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維舟 維舟

去年9月，河南宣布，全省除鄭州中心城區(qū)之外，全面放開落戶門檻。此前雖然也有一些城市推出類似舉措，但在一個人口大省推出這么大力度的舉措，尚屬破格之舉。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說標志著中國各地推動全面城市化的決心，因為這意味著只要愿意落戶，幾乎再無限制——以往曾被圍追堵截的“外來人口”，現(xiàn)在都已被視為受歡迎的潛在“新市民”。

各地近年來的“搶人大戰(zhàn)”進入白熱化階段，也是受此推動。河南近些年經濟狂飆突進，但與發(fā)達的沿海省份相比，它的人才、勞動力吸納能力卻頗有不如，這最明顯不過地體現(xiàn)在人口流動上——2018年河南全省戶籍人口10906萬人，但常住人口卻只有9605萬，換言之，足足有1300萬河南人在省外生活工作。

如果說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差距一時難以追平，那么最能快速見效的毫無疑問就是政策杠桿，全面開放落戶足以吸引一部分“漂”在外的勞動力回歸。

近些年來愈益明顯的是，各地都在打造自己的經濟增長極，而這就意味著經濟、文化、人口進一步聚攏到大城市，以達到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益最大化。

如果說以前還只是讓農民“洗腳上岸”、連片開發(fā)城區(qū)和地產的粗放型模式，那么現(xiàn)在就真正進入了更資本密集、人才密集的都市經濟，歡迎來到都市圈競爭的時代！

Geoffrey West (1940-)

理論模型確實也已證明，高密度的現(xiàn)代城市能通過人口集聚產生規(guī)模效應。英國理論物理學家Geoffrey West建立了一個關于全球城市發(fā)展的普適模型，結論是：城市人口每翻一倍，任何經濟活動的人均指標（從人均收入到人均存款，甚至是暴力犯罪率）都會隨之增加15%。

他說：“這就是為什么人們想搬去大城市，因為同樣一個人，如果搬到一個兩倍大的城市，那么突然之間他所有的產出，按任何能衡量的指標來計算，都增加了15%。”

中國也不例外。經濟學者陸銘在他的《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tǒng)一、發(fā)展與平衡》一書中，就已極力主張在國內集中建造大都市，以便更好地突出規(guī)模經濟。從全球來說，有半數(shù)的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僅占陸地面積1.5%的都市區(qū)，但這需要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人口的自由流動，這樣欠發(fā)達地區(qū)富余的勞動力才能得到轉移，并更優(yōu)化地配置資源，實現(xiàn)“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最終目標。

事實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大量外來人才和勞動力，那么長三角要成為制造業(yè)中心絕無可能，而在這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區(qū)域，人均意義上的地區(qū)間發(fā)展水平也是全國來看相對最平衡的，城鄉(xiāng)差別較小。

越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城鄉(xiāng)差別往往越小。這是浙江鄉(xiāng)村，2018年浙江成為全國鄉(xiāng)村振興示范省

實際上，在陸銘這本書2016年問世之前，國內各大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zhàn)”早已悄然開始了，但那時大抵還是勞動力的自發(fā)流動，落戶門檻也一直都在，從未像近年這樣白熱化。

2014年戶籍制度改革取消了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性質區(qū)分，統(tǒng)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可說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2019年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重點任務》則明確，大城市取消或放松落戶限制，而此前一年的2018年，各大城市的“搶人大戰(zhàn)”已經轟轟烈烈，成為當年的標志性社會現(xiàn)象了。

現(xiàn)在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的，那就是各地進一步明確打造都市圈經濟，“做大做強”這四個字頻頻見于媒體。對很多省份而言，這往往首先就意味著強化省會城市的首位度，實現(xiàn)行政擴權。

2016年成都代管簡陽市、2019年濟南吞并萊蕪市、2020年長春接管公主嶺市，都旨在強化省會的實力；安徽則早在2011年就拆分了原地級巢湖市，將其一半歸入合肥，合肥又建設米字型的高鐵樞紐網(wǎng)絡，經多年集聚，實力已凌駕于蕪湖、蚌埠等競爭者，在省內被戲稱為“霸都”。河北則提供了一個反例：正是因為石家莊經濟實力在省內尚且不敵唐山，也就很難起到輻射帶動作用。

在這種擴權較難推行的地方，還有一種從官方到民間都得到熱烈擁護的思路：推動鄰近城市的“一體化”，以實現(xiàn)1+1>2的城市群經濟效應。

這方面較早落實為全省戰(zhàn)略舉措的，可能是湖南的“長株潭一體化”（1997年），河南的“鄭汴一體化”在2011年后甚至成為國家戰(zhàn)略。此外諸如陜西的“西咸一體化”、廣東的“廣佛同城”、福建的“廈漳一體化”、四川的“內江-自貢同城化”，一直都是各地的熱議話題。

與此相應的，一些鄰近城市合并做大的建議幾乎不絕于耳，如河南的安陽/鶴壁、山西的太原/晉中、廣東的潮州/汕頭/揭陽、湖北的鄂州/黃岡/黃石、江蘇的揚州/泰州，甚至有不少人建議北京合并天津、廊坊。

另一類不時可見的傳聞，則是某些“第五直轄市”，被納入候選清單的有廣州、深圳、武漢、成都、西安、青島、南京、廈門、大連、喀什等等。雖然這些消息從未得到進一步證實，但在網(wǎng)上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熱議一陣，這本身就表明人們對當?shù)匕l(fā)展的熱切愿望。

顯然，無論是合并做大，還是成為直轄市，都有利于這些城市更進一步調動資源，使得它們可以在集聚資本人才、爭奪資源的激烈博弈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外頗不乏有跨行政區(qū)經濟一體化的成功案例（如紐約與新澤西州的紐瓦克、日本的大阪-神戶-京都經濟圈），但在國內，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破除行政壁壘”，往往要合并之后才能便于調控整合資源——可能唯一的例外是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經濟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

但公平地說，這些“做大做強”的呼聲也的確有著強大的民意基礎：這既是出于對家鄉(xiāng)的熱愛，也是因為利益切身相關。因為人們正確地意識到，在這樣的都市圈競爭中，成為增長極的那些城市才能擁有更好的機會，如果自己不能、不愿或難以自由遷移，那么寄望于本地未來發(fā)展更好也就不難理解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它其實牽動著我們每個人的未來。

*原刊《南風窗》雜志專欄

原標題：《都市圈競爭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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