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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同出一源”的中日思想，為什么如此不同？

2022-12-27 17:5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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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上的日本隊大放異彩，讓我們對這個近鄰刮目相看，許多人也由此想到歷史上的日本，可謂是善于學習的典范，先是師法中國后又積極脫亞入歐，都取得了發(fā)展突破。

不過，對于這個曾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國家，其實許多國人對它知之不多。其中最根源性的一個問題，某種程度上“同出一源”的中日思想，為什么現(xiàn)在如此不同。

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力薦，日本學者末木文美士的著作《日本思想史》或許能解答這個疑問。

近代以前，從中國傳來的儒家和佛教，構成了日本思想的主要來源；而近代以后，又加入了西方傳來的近代思想，日本思想正是在調(diào)和與矯正這些外來思想的過程中向前發(fā)展。

末木文美士認為，日本的“王權”與“神佛”，可以作為日本思想史的兩極，并且可以由此觀察“文化世界”與“生活世界”在這兩極緊張關系中的變動，從而建構起幫助我們理解日本思想史的基本圖式。

末木文美士，1949年生于日本山梨縣甲府市，當代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文化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他在16年接受采訪時曾指出：日本人的精神核心是佛教。

日本思想史梳理，到底難在哪里？

中國曾長時間面臨著“沒有哲學”的質(zhì)疑，而日本自身也有類似的困惑?！拔覀?nèi)毡緩墓胖两褚恢睕]有哲學”，這句名言出自中江兆民《一年有半》（1901），當時他已經(jīng)患上喉頭癌，被宣告來日無多。

中江兆民（1847年12月8日－1901年12月13日）原名中江篤介，號兆民，日本明治時代思想家、記者、政治家。1900年底，他身患癌癥得知只有“一年有半”的時間可活，他堅持寫成著作《一年有半》。

在日本戰(zhàn)前幾所主要的大學里，一提到“哲學”，就是指西方哲學，偶有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的講座作為補充，但“日本哲學”卻無人問津。

當然自古至今，日本人也一直在認真地思考怎樣理解人與世界，怎樣生活，怎樣的政治值得期待等問題。因此近代以來，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不斷積累成果，海外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

但由于研究對象和方法多樣，研究者難以達成標準化的共識。怎樣才能把握思想整體的脈絡和動向，而不糾纏于瑣碎的知識尚不明確。為什么會有這些困難？

其產(chǎn)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思想大多是通過吸收與轉(zhuǎn)化外來思想而形成的。在日本的前近代時期，其思想來源主要是中國的佛教和儒教。日本對中國思想的逆反也催生了主張日本獨特性的國學和神道。

這些思想所尊崇的經(jīng)典與運用的概念都各不相同，似乎以相互隔絕的狀態(tài)并存于日本。佛教依據(jù)翻譯自印度的《大藏經(jīng)》，儒教依據(jù)源于中國古代的《論語》等十三經(jīng)，國學則尊奉《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日本古典文獻。因此，想要形成綜合的視角并不容易。

日本留傳最早的正史，六國史之首。

另外，日本思想史缺乏西方哲學史那樣的明確線索，看起來不同的思潮同時并存，繁蕪叢雜。儒教重視政治與倫理，佛教和神道重視宗教思想，二者的問題意識全然不同，他們的討論很難達成共識。此外，文學與藝術等領域也發(fā)展出自身的思想。所以，各個研究領域形成了專業(yè)化的分工，難以整合。在日本中世，以佛教為代表的宗教思想占據(jù)主流，近世則以儒教和國學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為中心，縱向的時代之間存在思想上的斷裂，難以呈現(xiàn)連續(xù)的線索。

一個框架把握日本思想史：王權和神佛

能否從大的趨勢上把握日本思想史的全貌？比起個別的思想，這些思想在怎樣的思想框架中得以展開更為重要，末木文美士首先假設日本思想史具有整體的結構，進而敘述思想個案于整體結構中的發(fā)展。

他認為作為根本要素，可以想見相互對抗的兩極：王權和神佛。王權具有統(tǒng)治國家的政治機能，代表世俗權力；與此相對，神佛在超越世俗之處向世俗維度施加力量，可稱為宗教要素。

