很清楚生存壓力巨大的香港觀眾需要的是減壓和共鳴，因此在抄襲篇目的選擇上，舍棄了諸如島田莊司、綾辻行人這些以華麗繁瑣詭計著稱的推理作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針砭時事的社會派推理作家，如西村京太郎、森村誠一、夏樹靜子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大部分篇目較為冷門，在推理愛好者中評價也不算太高，這大概是因為熱門篇目故事架構較為復雜不易抄襲，況且山寨痕跡若太過明顯，也容易影響觀劇感受。

除此之外，社會派的推理作品縱使有詭計，也常常被弱化了，因此有的詭計可以反復使用。你可曾注意到，第一部的第一個案子和第四部中雄哥被殺的案子詭計很類似，都是利用不同尸體的移花接木來混淆視聽，只不過故事的語境差異太大，讓人不容易將之聯(lián)系在一起。

當然，劇集的成功不能只依賴于主創(chuàng)們“有水平的抄襲”，還有一眾演員的出色演繹，其實他們才是港劇迷們最刻骨銘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