前者代表正在顯現(xiàn)的現(xiàn)象，是“顯”的世界；后者則超越前者，是非顯現(xiàn)的世界，可以稱為“冥”。“顯”與“冥”是中世佛教使用的詞，神道教稱后者為“幽”?？梢哉f，在王權與神佛兩極之間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思想、文化以及民眾生活，它們并未被某一極徹底同化吸收。

這樣的思想史結構更適用于到近世為止的前近代。明治維新后的近代，神佛與王權二極以天皇為中心集中為一元。這一體制在戰(zhàn)后解體，西方的現(xiàn)代民主理念成為思想基礎。由此可知，日本思想史大致可以三分為前近代、近代、戰(zhàn)后，可以分別稱為“大傳統(tǒng)”“中傳統(tǒng)”“小傳統(tǒng)”。所謂“傳統(tǒng)”并不僅僅意味著時代區(qū)分，各個傳統(tǒng)各自的內(nèi)部亦層累疊加，共同構成了今日的日本思想文化。

兩極拉扯的“大傳統(tǒng)”結構

在“大傳統(tǒng)”的結構中，發(fā)揮巨大力量的王權和神佛位于兩極，在二者相輔相成的緊張關系中，形成了多樣的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王權關乎世俗的、現(xiàn)世的“顯”的世界秩序，神佛則關系到其背后的超世俗的、超現(xiàn)世的“冥”的秩序。

日本思想史的構造（大傳統(tǒng)）

一方面，世俗王權保護神佛，同時也畏懼神佛勢力坐大，因此要統(tǒng)管它。但是，我們不能無視具有超越性力量的神佛。因為另一方面，神佛具有超越世俗的“冥”的世界的強大力量，對王權或是支持，或是抨擊與反抗。雙方既相互抗衡，又保持互補。中世便是“王法佛法相依”的關系。文化與社會活動，以及民眾的生活，在二者的緊張關系中開展起來。

王權與神佛的緊張關系的確構成了中世思想的主要線索，然而在古代和近世，這種緊張關系卻未必存在。在古代，王權和神佛各自發(fā)展，密切牽連，但未必成為關系緊張并互補的兩極。不過，仍可將其視為兩極結構穩(wěn)定之前的形成過程?？梢钥吹?，穩(wěn)定的兩極結構于平安中期形成，因此應將其視為中世的開始（與常識所區(qū)分的古代和中世略有不同）。

若與中世相比，近世看似神佛力量很弱，世俗化進展顯著，但實際上，江戶初期，儒教力量尚未壯大，反而是崇傳、天海等佛教徒一直在推動著政治進程。江戶中期，世俗化確實在推進，但江戶后期，復古神道也顯著發(fā)展。因此，只以世俗化解釋近世思想史是無法解釋此類現(xiàn)象的。

而在“大傳統(tǒng)”的脈絡中可以看出，神佛問題是貫徹整個近世的重大問題。另外，本書以戰(zhàn)國時代為近世的開始。戰(zhàn)國時代，在王權方面，一直存續(xù)到江戶時代的大名逐漸加強地域控制；在神佛方面，由于基督教的傳來，宗教思想發(fā)生巨大轉(zhuǎn)變，或可認為影響了江戶時代的宗教政策。

“大傳統(tǒng)”具有王權與神佛二極，二者各自內(nèi)部又具有層累結構，頗為復雜。就神佛而言，本土神和外來佛是什么關系，茲事體大。除此之外，還有佛教與神道的思想體系問題。原本并沒有所謂“神道”理論體系，它之所以能自覺形成，始于佛教“本地垂跡說”將神作為佛在日本的“垂跡”，繼而在中世摸索出獨特的思想體系。因此在近世末的復古神道中，排佛立場頗為鮮明，這也影響了明治初期的神佛分離以及廢佛毀釋政策。

另一方面，王權內(nèi)部也具有多層結構。首先，在平安時代攝關制度確立，隨后在院政時期，上皇作為治天之君掌握實權，天皇（帝）逐漸成為形式性、禮儀性的存在。鐮倉時代以后，幕府進而掌握實質(zhì)的政治權力，與朝廷形成了二元體制。到了近世，即便幕府權力擴大，天皇依然存在，起到維持重大禮儀的作用。不久后的江戶后期，天皇的重要性重新受到矚目，進而影響了明治維新。

中世王權以及近世王權的構造

重組與崩塌：從天皇至上的“中傳統(tǒng)”到理想主義的“小傳統(tǒng)”

“中傳統(tǒng)”是從明治維新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為止的思想結構。這個時期，大傳統(tǒng)的兩極結構，以及各自內(nèi)部層累疊加的復雜結構不斷崩壞，轉(zhuǎn)變成了以天皇為頂點的一元結構。

“中傳統(tǒng)”具有四個領域。“顯”一側的頂點表示，由于西方的新思想文化傳入，日本制定了憲法，成為與歐美并列的文明國家?！叭褰獭碧幱凇帮@”之下，儒教推崇的忠孝道德倫理成為“顯”的必要支撐。

相對于世俗領域，在神佛代表的“冥”的領域中，神社進行了重組，祭祀天皇祖先的伊勢神宮是其頂點，相反，普通民眾則以佛教形式來祭祀祖先。這一結構在整體上形成了家父長制的體制，天皇的地位是全體國民的家父長。在“中傳統(tǒng)”的結構下，日本開始接受西方的現(xiàn)代思想文化，形成新思想。

日本思想史的構造（中傳統(tǒng)）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中傳統(tǒng)”瓦解，新的“小傳統(tǒng)”形成，其思想結構主要是：和平、人權、民主被視為人類共同價值；代表王權的天皇僅具有象征意義，不予討論；同時不再考慮神佛等宗教元素。

但是，不符實際的匆忙趕造的理想主義終究是表象，實質(zhì)是日本在冷戰(zhàn)結構中只能依附美國，處于半獨立狀態(tài)。在此背景下，基于表象的戰(zhàn)后進步主義發(fā)展起來?！靶鹘y(tǒng)”解體后，如今的日本已經(jīng)陷入后現(xiàn)代的思想崩壞狀態(tài)。

作為典范的中國思想：理解日本思想史的基礎

日本思想的特征總是被外來思想決定，另一方面，日本也曾追求原創(chuàng)性的獨特思想。所謂外來思想，在前近代是中國思想，在近代則是西方思想。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殷商始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而日本在三世紀的邪馬臺國時期才形成所謂國家，而在此近兩千年前，中國就已經(jīng)有了歷史，有了文字文化。此后，周朝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左右興起，從周朝分裂到春秋戰(zhàn)國（前770—前221），再由秦朝（前221—前207）完成統(tǒng)一。中國的王朝經(jīng)歷了古代統(tǒng)一王朝西漢（前206—8）、東漢（25—220），直到三國時代的魏才終于有了邪馬臺國朝貢之事?？梢哉f，在日本終于喚醒文明的時刻，中國已經(jīng)結束一輪歷史，進入了下一個循環(huán)。中國又經(jīng)過兩晉南北朝時期，再次統(tǒng)一為新的帝國，這就是日本所全面學習的隋唐時代。但是，新興國家日本無論多么努力，終究無法在歷史厚度上取勝。

陜西西安出土唐朝佛教唐三彩雕像

在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被稱為“諸子百家”的思想家們登上舞臺，政治思想往往在其中占據(jù)核心位置?；凇岸Y”的秩序重視人際關系的儒家逐漸強大。漢朝采用了儒家的德治主義，并將其國教化。漢朝的儒家（儒學、儒教）采用以天為本的形而上學，建立“天人感應說”。

皇帝之下的官僚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在六朝時代，世襲的貴族掌握權力，一直持續(xù)到唐代，但世襲權力的繼承并非主流，宋代以后則是通過相當于公務員考試的科舉來選拔官僚。科舉考試重視儒教經(jīng)典，因此儒教經(jīng)典研究非常興盛，特別是朱熹確定的新注釋，作為官方學說逐漸被運用于科舉。科舉考試還要考察寫作能力，因此，通過考試的官僚是既博通古籍又精于寫作的知識分子（士大夫）。由此，在中國的統(tǒng)治結構下，天-皇帝-官僚（知識分子）-一般庶民的立體型基本結構成為了典型。到了明代，在普通庶民中也出現(xiàn)了具有經(jīng)濟實力，能擔當新文化領袖的人。

另外，中國把基于儒教“禮”的德治主義當作文明化的標尺，從而認為只有實現(xiàn)“禮”的漢民族才是“中華”，其周邊民族是劣等的野蠻夷狄，這樣的華夷思想成為常識。單憑武力取勝的征服霸權不能獲得合法性，因此必須成為建立禮制的文明國家。正因如此，周邊的不同民族也效仿中國，采取儒教的禮制。同時，在華夷關系方面，中國以冊封體制在實際的外交中定位自身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在冊封體制下，周邊國家向中國朝貢，中國皇帝再授予稱號和印章，以明確尊卑關系。周邊國家雖然在形式上地位卑劣，卻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實際利益，雙方由此構建和平關系。

在這樣的中國思想史脈絡中，又該如何定位佛教和道教？佛教誕生于印度，并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中國。佛教一方面蒙受著來自正統(tǒng)儒教與政治權力的雙重壓力，一方面又承擔起儒教無法回應的大眾精神需求。

佛教與中國正統(tǒng)思想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政治思想，佛教是追求從個人的苦難中解脫的思想。佛教以出離世俗秩序，游心“方外”世界為理想。這會受到儒教出于世俗倫理立場的批判，但對于在世俗中受苦的知識分子而言，佛教實現(xiàn)了避風港的功能。佛教并非與政治絕緣，例如從六朝時代至唐代，特別典型的是則天武后的周代，不過，就整體思想史而言，這些可視為例外。但是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朝等外來民族統(tǒng)治的地域，佛教具有巨大的力量。佛教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即滲透于普通民眾中，凝聚信仰。特別在明代以后，這一傾向非常顯著，有時也會產(chǎn)生白蓮教一類的反體制教團。

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

道教則來源于老莊思想，后來通過把老子神格化而發(fā)展起來，形成追求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道教比佛教世俗性強，但二者共通之處是都具有隱居山中的方外元素。并且，道教比佛教更能作為民眾宗教形成集團，從而經(jīng)常成為反體制運動的核心，震動東漢的太平道就是典型。

比較日本與中國的體制，就能發(fā)現(xiàn)二者差異顯著。日本確實從中國吸收了基本的思想元素并竭力模仿。但是，日本在效仿中國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穩(wěn)定結構，卻與中國差別很大。中國以“天”與“天子”（皇帝）的關系為基礎的結構，內(nèi)涵清晰，容易理解。相較之下，日本王權則復雜得多。在日本，“天”并非承認王權的超越性存在，天神是王權中心天皇的祖先，也就是說，天皇在血緣上與“天”相連。從近世到近代的“中傳統(tǒng)”，日本沒有發(fā)生中國的“易姓革命”，王朝一以貫之，后來日本宣傳這是本國優(yōu)越性的體現(xiàn)。

其次備受矚目的是王權與神佛的關系。中世與近世的日本確實存在像即位灌頂這樣的儀式，但其基本框架是上述王權與神佛之間的緊張的互補關系。神佛既超越現(xiàn)世，又于現(xiàn)世顯現(xiàn)巨大作用，與王權密切關聯(lián)。同時，王權內(nèi)部又具有層累結構。與統(tǒng)治廣大地域的中國不同，日本不需要一元性的強大王權，可以說保存了多元性。直到暴露于危機之下的“中傳統(tǒng)”時期，日本才第一次實現(xiàn)強大的一元統(tǒng)治。

由于中國之大，日本常受其先進的思想文化“壓制”。日本在接受它的同時，也在持續(xù)抵抗。探索自身獨立性成為催生本土思想的巨大動力。大和朝廷從早期與中國的冊封關系中脫離出來，唯日本中心的日本形態(tài)華夷思想日益彰顯。日本不像朝鮮那樣與中國接壤，而是與中國隔海相望，或許對形成這樣的華夷思想起到一定作用。由此可知，若不考察日本與中國的關系，以及近代以后與歐美的關系，就無法理解日本思想史。